康德的安全倫理思想及其現代意義

康德的安全倫理思想及其現代意義

   〔論文關鍵詞〕康德　安全倫理　人性論　永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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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摘要〕康德的安全倫理思想是以其人性論與自然目的論為理論基礎的。他認為，正是人性中的感性欲望與“非社會的社會性”因素誘發了人們之間的沖突，進而危及其安全;而人類可以在作為一種自然存在物的目的性和道德理性的指引下，形成共同的價值理念，并借助國家的力量來維護自身的安全，確保人類的自由意志與權利得以實現，最終達到人類永久和平的目的。顯然，在安全問題尤其是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問題交替凸顯的今天，康德所確立的尋求安全的原則與精神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安全問題一直以來是人類所關心的終極性問題。從柏拉圖開始，西方思想史上幾乎所有的偉大哲學家，都對安全問題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探尋�？档聼o疑最具代表性，從某種程度而言，他是對安全問題進行系統探索的第一人。

    康德有關人類安全問題產生的論證，是建立在人性論與自然目的論基礎上的，盡管在其諸多論著中，并沒有直接使用安全一詞。

    在康德看來，人性并非如霍布斯所言的那樣是惡的，是一種戰爭狀態，也并非如洛克和盧梭所認定的那樣是善的。他認為，人性具有兩重性，人既可為善，亦可作惡;人既是感性的存在物，又是理性的存在者。作為理性的存在者，“他是理智世界的成員，只服從理性法則，而不受自然和經驗的影響”，“作為一個有理性的，屬于理智世界的存在者，人只從自由的理念來思想他自己意志的因果性。這也就是說，人作為理性的存在者是處于道德社會之中，服從道德理性的法則，接受道德理性的約束，是一個自律的存在體，因而人性是善的。然而，作為感性的存在物，人又是生活于世俗世界之中，因而總是易于受其自然欲望的支配，總是傾向于滿足自己感性欲望。人作為有限的理性存在物，惡對其而言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自由選擇自己的行為時，人更多地是以自己的感性欲望的滿足為目的而放棄對道德的服從，人的這種感性欲望單靠道德的力量是難以約束的。也就是說，人的非理性因素會引發人們之間的沖突，進而導致安全問題的產生。

    此外，康德認為，人性中還存在著“非社會的社會性”，即人既有社會性的、渴望參與社會活動的需求，又有非社會性的、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需要。人的這種非社會性的需求，必然會使人“想要一味按自己的意思擺布一切，并且因此之故就會處處都遇到阻力，正如他憑他自己本身就可以了解的那樣，在他那方面他自己也是傾向于成為別人的阻力。這樣，人們之間的沖突在所難免，而人類的安全問題也就由此而生。

    顯然，康德把人類安全問題的產生看做是人性中“惡”的一面作用的必然結果。正是人類自身所固有的感性欲望與非社會性的“惡”引發彼此間的沖突，導致安全問題的出現。但是，康德并不未引伸出人們間的沖突以及安全問題無法解決的結論。相反，他認為，人類可以通過內在固有的理性因素即道德理性的指引，以及外在力量相結合而加以解決。也就是說，康德對于人類安全問題的解決持樂觀的態度。在他看來，盡管沖突與安全問題具有不可避免的特性，但是，人類又是可以借助理性的作用以及國家等外在的體制性的力量來消解人們間的沖突以及安全威脅問題，并預言人類最終必將走向永久和平。

    康德認為，為了確保人類的安全，使人們的沖突保持在一定的范圍內，或者說使這種沖突不至于對沖突雙方的安全帶來毀滅性的后果，需要在理性的指引下，借助道德之外的力量，這種力量主要是國家及相關的制度性要素。畢竟，人的非理性因素所引發的危及人類安全的各種問題單憑的道德力量還不足以解決。

    此外，人的社會性的一面也促使人們基于自利的目的而與別人進行合作，因為當沖突對雙方都不利甚至會引發危及彼此的生命等安全問題時，合作顯然是一種十分必要的選擇，這也是人們為什么通過訂立契約建立國家以及相應的制度，從而過上社會政治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

    康德的另一個有關如何維護人類自身安全問題的論證就是自然目的論。受洛克、盧梭等人的影響，康德也承認人類在由自然狀態向社會狀態過渡之前，過著和平與安逸的生活。但是，康德關于人們為何要脫離這種自然狀態向社會狀態邁進的論證卻與洛克、盧梭的觀點有所不同，反而跟亞里士多德的看法接近。在他看來:“一個被創造物的全部自然秉賦都注定了終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發展出來的。因此，人類在初始階段的條件下的自然狀態的和平與安逸的生活實質上并不符合自然的意圖，畢竟自然把理性賦予了人類，其目的就是要使人的理性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而不是停留在原初的自然狀態之中。也就是說，自然的目的性必然會使人類脫離這種原初的自然狀態，使之朝著更加文明的社會狀態挺進，而人的理性也必將不斷地向前發展，不管這種發展能否給人類帶來幸福和安逸。顯然，康德把人類脫離自然狀態，通過訂立契約建立國家以維護自身的安全看做是符合自然的目的性，為人的理性使然。也就是人類如何更好地維護自身的安全從而實現自身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在目的性使然。

