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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試析周劭馨文學批評

        時間:2024-10-13 18:16:44 論文范文 我要投稿

        試析周劭馨文學批評

          論文摘要:周劭馨在數十年的文學評論中,堅持理論和文采的良性互動,對中國文化審美現象的雙向探討,對青年作者的熱情關懷。

          論文關鍵詞:文學評論 治學和為人 理論和文采

          早就聽過不少前輩、師友一再提及周劭馨治學的嚴謹和為人的謙遜。果然,想進一步了解他為江西文學所作的貢獻時,他總是搖搖頭一再轉向別的話題。“早年省作協評論組的‘十八棵青松’確實為本省作家作品做了很多的鼓吹工作,但本人作為一名業余評論工作者,出力不多,大量工作并卓見功效的是其他同志。”每次談話,周劭馨都堅持這么說。

          一、理論和文采的良性互動。文學評論既要有理性的分析,更要有一場感情的主體投入

          “神奇的西雙版納,是一首朦朧的詩,是一個美麗的夢。在這個遙遠地方發生的故事,我所感受到的情調,頗類于金小風演唱《月光下的風尾竹》,但又多了幾分哀怨,幾分惆悵。也許它到底只是一種心靈外化的比興,重要的是,郭國甫創作《夢回南國》,決不是‘為賦新詞強說愁’,而恰恰是‘卻道天涼好個秋’。”——這樣的文字你肯定會當作一篇精美的散文來面對。而這樣的文字又的確屬于評論,是對郭國甫的小說《夢回南國》的評論。
          ——這便是周劭馨文學批評的一個顯著風格。
          從事文學評論工作數十年里,周劭馨始終堅持“論”與“文”的緊密結合。文學評論要評中有論,評的質量高低也取決于論,因此文學評論要恪守自身的學術品格。評論更重要的是總結創作規律,引導創作的發展和提高,單純地為作家推銷作品而服務是不夠的,還應有學術建樹、學術個性。另一方面,文學評論也是文學,因此也要有文采,在文學鑒賞的基礎上,有評論者主觀的感受,有一場感情的投入。

          劉志陽的小說《蝓》,向讀者展示的是一個愛情的悲劇故事。周劭馨對文本進行分析之后,他的心情不禁憂郁起來,“讀這篇作品的時候,總感到它是那樣的陰郁,我的心仿佛浸飽了雨水,顯得特別地沉重,渾身的毛孔都像被雨水沾住很不自在。那幢鬧鬼的房子浮沉著,搖動著,卻依然顯現在黃昏的細雨中,而且即將又有另一個女人要搬進去,而我是多么希望它能轟然倒下!”

          在分析陳蔚文的小說時,周劭馨文采飛揚的批評風格顯得更為突出。他寫到,“陳蔚文的小說恰似一匹質地優良的嫩綠色絲綢,它在微風中展開,漾起一圈圈漣漪,純凈,柔軟,生動,像一首優美的散文詩。但她有的小說也頗呈異彩,既保留了這種一貫風格,又出現了一些新的成色。《1818年的圍屋與愛情》就使你感覺到,它似乎粗糙一些,駁雜一些,但卻有了一種格外的充實。盡管那個商人和歌妓的愛情,在極困頓極無奈的境遇中仍然純凈如雪,但圍繞他們彌散開來的歷史滄桑和世俗偏見的云煙,卻使它成了一個時代的敘事。我是很看好這篇小說的,因為它預示著一種境界的開拓。”

          顯然,由于評論者的主體參與,使得這些文字蕩漾起來,我們隨著評論者的悲喜而悲喜。待我們心情平靜之后,不由萌生出要去讀讀小說的欲望。在這里,評論與文本的關系由客觀、冷靜的評述而變得無限親和、靈動起來。

