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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淺析公司治理與技術創新:一個文獻綜述

        時間:2024-08-09 21:00:26 論文范文 我要投稿

        淺析公司治理與技術創新:一個文獻綜述

          論文關鍵詞:公司治理 技術創新 R&D投資

        淺析公司治理與技術創新:一個文獻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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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摘要:公司治理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是近幾年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控制權市場、股權結構、董事會結構以及經理報酬契約等公司治理方面。在對國內外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和分析的基礎上,針對現有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對分析框架進行了擴展,提出了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0引言

            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于2005年進行了“科技自主創新與企業發展”問卷調查,分析當前我國大企業科技自主創新的現狀和問題。結果顯示,內部激勵機制不完善是影響企業科技自主創新的第一位因素,所以從企業管理層面研究激勵約束條件,有利于揭示現階段我國企業自主創新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和原因。而企業層面的激勵約束問題一般都是圍繞公司治理展開分析的。公司治理是一組規范公司相關各方責、權、利關系的制度安排,是現代企業中最重要的制度架構。完善的公司治理可以激勵董事會和經理層去實現那些符合股東、經營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利益的奮斗目標,也可以提供有效的監督,激勵企業更有效地利用資本(李維安,2002}。研究公司治理結構對于技術創新的作用受到了學界的普遍重視,下面就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概要評述。

          1國外的研究

            目前的研究主要從公司治理的外部機制—控制權市場的接管壓力和公司治理的內部機制—大股東控制、董事會結構、管理層報酬契約兩個層面展開。

          1. 1接管壓力與企業技術創新

            Holmstro畝’二認為,由于;R&D項目較高的失敗率,經營者通常不愿冒險投資。如果創新失利,公司短期內的經營業績就會大受影響,經營者的收人、地位、聲譽不但會隨之受到影響,甚至可能面臨解聘的威脅。在證券市場發達的背景下,控制權市場里頻繁發生的接管活動可能會給經營者施加壓力,促使他們加大研發投人的力度,通過自主創新來獲取競爭優勢,提升企業的長期價值。Stein基于經理和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構建了一個理論模型,證明來自控制權市場的接管威脅會減少經理人員的短視行為。在實證方面,Meulbroek et al.發現,R&D投資強度和企業反接管條款的設置呈現負相關關系。Atanass-ov實證檢驗了接管壓力的減輕是否導致企業經理更為享受平靜的生活還是擺脫了“管理近視”,結果發現接管壓力和企業創新呈現正相關關系。上面兩篇文獻都證明了接管壓力和企業創新強度之間的單調正相關。與上述文獻不同的是,Sapra etc.從理論及實證上證明了對控制權市場帶來實質影響的反接管法的出臺,影響到企業經理控制權私有收益的監管強度以及報酬契約三者對企業創新的相互作用。作者首先通過構建模型證明,企業創新與所面臨的接管壓力呈現U型的非線性關系,來自股東的監管強度增進了企業的創新行為,而更高的監管強度降低了創新對接管壓力的敏感性。隨后,作者利用R&D投資強度(R&D投資比銷售收人)測量了企業事前的創新強度,利用申請的專利數量測量了事后的創新強度,證明了上述假設。

          1. 2股權結構與企業技術創新

            股權結構是基礎性的公司治理機制,不同的股權結構影響著公司的技術創新決策。股權結構主要包括兩個層面的內容:股權集中度和股權性質。La Porta等的研究表明,Berle和Means'提出的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問題并不如想象的嚴重,所有權分散不是很普遍的現象,相反,大部分國家的公司所有權結構相對集中,并由控股股東控制,傳統的管理層與股東間的代理問題已演變為控股股東或管理者與中小股東的代理問題。在La Porta研究的基礎上,Claessens et aI.的結果顯示,在東亞9國,超過2/3的公司被單一股東獨家控制。