    康德比霍布斯、洛克和盧梭等契約論者更明智之處在于，在他看來，既然國家是建立在普遍同意的社會契約之上，用以維護人們自身安全的手段，那么，政治權力也理應是出自于人們的同意，國家和與之相關的政治權力也應當代表人們的意志，并服務于維護人類自身安全這個目的�？档掳颜�治權力分為三種: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其中立法權歸屬于人民，這種權力只能是“人民的聯合意志”，行政權是由行政機關在立法機關授權之下執行，而司法權是在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范圍內用于裁決人們糾紛，決定法律如何具體使用的權力。這三種權力既相互依存，又各自獨立。雖然康德認為國家以及政治權力是出自于人們的同意，其根本在于維護人類自身的安全與發展，但是，他反對人們借社會契約之名來反對政府，也不同意人們對政治權力有任何的懷疑，因為“從實踐的觀點上看，最高權力的來源，對于受它支配的人民來說，不是可以研究的”，更不用說去反對它了。顯然，康德盡管不同意國家及其相應的機關不受契約的任何約束的說法，但是，他也反對洛克所言的人民有權收回他們給予國家(政府)的權力的觀點，而更傾向于霍布斯的觀點。當然，我們也不會因此而得出康德是一個君主專制論者的結論，康德之所以反對人民收回賦予國家權力，根本原因在于他認為國家就其本質而言就是人類理性的產物，國家及其相關制度的出現在于維護人類自身的安全與發展而不是相反。為此，人們也就沒有必要去懷疑國家自身的問題。

    盡管康德認為國家及其相關制度的產生受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影響，在于控制人的“惡”的一面，但也正因如此才需要理性的作用，正是由于人類理性的存在才使政治成為可能，畢竟國家及其相關制度也是人類理性的合目的性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結果。雖然國家及其相關制度的出現在于消解人與人之間的沖突，確保沖突保持在一定的范圍內或者說使這種沖突不至于對人類自身帶來毀滅性的后果，但是，這并不是人類理性的所追求的最終目標。

    康德認為:“人們是為了另外更高的理想而生存，理性所固有的使命就是實現這一理想，而不是幸福。這一理想作為最高條件，當然遠在個人意圖之上。”而這種最高的理想就是過上有德性的生活。“德性是有限的實踐理性所能得到的最高的東西。”“人之所以擁有尊嚴和崇高并不是因為他獲得了所追求的目的。滿足了自己的愛好，而是由于他的德性。因此，過上有德性的生活是人類發展和追求的最終目的。盡管現實生活并非盡善盡美，危及人類安全的各種因素依然存在，但是，在現實生活之上還有一個完美的、更值得追求的目的王國或道德王國，人們實際上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并借助德性的力量達到此目的。這樣，人類不僅可以維護自身的安全，而且還能夠更好地完善我們的現實生活，使之趨向目的王國，最終也體現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崇高、尊嚴與偉大。