          周劭罄還是江西詩壇六七十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后轉入評論的。出于對詩歌評論的偏愛,我從上世紀80年代的《星火》中查閱到周劭馨兩篇對江西詩歌的評淪。《時代風濤的心靈回聲》是對新時期江西詩壇狀況的描述,還有一篇——《隊伍來到了開闊地》是評述《谷雨文學創作叢書·詩歌集》的。兩篇評論洋洋灑灑,娓娓道來,既鞭辟人里,又深入淺出,飽含著一位評論家對江西詩歌的切切關懷之情。在周劭馨的諸多評論中,嫻熟駕馭語言的能力自然不說,你總能感受到一股壓抑不住的激情噴薄而出。有時他干脆把評論當作散文來寫,如《他心中有一塊圣地——評俞林長篇小說<在青山那邊>》、《又回到舊時庭院——對(夢回南國)的一些感悟》、《秋山柿于紅——<黑眼睛天使>的感悟》等等莫不如此,你看連題目都是散文化了。

          二、中國文化審美現象的雙向探討。對審美現象進行文化的考察,進行學術研究的一次開拓

          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文化史研究在我國逐漸受到重視。之后,比較哲學、比較文學、比較詩學等都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周劭馨歷經數年,從審美文化著手,在綜合美學、文藝學、文化學知識的基礎上,對中國審美文化進行了系統的研究。

          周劭馨認為,審美文化作為一個新的研究課題、新的學科,和其他傳統的和新興的學問一樣,都是為了掌握世界,因此它完全可以從不同的視角、不同的方向進行深人研究。1992年底,百花洲文藝出版社推出他的專著《中國審美文化》,12章20萬字的論述,就是他苦心經營的成果。

          周劭馨對中國普遍的文化與審美現象,進行了雙向探討。一方面,他闡述中國的整體文化觀念如何統領、影響審美意識,后者又如何表現出中國藝術的獨特個性,另一方面,他從中國藝術的特征人手,探討中國審美意識的獨特性及其文化底蘊。進而揭示中國整體觀念文化的民族個性及其對藝術的滲透和影響。

          在完整的理論體系中,他致力予對中國審美現象進行文化性質的考察,對中國文學藝術獨特的民族個性及其歷史文化底蘊作出真實的揭示。他從中國獨特的宇宙意識、人生哲學、人本主義、道德觀念、人格精神以及生態環境等方面的文化特征,探索其對中國審美意識的滲透影響。他還從中國獨特的審美把握方式、形象體系的顯示方式、審美表現的重心、藝術風格的特征以及審美接受特征等方式,反映社會一般文化對中國審美文化的影響。

          有人以西方文化作為衡量中國文化的標準尺度,周劭馨認為,把西方文化作為一種參照系是很有必要的,但如果把其作為標準尺度甚至是典型模式來對待,則有失偏頗。在審美文化的研究上,他運用了中西比較的方法,在中西比較中凸現民族個性。有評論家認為,周劭馨對中國審美文化的研究,“建構了一個獨創的完整理論體系”,“填補了學術研究領域的一個空白”。

          在進行中國審美文化研究的同時,周劭馨對一些重大的文藝理論問題也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討。關于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和學習外國優秀文化,他認為,“真正的作家、藝術家是屬于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文藝的傳統作為一種遺傳密碼,不可避免地要流貫在他們的作品之中。也許有時連他們自己也不能破譯這種密碼,但是正如一位年輕的詩人所說的,‘我斷定自己的血液里流著土地!土地的靈魂在撼動我一顆跳躍的心!”’無疑,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對民族文化的揚棄,不僅要面對凝結在古代典籍中的文化,還要開發蘊藏在地域民間的文化。“一個民族的整體文化總是以一定的形式包括地域特征孕育的形式,化為一定的生命方式,并逐漸內化為某種獨特的心理結構的。這種心理結構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也能相對恒定地保持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之中,它是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最內在的本質,最鮮活的靈魂,抓住了它,就能導讀一個地域的文化,也能導讀一個民族的文化。”但同時周劭馨又有一種開放的態度,特別是對藝術形式,他主張“有容乃大”,他就說,“在文學形式上,不敢學習外國,不敢引進借鑒,固步自封,因循守舊,是沒有出路的。長期以來,我們滿足于一個‘土’字,把一切‘洋’的東西不分青紅皂白,都視為‘異端’,對外國的一些新的文學流派,不接觸,不研究,不借鑒,一概當作‘腐朽沒落’的東西拒于國門之外,這是我們的文學落后于人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評論要有詩意,又難免失之膚淺。而要深刻,又很難賦予文采。只有具備深厚的文化底蘊才能達到"深刻的詩意"”