        控股股東的存在有利于解決在監督經理過程中的“搭便車”問題,可能會在一定范圍內緩解經理人和股東之間的代理沖突。由于監督力度的加強以及本身具有長期投資的動機,Stein (1988)認為大股東和適當的股權集中度有利于減輕企業R&D投資的不足。同時,絕大部分實證文獻都發現所有權集中(包括機構投資者)和R&D呈現正相關關系。這表明大股東由于擁有較大股份而關心企業的長期盈利能力,給企業經理進行技術創新提供了動力及資源上的支持。

            Aghion, Reenen和Zingales調查了機構投資者對企業層面創新的影響,發現上市公司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和企業創新正相關,并且在解決了機構投資者所有權的內生性問題后,這一結果仍然是成立的。Eng和Shackell(2001) , Bushey}等學者也都找到了機構投資者和R&D正相關的證據。這至少說明,那種認為機構投資者僅追求市場中的短期交易利益而對企業長期發展漠不關心的觀念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1. 3黃事會結構與企業技術創新

            董事會常被看作是由市場誘導并演進產生的經濟組織,它的中心任務是要協調各種利益矛盾,并最有效率地對代理關系進行控制。決策管理的任務交給了高級管理人員,而決策控制工作則是董事會的責任.Lorsch(1995)認為,董事會要成為有效的監督者必須做到3點:①確保公司管理者和雇員的行為符合法律規定和倫理要求;②批準公司的戰略方向和考核其進程;③選擇、考核和激勵CEO,并在必要時更換CEO,以保證正確的高級管理者繼任。自主創新是企業取得戰略優勢的關鍵環節,而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其結構是否合理對企業技術創新具有較大的影響。那么,怎樣的董事會結構才是合理的并體現出治理效率呢?這需要從董事會規模、內外部董事比例及領導權設置等方面進行探討。
           董事會規模對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影響是不明確的。一方面,董事會規模的擴大意味著董事會成員背景、經歷以及專業知識的多樣化和復雜化,這有利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時所需知識的互補,在知識層面降低了企業技術創新的風險;另一方面,董事會規模的擴大加大了董事會成員之間溝通與協調的難度,對于決策和創新效率可能帶來不利的影響。

            董事會成員結構對企業技術創新具有多元影響。內部董事更了解企業實際情況、所處行業競爭狀況,更清楚地了解企業需要采用的競爭戰略,更能發現、識別和把握技術創新機會。但是,內部董事帶有和經營者類似的行為短期化的特點,而外部董事的特點在于能夠向董事會引人獨立的聲音以及新的知識和經驗,但是他們還不能像內部董事那樣如此熟悉地了解企業的具體情況。在實證方面,Baysinger etc.發現,內部董事和機構投資者對企業R&D投人具有正的影響。

            管家理論從“經濟人假設”開始就否定了代理理論,他們認為管理層并非都是完全自利,管理層也有職業道德,也有成就感和認同感;管理層首先忠誠于公司,為使公司價值增加而努力。因此,內部董事增加或者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兼任能夠強化對公司的控制權,并因為這些人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可以使公司更多獲利,同時,總經理和董事長的兩權合一利于加強經營者的創新決策權以及所需人力物力的支配權。實證上,Cannella和Lubatkin發現兩職合一的領導權設置更利于作出靈活的創新決策,而Mal-lette和Fowler的研究發現兩職合一與創新績效顯著正相關。

          1. 4經營者報酬契約與企業技術創新

            作為企業技術創新的具體決策者、組織者和執行者,經營者的創新觀念和創新動力至為重要。在一般意義上,創新投資對企業的長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但創新投資會影響企業短期的財務收益,因此,經營者報酬契約的性質直接關乎到經營者創新的激勵程度和方向。