    “政治說，‘你們要聰明如蛇’;道德(作為限制的條件)又補充說，‘還要老實如鴿’。既然如此，那么，作為我們應該據之以行動的無條件的命令法則的總體的道德，與作為維護人類安全與發展的政治的關系該是如何?康德的回答是:“道德的守護神并不向朱庇特(權力的守護神)讓步，因為后者也要服從命運。也就是說，道德就是人類命運的守護神，而作為權力守護神的朱庇特既然也要服從命運，那么它當然也需要道德的守護。道德作為我們應該據之以行動的無條件的命令法則的總體，其本身在客觀意義上就已經是一種實踐，因而作為應用權利學說的政治，與作為只是在理論上的這樣一種權利學說的道德就不可能有任何爭論(因而實踐和理論就不可能有任何爭論。在康德看來，政治家首先應該是有道德的政治家，一個這樣地采用國家智慮的原則使之能夠與道德共同存在的人，而不是一位政治的道德家，一個這樣地為自己鑄造一種道德從而使之有利于政治家的好處的人。盡管國家及其相關政治制度的建立是人的理性使然，在于使人類過上安全與和平的生活，但是，在道德與政治的關系上，康德顯然主張道德要高于政治，政治要從屬于道德的命令。不僅如此，康德還強調:“真正的政治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會寸步難行。盡管政治本身是一種艱難的藝術，然而它與道德的結合卻根本不是什么藝術，因為只要雙方互相沖突的時候，道德就會剪開政治所解不開的死結。此外，康德還對維護人類安全與發展的國家及其相關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正義性與目的性進行了必要的論證。在他看來，國家及其相關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源于公民的契約和社會強力的作用，正義性在于確保人類的自由意志與權利得以實現，而目的性則在于確保人類的安全，尋求永久的和平。
   盡管康德把人類脫離自然狀態，通過訂立契約建立國家看做是符合自然的目的性，是人的理性使然，但是，他又認為，這種狀態最終還得需要強力的作用。“的確，每一個個別的人要求在一個法律體制之下按照自由的原則(即每個人的意志之個別的統一性)而生活的意愿，對于這個目的還是不夠的，而是為此還需要所有的人一起都意愿這種狀態(即聯合意志的集體的統一性)，要求解決這個艱巨的任務;由此就有了公民社會的整體�？墒羌热辉谒�有的個體意愿的不同之上還必須再加上一個他們聯合的原因，以便從中得出一個共同的意志來，而這一點又是所有的人之中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在實踐中)實現這一觀念時就不能指望權力狀態沒有任何別的開端，除非是通過強力而告開始，隨后公共權利就建立在它那強制的基礎之上。顯然，康德一方面承認國家產生于社會契約，但另一方面，又強調了國家的產生離不開強力的作用。正是兩者的共同作用才使國家得以產生，這便是國家合法性的來源。

    康德從形而上的“自由”出發，認為正義是人類自由意志的體現，國家或政治的價值就在于確保人類的這種自由意志�？档抡J為，國家或政治的正義性來源于自由意志，并確保人類的自由意志與權利得以實現。他指出:“如果沒有自由以及以自由為基礎的道德法則的存在，而是一切發生或可能發生的事情都僅僅只是大自然的機械作用，那么政治(作為利用這種作用來治理人的藝術)就完全是實踐的智慧，而正義概念就是一種空洞的想法了。”國家或政治的正義性和以自由為基礎的道德法則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國家或政治的正義性需要以自由為基礎的道德的作保證，而國家或政治的存在就在于確保人類的自由意志得以順利實現。此外，他還認為，人的權利是不可衰讀的，無論它可能使統治權付出多么大的犧牲，一切政治都必須在權利的面前屈膝，而且尊重人類權利是無條件的、絕對命令的義務。因而政治的正義性又體現為確保人的權利的順利實現。不僅如此，康德還認為，判斷國家或政治行為正義與否的重要準則就是，看這種行為是否符合公開性的原則，“凡是關系到別人權利的行為而其準則與公共性不能一致，都是不正義的。也就是說，國家或政治的正義性原則要經得起公開性的考驗，并可以成為普遍化的原則。“凡是(為了不致錯失自己的目的而)需要有公開性的準則的，都是與權利和政治結合一致的。因為如果它們只能通過公開性而達到自己的目的的，那么它們就必須符合公眾的普遍目的(即幸福)，而政治本來的任務就是要使之一致的(使公眾滿意自己的狀態)。因此，國家或政治的正義性就在于通過公開性的方式確保權利得以順利實現。

    在康德看來，國家或政治存在的目的在于確保國與國之間的和平相處，維護人類的安全，從而實現人類永久的和平，這也是人類由野蠻步人文明的一個自然而又必然的歷史過程。“國家是一個人類的社會，除了它自己本身而外沒有任何別人可以對它發號施令或加以處置。它本身像是樹干一樣有它自己的根莖。然而要像接枝那樣把它合并于另一個國家，那就是取消它作為一個道德人的存在并把道德人弄成了一件物品，所以就和原始契約的觀念相矛盾了:而沒有原始契約，則對于一國人民的任何權利都是無法思議的。故此，康德反對一個主權國家對另一個主權國家進行任何干預和侵略，他主張國家與國家之間應該和平相處。為實現人類的永久和平，國家間必須遵循如下幾點:1.凡締結和平條約而其中秘密保留有導致未來戰爭的材料的，均不得視為真正有效;2，沒有一個自身獨立的國家(無論大小，在這里都一樣)可以由于繼承、交換、購買后贈送而被另一個國家所取得;3.常備軍應該及時地全部加以廢除;4.任何國債均不得著眼于國家的對外爭端加以制訂;5.任何國家均不得以武力干涉其他國家的體制和政權;6.任何國家在與其他國家作戰時，均不得容許在未來和平中將使雙方的互相信任成為不可能的那類敵對行動。