          評論家應當比作家更具備多方面的歷史文化知識,更系統地對社會了解,更深刻地對現象判斷的能力,然后才能給予作家更有效的幫助。文學不是孤立的,它和美術、戲曲、建筑等一切藝術形式都會發生關聯。文學批評往往從歷史的、社會的、心理的、文化的、審美的廣闊背景下,闡示創作的規律所在。

          新時期以來,文壇進行了不同的探索試驗,出現了不同形式的創作方式和風格“多元化”的現象。但是,另一方面,在多元化創作的背后隱藏著迷亂和迷茫。對此,周劭馨撰寫了《關于形成新的創作規范的斷想》等一系列評論進行探討。在他看來,一種創作方法能夠取得成功,需要具備至少三種條件,一、消化能力強,包容性大,能夠融匯多種創作方法的長處與優點,二、具備能最充分地反映和表現出當代中國社會生活和文化心理的能力,少有局限,三、作品既能切合讀者的欣賞要求,又能提升讀者的欣賞要求。


          因此周劭馨認為,“一個時代的文學的內在精神,應該與這個時代社會發展必須激揚和必須呼喚的精神文化相一致。”他還認為,“一部作品如果能以一種卓然獨立的品格,使人們意識到某種新的東西的萌發,它就具有一定的開拓的意義。”回周劭馨的評論涉獵較廣,內容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迅速地反映出時代生活。并且,他不僅能抓住作家作品與眾不同的個性,而且將其和時代生活相結合,《革命歷史題材長篇小說創作的新視野》、《淺談文學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論中篇小說創作的美學尺度》等篇章都是如此。1986年11月,他的評論集《文學的求索》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評論家認為論集中收入的有些文章“寫得很扎實”,是“具有新見解的系統化的好文章”。

          在不少評論中,周劭馨極力從作品的文化底蘊中進行挖掘,從而表達出作者靈魂中更為深刻的內涵。在評論陳世旭的長篇小說《裸體問題》中,他對“知識分子”進行了精辟的闡述,“知識分子作為精神生產的主體,不僅僅運用歷史提供的材料,也運用現實提供的材料,他們生產的精神產品是取之于整個社會的,是具有時代的、全民的性質的,而他們自己又是這種精神產品的最富有的占有者,因此同樣地,他們的精神現象也是一種時代的、全民的精神現象,從知識分子的精神、意識、文化心理,也就可以反映出整個社會的精神、意識、文化心理。”他正是從這樣的認識出發,來分析小說中描寫的知識分子形象的,對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各種不同個性知識分子的精神特征作出合乎邏輯的揭示。

          周劭馨在一篇評論中談到江西革命歷史的題材創作中有一種“女神情結”,并從地域環境、作家主體、文藝傳統幾個方面闡述了它的成因,其中甚至涉及采茶戲,“采茶戲在江西土生土長,遍及城鄉,人見人愛,而它本質上卻是一種俏妹子美學,以年輕、貌美、機靈、活潑的女性為主角,并以女性為中心,男性畫著三花臉,走著矮子步,圍繞著女性團團轉,這是藝術構思的基本模式,也是舞臺調度的基本原則……這種‘俏妹子美學’與我們探討的革命歷史題材創作中的‘女神情結’是否也存在著一種內在的聯系呢,”凹這樣的分析是比較細致、比較周全的,也有相當的深度,更顯然與他對中國審美文化熟稔很有關系。

          周劭馨重視粥示創作的文化內涵,但是他又堅持文學的生活性,十分在意文學作品中生活的魅力。他在評論一些“文化尋根”的作品時,“特別警惕”的是,不要讓文化對生活規范得太嚴,而是有意識地注意使理性的傳達更加節制一些,含蓄一些,生活的展示更加放開一些,淋漓一些,讓文化語境下的渾厚的生活原色,能閃射出更加動人的魅力。