            Manso證明,能夠激勵CEO創新的報酬契約有兩個特點:一是對短期內業績下降的容忍,二是對長期業績的獎勵。既然以短期財務業績為基礎的報酬計劃會阻礙企業經營者進行技術創新,那么將個人報酬與企業長期價值相結合的經營者持股方式,有可能拉大對企業長期發展有利的技術創新投資。Zahra etc.的實證研究發現,企業經理的持股比例與企業技術創新活動顯著正相關?梢,薪酬激勵的要點在于使經營者的創新觀符合公司長遠發展戰略,從而不再處處回避那些具有風險的創新項目。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各個國家的公司治理結構存在明顯差異,導致其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顯著不同(Lee, O'neill)。上述文獻大部分以英美治理結構模式作為研究對象,其特點是證券市場發達,企業股權結構相對分散,以控制權市場為代表的公司外部治理機制發揮著重要作用,所得到的實證結論是否適合其它類型的治理模式尚需要驗證。我國企業的治理結構有其自身的特點,既不同于英美股東主導型的公司治理模式,也不同于日德債權人主導型和東南亞以家族治理為特征的公司治理模式,而需要依據我國的制度背景和公司治理模式進行深人研究。譬如,在我國,由于控制權交易市場尚不完善,難以發揮公司治理的外部監督效應,來自公司接管的威脅不足以對企業技術創新決策產生顯著影響。另外,就證券市場而言,我國上市公司獨特的股權結構是在公司治理方面與西方國家最為不同的地方,主要表現為國有股具有“一股獨大”的控制地位,而且這種局面至今并沒有由于國有企業改革和證券市場的建立得到徹底改變。那么我國企業的股權結構對技術創新有何影響,就需要結合制度背景進行深人分析和實證檢驗。

          2國內的研究

            由于在我國真正意義上的控制權市場尚未建立,國內多數學者將目光聚焦在內部激勵機制是否對企業技術創新產生作用,圍繞股權集中度、董事會結構、管理層報酬等方面展開研究。下面主要就一些有代表性的實證文獻進行評述。

            楊勇,達慶利和周勤基于江蘇省具有省級以上技術中心的上市公司數據,通過建立計量經濟模型研究了公司治理對企業創新投資的影響。實證研究表明,股權集中度和高層管理者的激勵對企業技術創新投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企業負債率對企業技術創新投資具有顯著的負影響,樣本公司的董事會規模對企業技術創新投資的影響不顯著。

            趙洪江,陳學華和夏暉以2007年新會計準則推出后的上市公司為樣本,采用W LS方法實證分析公司治理結構對公司創新投人的影響。公司股權集中度對公司創新投人具有正向作用,國有控股公司創新投人少于民營控股公司,基金持股和基金持股的集中度對公司的研發支出具有正向作用。董事長持有股份的公司,其創新投入反而減少。

            陳隆,張宗益和楊雪松從公司治理結構的股權結構、董事會結構和負債結構3個方面研究了我國公司治理結構對技術創新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公司治理結構對企業的技術創新有顯著的影響。具體為:首先,企業的技術創新與股權的集中度呈現出“U”字型的關系,股權的適度分散和絕對集中都有利于企業的技術創新,這表明上市企業加強技術創新活動可以通過增加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或者降低國有股持股比例,同時增加法人股持股比例兩種方式實現。其次,總經理在董事會中任職,有利于企業技術創新。最后,我國上市公司已經引入了獨立董事制度,但獨立董事還沒有發揮對企業應有的指導作用,獨立董事制度有待完善。
           楊建君和盛鎖分析了股權結構與企業技術創新投人之間的關系,認為控制權私人收益是股權集中的原因之一;在此基礎上,提出新的概念模型,并運用實證研究檢驗了關于股權結構、控制權私人收益和技術創新投人之間關系的相關假設。研究還發現,股權集中度對技術創新投人有微弱的負影響作用,但是作者并未在文章中指明用什么指標來衡量控制權私人收益。