    康德反對危及人類安全的戰爭，反對以各種借口武力干涉、侵略他國或以此為由加緊對本國人民的剝削。在他看來，維護人類的安全，建立永久和平不單是政治上的問題，更為重要的，這也是理性所尋求的最高目標。“建立一個普遍和持久的和平，不只是純粹理性范圍內法權理論的一部分，而且是理性的整個最高目標。維護人類的安全，國家與國家之間和平共處，最終實現人類的永久和平，不可能建立在武力或自利算計的基礎上。“人類的普遍意志是善的，但其實現卻困難重重，因為目的的達到并不是由單個人的自由協調，而只有通過存在世界主義地結合起來的類的系統之中、并走向這個系統的地球公民的進步組織才能夠有希望。為此，必須借助政治的作用，通過理性選擇的方式，使人類超越國家與民族的狹隘的界限，從而建立一個普遍的人類共同體，一個超越不同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文化傳統差別的共同體，從而形成關于人類社會及其理想的共同價值理念，尤其要在全世界范圍內形成共同的安全認同的倫理價值觀。只有這樣才能形成人類社會的普遍正義理念，才能最終實現政治與道德上的最高的善—人類的永久和平。

    康德從人類理性與自然目的論的視角出發，樂觀地預測人類一定能夠維護好自身的安全，并必將走向永久和平，過上有德性而又有尊嚴的生活。盡管其論證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非科學性”，但這并不妨礙他作為一個站在時代前列對人類和平與正義的思考所作出的重大貢獻的思想家的地位。他的思想對當今如何維護人類的安全，建構人類持久的和平與建設和諧世界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康德對于危及人類安全的戰爭所帶來的各種災難深有體會，他指出:“戰爭是各式各樣災難和風俗惡化的根源，而在他看來，制止戰爭獲得人類永久的和平與正義的唯一辦法就是理性的引導下，建立一個超越不同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文化傳統差別的共同體，以確保每一個國家和民族自身的各種權利得以順利實現。只有這樣，“每一個國家，縱令是最小的國家也不必靠自身的力量或自己的法令而只須靠這一偉大的各民族的聯盟，只須靠一種聯合的力量以及聯合意志的合法決議，就可以指望著自己的安全和權利了。不僅如此，康德還認為，建立共和制國家是實現人類永久和平最為適合的政體，“因為如果幸運是這樣安排的:一個強大而開明的民族可以建成一個共和國(它按照自己的本性是必定會傾向于永久和平的)，那么，這就為旁的國家提供一個聯盟結合的中心點，使它們可以和它聯合，而且遵照國際權利的觀念來保障各個國家的自由狀態，并通過更多的這種方式的結合漸漸地不斷擴大。康德的這些論斷，在很大程度上表現了他力求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建立維護人類共同利益的政治機制的強烈愿望。

    康德的人類永久和平的構想，他所提倡的建立世界共同體以及形成共同的價值理念，在經濟全球化以及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交替凸顯的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隨著全球化的迅速發展，世界一體化程度進一步加深，世界各國的相互依賴性進一步加強，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問題則日益凸顯，并且這些安全問題的解決單憑一國的力量無法企及，對此，除了建立諸如聯合國等這樣的世界共同體以協調彼此間的利益與分歧外，形成共同的價值理念尤其是共同的安全倫理價值理念無疑十分重要。環顧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安全困境，安全問題的久而未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人們之間缺乏一致的“安全認同”，或者說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人們間的“安全認同危機”。要解決“安全認同危機”問題，擺脫“安全困境”，實現康德所言的人類的永久和平，就必須達成一致的“安全認同”理念，即人們對于何為安全以及為何安全方面達成一致的認知與認同，并在此基礎上通過相互間的協調、合作，摒棄或克服因各自的生存背景、地區、文化傳統等的差異性，在維護自身的安全利益方面做到彼此間的求同存異、相互合作，進而在“安全認同”的倫理價值取向以及用以維護各自安全的行為模式等方面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和行動，以確保行為體之間的和諧相處與“優態共存”。這是人們擺脫“安全認同危機”、“安全困境”以及能夠和諧共處的必要條件。

    康德的人類共同體的構想在當代世界無疑部分地得到了實現。盡管他所尋求的人類永久和平與正義的理想與現實還有很大的差距，危及世界和平與正義的各種因素依然存在，但是，隨著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的交織凸現，世界各國之間的共同利益以及相互間的依賴性進一步加深等，必將有利于世界朝著和平的方向發展，這也表明在全人類的共同努力之下，建立一個和平與正義的世界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中國，正是在順應時代發展要求的基礎上，極力倡導世界各國做到“互信、互利、平等、協作”，求同存異、和平共處，和而不同，建設和諧世界，以確保人類自身的安全，維護好人類的和平與正義。這必將得到越來越多的國家的認同和接受。正如康德所言的那樣，在理性引導下，人類的安全問題最終將會得以解決，人類的永久和平與正義必將得以實現，人類也必將過上有德性而又具有尊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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