          一篇評論,如果講究文采的漂亮,就很難達到深刻。如果要深刻,就很難做到文辭豐美。而周劭馨的評論,恰當地做到了深刻的詩意。對于評論而言,1000字左右和5000字以上的篇幅最難令人把握。對于前者,尺幅之內如何馳騁千里,而后者,廣闊天地又該如何集精神于一體,對于囊括100位母親列傳的《中國母親》,如何用不到兩千字的容量恰當地評價,周劭馨把手掌一翻,用一系列排比句式就容易地解決了這個難題,并進而指出,“書中洋溢著的精忠報國的精神,肩擔道義的精神,艱苦奮斗的精神,敬業樂群的精神,都是中國文化傳統中最可寶貴的元素,最有生命活力的元素,它鑄煉著中華民族的稟性,中華民族的肝膽!石在火在,永遠不滅!”o——而在《2001年江西小說幾個文本的閱讀》、《穿行2002年江西小說現場》等評論中,更讓人覺得他駕馭“深刻的詩意”的超人之處。他似乎像一位得道的高僧,你還沒來得及看清,他巳將懸崖上的果子摘取下來。而這一切,沒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又豈能自如實現呢,

          四、寫作就是實驗。年輕作者在多樣化創作的實踐中,未必都成熟,但善意的批評和贊揚對他們都是有益處的

          從周劭磬文學批評的對象來看,盡管魯迅、王統照、沙汀、王汶石、徐懷中、劉兆林、何建明等現當代作家作品都有專文評論,但他最關切的卻是新時期江西作家的創作。不僅在不同時期發表了一些綜評性的文字,而且為不少作家的創作寫過專文。他為我省作家的目光越過丘陵地帶,投身更加高遠的天地而欣喜,殷切地期待著我們的隊伍早日挺進開闊地,占領制高點。

          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周劭磐對我們年輕作家的創作,關懷熱忱,寄予厚望。他經常提到楊劍敏、陳然、陳蔚文、葉明新等年輕作家的作品,為他們在創作上取得的成績感到鼓舞,認為年輕一代作家的成長,是我省文學發展提高的希望和未來。在這里不能不提《穿行2002年江西小說現場》。這篇萬余言的評論被20003年3月號《創作評譚》頭條推出。這篇評論是他繼《2001年江西幾個小說文本的閱讀》之后的又一關注江西小說創作的評論。面對2002年創作豐收的江西小說界,周劭馨激情飛揚。更為引人矚目的是,這篇評論對年輕的小說作者的熱切關注。在此評論中,除4位作家外,其余11人全部是年輕作者,有的甚至是只發表1篇小說的年輕作者。當然,我省不少現在有影響的中老年作家,他們青年時代的創作,周劭馨也作過熱情的評價。

          在新的文學形勢下,年輕的作者會表現出較為活躍的創作方式。他們敏于接受新的文學觀念和表現手段,努力追求新的突破,盡管要有一個消化過程,開始也許難免不帶模仿痕跡,然而“年輕的作者有益探索是值得為之欣喜的。模仿總比拒絕好。寫作是一個實驗過程,是實驗就未必都成熟,卻可以走向成熟。

          對于處在探索階段的新面孔,應當積極關注,哪怕你是批評,對他們也有激勵。”周劭馨把自己當作普通的讀者,閱讀作品不囿一類。現實主義的、傳統寫法的作品,能讓他喜歡上的他都喜歡,現代派或者先鋒派的作品,他也愛讀。因此,年輕作者的作品,他都認真對待。

          他認為年輕階段是能否成才的重要階段。作為一個關注文學發展的人,理應把目光多放在這些年輕人身上。誠然,幾位作家隱匿在文本中的理性,未必都具有充分的現代性,離時代前沿也許更有一段距離。但他們的實驗性寫作,能夠校正非理性、反理性的偏頗,重新召回理性,使作品透出一種理性精神,加上他們在藝術手法上借鑒外國藝術的同時,又心存著一份對本土受眾閱讀習慣的尊重,這一些卻無疑是走向成熟的表現。評論家應該對他們的創作有所幫助。

          “我始終是一個讀者,只是帶著自己的心智和經驗去讀作品,有時也寫點讀后感的文字,卻從來沒有想過要對作家作品去進行‘評論’,更不敢以‘評論家’自命,那要求是很高的,我達不到。”——這就是周劭馨的風格、治學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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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析周劭馨文學批評