            徐二明和張晗通過挖掘我國5個行業541家上市公司2000-2005年的數據,探討了在經濟轉型背景下我國國有股權的制度特點,分析了國有股權對企業創新方式的影響,得出了國有股主導的企業傾向干內部創新的結論。由于存在“制度真空”的現象,以及市場條件的不完善,國家或政府或多或少保留了他們對資源分配的控制權。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股集中的企業能較多地享受政府所提供的關鍵資源,形成特有的競爭優勢。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由于我國股權結構的獨特性,在技術創新的實證文獻中,股權結構基本都是研究的重要內容。但問題是,已得到的實證結論不能達成一致,有時甚至是大相徑庭的。比如,楊勇,達慶利和周勤以及趙洪江,陳學華和夏暉(2008)的研究表明,股權集中度與企業創新投人呈現正相關關系;陳隆,張宗益和楊雪松的結果則表明兩者之間呈現非線性的“U”型關系;而楊建君和盛鎖得到股權集中度對技術創新投人有微弱的負影響作用。另外,股權性質對技術創新的作用也沒有達成一致。到底哪里出了問題?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樣本的取得方式。前述大部分文獻的數據都來自上市公司(在時間區間及橫截面仍存在差異),而楊建君和盛鎖的數據來自問卷調查;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模型里變量的選擇以及重要變量的遺漏所引致,比如宏觀變量對公司治理與技術創新關系的調節作用沒有受到關注。在董事會結構、經理報酬契約方面,得到的結論也仍顯單薄,還需要在借鑒國外成果的基礎上,認真篩選和設計符合我國制度背景、可以深刻揭示我國企業技術創新動因的重要變量,采用更規范的方法進行研究。

          3分析框架的擴展

            (1)在發展經濟學領域內,大量文獻關注到一個國家的政治、法治、市場發育程度等基礎條件對企業技術創新的直接影響,但我們還需要了解宏觀的制度背景如何通過公司內部治理機制對企業技術創新發揮作用。而專注于企業層面的研究,又缺少將宏觀約束條件納人分析框架,忽略了宏觀因素對大股東、管理層等主體決策行為的影響。尤其在我國,區域發展水平不平衡、市場完善程度差異大、法治水平和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影響程度不同,這些外生變量在橫截面上的差異都可能影響到決策主體的目標函數,進而通過公司治理對企業技術創新發揮作用。上述這些都可能使已有的實證結論不再可靠。所以,建立外部環境、內部激勵機制與技術創新關系的分析框架尤有必要。通過構建一般理論模型,運用經濟學分析方法,揭示內部激勵對技術創新的作用機理,以及宏觀環境通過公司治理對技術創新的作用機理,而后在分析框架的基礎上提出理論假設并進行實證分析。

            (2)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創新投資是決策主體基于私人收益的評判結果。這種私人收益的評判建立在創新項目的潛在風險和未來報酬,以及決策主體獲取私人收益的機會和能力上,F有研究雖然得到了一些實證結論,但缺乏對決策過程系統和清晰的理論描述,決策主體在博弈過程中對利益的考量并沒有被深刻地揭示。內部激勵究竟是怎樣影響到技術創新目前仍不是很清楚,這就需要進一步的理論探索。可以結合我國的制度背景,圍繞技術創新來分析大股東、管理層、內外部董事等利益各方所面對的激勵約束條件,以揭示其行為動因和決策機理。

            (3)在分析各種公司治理機制對技術創新作用的基礎上,既要關注宏觀環境差異對公司治理效應的影響,還需要探究不同治理機制間存在的交互效應。譬如,股權結構在公司治理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對于具有不同性質最終控制人的公司,其董事會和管理層報酬的治理作用是否發生變化是很值得深究的。

            (4)宏觀經濟環境劇烈波動是否帶來公司治理對技術創新作用的動態變化?常態經濟環境下得到的理論推論和實證結果是否適用于非常態經濟環境下,尤其是近來全球經濟危機的大背景?這都期待從理論和證據上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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