              論文摘要:周劭馨在數十年的文學評論中,堅持理論和文采的良性互動,對中國文化審美現象的雙向探討,對青年作者的熱情關懷。

              論文關鍵詞:文學評論 治學和為人 理論和文采

              早就聽過不少前輩、師友一再提及周劭馨治學的嚴謹和為人的謙遜。果然,想進一步了解他為江西文學所作的貢獻時,他總是搖搖頭一再轉向別的話題。“早年省作協評論組的‘十八棵青松’確實為本省作家作品做了很多的鼓吹工作,但本人作為一名業余評論工作者,出力不多,大量工作并卓見功效的是其他同志。”每次談話,周劭馨都堅持這么說。

              一、理論和文采的良性互動。文學評論既要有理性的分析,更要有一場感情的主體投入

              “神奇的西雙版納,是一首朦朧的詩,是一個美麗的夢。在這個遙遠地方發生的故事,我所感受到的情調,頗類于金小風演唱《月光下的風尾竹》,但又多了幾分哀怨,幾分惆悵。也許它到底只是一種心靈外化的比興,重要的是,郭國甫創作《夢回南國》,決不是‘為賦新詞強說愁’,而恰恰是‘卻道天涼好個秋’。”——這樣的文字你肯定會當作一篇精美的散文來面對。而這樣的文字又的確屬于評論,是對郭國甫的小說《夢回南國》的評論。
              ——這便是周劭馨文學批評的一個顯著風格。
              從事文學評論工作數十年里,周劭馨始終堅持“論”與“文”的緊密結合。文學評論要評中有論,評的質量高低也取決于論,因此文學評論要恪守自身的學術品格。評論更重要的是總結創作規律,引導創作的發展和提高,單純地為作家推銷作品而服務是不夠的,還應有學術建樹、學術個性。另一方面,文學評論也是文學,因此也要有文采,在文學鑒賞的基礎上,有評論者主觀的感受,有一場感情的投入。

              劉志陽的小說《蝓》,向讀者展示的是一個愛情的悲劇故事。周劭馨對文本進行分析之后,他的心情不禁憂郁起來,“讀這篇作品的時候,總感到它是那樣的陰郁,我的心仿佛浸飽了雨水,顯得特別地沉重,渾身的毛孔都像被雨水沾住很不自在。那幢鬧鬼的房子浮沉著,搖動著,卻依然顯現在黃昏的細雨中,而且即將又有另一個女人要搬進去,而我是多么希望它能轟然倒下!”

              在分析陳蔚文的小說時,周劭馨文采飛揚的批評風格顯得更為突出。他寫到,“陳蔚文的小說恰似一匹質地優良的嫩綠色絲綢,它在微風中展開,漾起一圈圈漣漪,純凈,柔軟,生動,像一首優美的散文詩。但她有的小說也頗呈異彩,既保留了這種一貫風格,又出現了一些新的成色。《1818年的圍屋與愛情》就使你感覺到,它似乎粗糙一些,駁雜一些,但卻有了一種格外的充實。盡管那個商人和歌妓的愛情,在極困頓極無奈的境遇中仍然純凈如雪,但圍繞他們彌散開來的歷史滄桑和世俗偏見的云煙,卻使它成了一個時代的敘事。我是很看好這篇小說的,因為它預示著一種境界的開拓。”

              顯然,由于評論者的主體參與,使得這些文字蕩漾起來,我們隨著評論者的悲喜而悲喜。待我們心情平靜之后,不由萌生出要去讀讀小說的欲望。在這里,評論與文本的關系由客觀、冷靜的評述而變得無限親和、靈動起來。

              周劭罄還是江西詩壇六七十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后轉入評論的。出于對詩歌評論的偏愛,我從上世紀80年代的《星火》中查閱到周劭馨兩篇對江西詩歌的評淪。《時代風濤的心靈回聲》是對新時期江西詩壇狀況的描述,還有一篇——《隊伍來到了開闊地》是評述《谷雨文學創作叢書·詩歌集》的。兩篇評論洋洋灑灑,娓娓道來,既鞭辟人里,又深入淺出,飽含著一位評論家對江西詩歌的切切關懷之情。在周劭馨的諸多評論中,嫻熟駕馭語言的能力自然不說,你總能感受到一股壓抑不住的激情噴薄而出。有時他干脆把評論當作散文來寫,如《他心中有一塊圣地——評俞林長篇小說<在青山那邊>》、《又回到舊時庭院——對(夢回南國)的一些感悟》、《秋山柿于紅——<黑眼睛天使>的感悟》等等莫不如此,你看連題目都是散文化了。

              二、中國文化審美現象的雙向探討。對審美現象進行文化的考察,進行學術研究的一次開拓

              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文化史研究在我國逐漸受到重視。之后,比較哲學、比較文學、比較詩學等都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周劭馨歷經數年,從審美文化著手,在綜合美學、文藝學、文化學知識的基礎上,對中國審美文化進行了系統的研究。

              周劭馨認為,審美文化作為一個新的研究課題、新的學科,和其他傳統的和新興的學問一樣,都是為了掌握世界,因此它完全可以從不同的視角、不同的方向進行深人研究。1992年底,百花洲文藝出版社推出他的專著《中國審美文化》,12章20萬字的論述,就是他苦心經營的成果。

              周劭馨對中國普遍的文化與審美現象,進行了雙向探討。一方面,他闡述中國的整體文化觀念如何統領、影響審美意識,后者又如何表現出中國藝術的獨特個性,另一方面,他從中國藝術的特征人手,探討中國審美意識的獨特性及其文化底蘊。進而揭示中國整體觀念文化的民族個性及其對藝術的滲透和影響。

              在完整的理論體系中,他致力予對中國審美現象進行文化性質的考察,對中國文學藝術獨特的民族個性及其歷史文化底蘊作出真實的揭示。他從中國獨特的宇宙意識、人生哲學、人本主義、道德觀念、人格精神以及生態環境等方面的文化特征,探索其對中國審美意識的滲透影響。他還從中國獨特的審美把握方式、形象體系的顯示方式、審美表現的重心、藝術風格的特征以及審美接受特征等方式,反映社會一般文化對中國審美文化的影響。

              有人以西方文化作為衡量中國文化的標準尺度,周劭馨認為,把西方文化作為一種參照系是很有必要的,但如果把其作為標準尺度甚至是典型模式來對待,則有失偏頗。在審美文化的研究上,他運用了中西比較的方法,在中西比較中凸現民族個性。有評論家認為,周劭馨對中國審美文化的研究,“建構了一個獨創的完整理論體系”,“填補了學術研究領域的一個空白”。

              在進行中國審美文化研究的同時,周劭馨對一些重大的文藝理論問題也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討。關于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和學習外國優秀文化,他認為,“真正的作家、藝術家是屬于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文藝的傳統作為一種遺傳密碼,不可避免地要流貫在他們的作品之中。也許有時連他們自己也不能破譯這種密碼,但是正如一位年輕的詩人所說的,‘我斷定自己的血液里流著土地!土地的靈魂在撼動我一顆跳躍的心!”’無疑,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對民族文化的揚棄,不僅要面對凝結在古代典籍中的文化,還要開發蘊藏在地域民間的文化。“一個民族的整體文化總是以一定的形式包括地域特征孕育的形式,化為一定的生命方式,并逐漸內化為某種獨特的心理結構的。這種心理結構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也能相對恒定地保持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之中,它是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最內在的本質,最鮮活的靈魂,抓住了它,就能導讀一個地域的文化,也能導讀一個民族的文化。”但同時周劭馨又有一種開放的態度,特別是對藝術形式,他主張“有容乃大”,他就說,“在文學形式上,不敢學習外國,不敢引進借鑒,固步自封,因循守舊,是沒有出路的。長期以來,我們滿足于一個‘土’字,把一切‘洋’的東西不分青紅皂白,都視為‘異端’,對外國的一些新的文學流派,不接觸,不研究,不借鑒,一概當作‘腐朽沒落’的東西拒于國門之外,這是我們的文學落后于人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評論要有詩意,又難免失之膚淺。而要深刻,又很難賦予文采。只有具備深厚的文化底蘊才能達到"深刻的詩意"”

              評論家應當比作家更具備多方面的歷史文化知識,更系統地對社會了解,更深刻地對現象判斷的能力,然后才能給予作家更有效的幫助。文學不是孤立的,它和美術、戲曲、建筑等一切藝術形式都會發生關聯。文學批評往往從歷史的、社會的、心理的、文化的、審美的廣闊背景下,闡示創作的規律所在。

              新時期以來,文壇進行了不同的探索試驗,出現了不同形式的創作方式和風格“多元化”的現象。但是,另一方面,在多元化創作的背后隱藏著迷亂和迷茫。對此,周劭馨撰寫了《關于形成新的創作規范的斷想》等一系列評論進行探討。在他看來,一種創作方法能夠取得成功,需要具備至少三種條件,一、消化能力強,包容性大,能夠融匯多種創作方法的長處與優點,二、具備能最充分地反映和表現出當代中國社會生活和文化心理的能力,少有局限,三、作品既能切合讀者的欣賞要求,又能提升讀者的欣賞要求。


              因此周劭馨認為,“一個時代的文學的內在精神,應該與這個時代社會發展必須激揚和必須呼喚的精神文化相一致。”他還認為,“一部作品如果能以一種卓然獨立的品格,使人們意識到某種新的東西的萌發,它就具有一定的開拓的意義。”回周劭馨的評論涉獵較廣,內容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迅速地反映出時代生活。并且,他不僅能抓住作家作品與眾不同的個性,而且將其和時代生活相結合,《革命歷史題材長篇小說創作的新視野》、《淺談文學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論中篇小說創作的美學尺度》等篇章都是如此。1986年11月,他的評論集《文學的求索》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評論家認為論集中收入的有些文章“寫得很扎實”,是“具有新見解的系統化的好文章”。

              在不少評論中,周劭馨極力從作品的文化底蘊中進行挖掘,從而表達出作者靈魂中更為深刻的內涵。在評論陳世旭的長篇小說《裸體問題》中,他對“知識分子”進行了精辟的闡述,“知識分子作為精神生產的主體,不僅僅運用歷史提供的材料,也運用現實提供的材料,他們生產的精神產品是取之于整個社會的,是具有時代的、全民的性質的,而他們自己又是這種精神產品的最富有的占有者,因此同樣地,他們的精神現象也是一種時代的、全民的精神現象,從知識分子的精神、意識、文化心理,也就可以反映出整個社會的精神、意識、文化心理。”他正是從這樣的認識出發,來分析小說中描寫的知識分子形象的,對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各種不同個性知識分子的精神特征作出合乎邏輯的揭示。

              周劭馨在一篇評論中談到江西革命歷史的題材創作中有一種“女神情結”,并從地域環境、作家主體、文藝傳統幾個方面闡述了它的成因,其中甚至涉及采茶戲,“采茶戲在江西土生土長,遍及城鄉,人見人愛,而它本質上卻是一種俏妹子美學,以年輕、貌美、機靈、活潑的女性為主角,并以女性為中心,男性畫著三花臉,走著矮子步,圍繞著女性團團轉,這是藝術構思的基本模式,也是舞臺調度的基本原則……這種‘俏妹子美學’與我們探討的革命歷史題材創作中的‘女神情結’是否也存在著一種內在的聯系呢,”凹這樣的分析是比較細致、比較周全的,也有相當的深度,更顯然與他對中國審美文化熟稔很有關系。

              周劭馨重視粥示創作的文化內涵,但是他又堅持文學的生活性,十分在意文學作品中生活的魅力。他在評論一些“文化尋根”的作品時,“特別警惕”的是,不要讓文化對生活規范得太嚴,而是有意識地注意使理性的傳達更加節制一些,含蓄一些,生活的展示更加放開一些,淋漓一些,讓文化語境下的渾厚的生活原色,能閃射出更加動人的魅力。

              一篇評論,如果講究文采的漂亮,就很難達到深刻。如果要深刻,就很難做到文辭豐美。而周劭馨的評論,恰當地做到了深刻的詩意。對于評論而言,1000字左右和5000字以上的篇幅最難令人把握。對于前者,尺幅之內如何馳騁千里,而后者,廣闊天地又該如何集精神于一體,對于囊括100位母親列傳的《中國母親》,如何用不到兩千字的容量恰當地評價,周劭馨把手掌一翻,用一系列排比句式就容易地解決了這個難題,并進而指出,“書中洋溢著的精忠報國的精神,肩擔道義的精神,艱苦奮斗的精神,敬業樂群的精神,都是中國文化傳統中最可寶貴的元素,最有生命活力的元素,它鑄煉著中華民族的稟性,中華民族的肝膽!石在火在,永遠不滅!”o——而在《2001年江西小說幾個文本的閱讀》、《穿行2002年江西小說現場》等評論中,更讓人覺得他駕馭“深刻的詩意”的超人之處。他似乎像一位得道的高僧,你還沒來得及看清,他巳將懸崖上的果子摘取下來。而這一切,沒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又豈能自如實現呢,

              四、寫作就是實驗。年輕作者在多樣化創作的實踐中,未必都成熟,但善意的批評和贊揚對他們都是有益處的

              從周劭磬文學批評的對象來看,盡管魯迅、王統照、沙汀、王汶石、徐懷中、劉兆林、何建明等現當代作家作品都有專文評論,但他最關切的卻是新時期江西作家的創作。不僅在不同時期發表了一些綜評性的文字,而且為不少作家的創作寫過專文。他為我省作家的目光越過丘陵地帶,投身更加高遠的天地而欣喜,殷切地期待著我們的隊伍早日挺進開闊地,占領制高點。

              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周劭磐對我們年輕作家的創作,關懷熱忱,寄予厚望。他經常提到楊劍敏、陳然、陳蔚文、葉明新等年輕作家的作品,為他們在創作上取得的成績感到鼓舞,認為年輕一代作家的成長,是我省文學發展提高的希望和未來。在這里不能不提《穿行2002年江西小說現場》。這篇萬余言的評論被20003年3月號《創作評譚》頭條推出。這篇評論是他繼《2001年江西幾個小說文本的閱讀》之后的又一關注江西小說創作的評論。面對2002年創作豐收的江西小說界,周劭馨激情飛揚。更為引人矚目的是,這篇評論對年輕的小說作者的熱切關注。在此評論中,除4位作家外,其余11人全部是年輕作者,有的甚至是只發表1篇小說的年輕作者。當然,我省不少現在有影響的中老年作家,他們青年時代的創作,周劭馨也作過熱情的評價。

              在新的文學形勢下,年輕的作者會表現出較為活躍的創作方式。他們敏于接受新的文學觀念和表現手段,努力追求新的突破,盡管要有一個消化過程,開始也許難免不帶模仿痕跡,然而“年輕的作者有益探索是值得為之欣喜的。模仿總比拒絕好。寫作是一個實驗過程,是實驗就未必都成熟,卻可以走向成熟。

              對于處在探索階段的新面孔,應當積極關注,哪怕你是批評,對他們也有激勵。”周劭馨把自己當作普通的讀者,閱讀作品不囿一類。現實主義的、傳統寫法的作品,能讓他喜歡上的他都喜歡,現代派或者先鋒派的作品,他也愛讀。因此,年輕作者的作品,他都認真對待。

              他認為年輕階段是能否成才的重要階段。作為一個關注文學發展的人,理應把目光多放在這些年輕人身上。誠然,幾位作家隱匿在文本中的理性,未必都具有充分的現代性,離時代前沿也許更有一段距離。但他們的實驗性寫作,能夠校正非理性、反理性的偏頗,重新召回理性,使作品透出一種理性精神,加上他們在藝術手法上借鑒外國藝術的同時,又心存著一份對本土受眾閱讀習慣的尊重,這一些卻無疑是走向成熟的表現。評論家應該對他們的創作有所幫助。

              “我始終是一個讀者,只是帶著自己的心智和經驗去讀作品,有時也寫點讀后感的文字,卻從來沒有想過要對作家作品去進行‘評論’,更不敢以‘評論家’自命,那要求是很高的,我達不到。”——這就是周劭馨的風格、治學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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