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大一統觀承自董子淺論

《史記》大一統觀承自董子淺論

　　摘 要：司馬遷早年從師于董仲舒，故而其《史記》中不免有很多董子的“大一統”和“天人感應”等觀念的因素。但又因為司馬遷本身游歷天下所養成的唯物氣質，故而司馬遷在《史記》中并不是單獨的繼承了董仲舒的思想，而是有了突破性的發展，更適合漢武帝中后期的統治實質。

　　關鍵詞：史記;大一統;司馬遷;董仲舒

　　司馬遷早年師從漢初公羊學家董仲舒，故而董仲舒所提出的“大一統”觀念對司馬遷的影響頗為深遠。該觀念并不是僅由《史記》中的某一篇體現出來的，它不但分散在各處的“太史公贊”中，甚至在“表”、“世家”的敘言中以及各傳篇名的排序里也都有所體現，可以說“大一統”思想貫穿了《史記》行文的始終。并且，司馬遷并不是簡單的繼承董仲舒的這一理論，而是受到客觀現實影響繼而融入了新的思想。

　　本文結合司馬遷、董仲舒所處的不同歷史時期，就《史記》中所體現的“大一統”觀念與董仲舒所提倡的“大一統”觀念相比較，將《史記》中的大一統分為對外“民族大一統”和對內“君主大一統”，分別論述其對董仲舒“大一統”觀念的繼承和發展，兼談產生差異的原因，以補前人所述之缺漏，供方家指正。

　　一、 《史記》對于“大一統”觀念的繼承

　　“大一統”這一觀念，是自《公羊傳・隱公元年》[1]的一句“何言乎正月，大一統也”由來的，到了董仲舒時，將其進行了具體的闡發。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2]云：“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于天下。”《符瑞》篇亦云：“一統乎天子，而加憂于天下之憂也，務除天下所患……”以此可見，無論是“王者一統天下”還是“一統乎天子”，董仲舒所強調的“天下一統”目的還是與君主有關。我們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在董仲舒的“大一統”思想中，天子是天下的主人，所以“尊君”是不能被忽視的內容。

　　而通過《繁露》中：“圣人者貴除天下之患。”、“王者，民之所往……得天下之群者，無敵于天下。”、“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等句，我們更可以看出董仲舒的“天下大一統”思想是與“君主大一統”思想相互融合和依存的，即“天、天下、君”是不分的。談到“大一統”，便不能將對外的“天下大一統”和對內的“君主大一統”分割而論。

　　(1)《史記》對“天下大一統”理論的繼承

　　《史記》[3]對于天下的一統極為看重，在《十二諸侯年表》和《六國年表》中，司馬遷都將“周”放在表的首列，此舉與《公羊傳》用“王正月”來表現“天下大一統”的做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六國年表》中又肯定了秦的統一天下之功，首先在諸侯國排名時，不繼續《十二諸侯年表》中為了尊魯，將魯國續于周后的體例，而是把“秦”放在周之后，以突出秦的地位;其次他不稱“七國年表”，便是有意將“秦”單獨記錄，不與“六國”同列;最后在公元前221年秦滅齊統一之后，他繼續記錄秦朝年歲，至公元前207年秦亡。上述三種表象，都體現出其對秦掃清六合，實現“天下大一統”功績的褒揚。所以，盡管司馬遷看到了秦始皇的暴政，可是他還是肯定秦朝的統一天下之功，這也直接證明了《史記》對于“天下大一統”觀念的重視。

　　《史記》對于促進“天下大一統”的人，也是不吝贊美。管夷吾輔佐齊桓公，使其成為春秋首霸，也使齊國形成近乎“一統天下”的局面，在《管晏列傳》中，司馬遷就贊賞管夷吾的這種做法：“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延及漢初，天下初定，司馬遷通過《史記》對那時起兵謀反，企圖打破天下一統局面的人和行為表達了不滿，所以對于意欲謀反的韓信，《史記》中評論道：“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故僅將其列為“列傳”。又七國之亂時，唯有梁孝王據守國不降，維護了漢朝的天下一統，《史記》為：“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為捍。”相反對于禍亂天下的吳王劉濞等人，《史記》僅將其列為“列傳”以示貶抑。

　　(2)史記對“君主大一統”理論的繼承

　　《史記》所提倡的尊君思想，多以“天命”說為根基，比如其認為劉氏一統天下是“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的，這種以“天命”來尊君的行為，對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為了加強君主權利而多次提出的“君權神授”的思想有繼承之處。

　　就如《天官書》中“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與《春秋繁露》中“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這種同是將君主受命歸于天統的說法，似乎是有一定的繼承關系的。

　　在《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中“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之語足見《史記》對于“君主大一統”中“尊君”觀念的重視。而劉氏政權即是《史記》中認為應當被尊崇的、是“天命”所歸的政權。

　　呂后去世，呂氏外戚亂權之變以失敗告終，《史記》稱此事的失敗為“天命”在于劉氏的緣故，即“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卒滅呂氏……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之?”在平諸呂之亂時立下實際功勞的陳平，《史記》也頗為贊賞他的安邦定國之功：“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而在記周勃的功績時，更以周公、伊尹之匡君護國的功績與其相比：“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從這些評價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史記》中對劉氏政權的尊崇。

　　二、《史記》對于“大一統”觀念的發展

　　(1)《史記》對“天下大一統”的發展

　　《史記》“天下大一統”思想的發展，首先體現在夷狄觀念的變化上。

　　因為太史公“南游江淮”、“北涉汶泗”的四海游歷，使得《史記》中的“天下大一統”思想并不是像董仲舒等公羊學家一樣閉門造車，而是在一定考察基礎上得來的較為適應于現實條件的科學結果;并且因為《史記》編著的時代，正是武帝開疆拓土之時，為了肯定這些蠻夷邦國‘保南藩，納貢職’、‘請為內臣受吏’、‘引領內鄉’的行為，司馬遷不再死守夷夏之分，而是提倡夷夏應共同構成一個“大一統”的天下。

　　《史記》“天下大一統”思想的發展， 其次是通過《河渠書》、《平準書》、《貨殖列傳》在經濟、地理等側面表現出來的。

　　《河渠書》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東窺洛陽、大邳……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貨值列傳》曰：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平準書》曰：東至“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閑蕭然煩費矣”、西南至“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馀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北至“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閑靡然發動。”

　　《史記》這種對廣袤疆土的記述從側面反映出了對于天下版圖的重視，這便是“天下大一統”觀念的另一表現形式。在司馬遷的實地考察之下的《史記》，其“天下大一統”的觀念有了早期“唯物主義”的萌芽。

　　(2)《史記》對“君主大一統”的發展

　　對于“君主大一統”，《史記》和董仲舒都強調尊君的觀念。董仲舒為了渲染君主的尊貴，在“君命天授”上增加了“天人感應”，將天下的災異或祥瑞都附會為君主福禍，又將君主置于無上至尊的位置，與臣下形成“善皆歸于君，惡皆歸于臣”的絕對關系。

　　《太史公自序》有司馬遷之父司馬談“學天官于唐都”之句。但司馬遷并不喜言災異，且認為鄒衍等人的災異學：“其語閎大不經”，又認為漢代時“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但因為當時科技水平限制，歷法記史都離不開觀星，所以《史記》可能對于星象學并不反感，但卻對董仲舒等人以雜以災異說的星象理論多為批判，這就使得《史記》中的“君主大一統”突破了災異理論的神秘性。

　　其中最明顯的差異之一，當是君主用來鞏固統治的方式。《春秋繁露》中，有“《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之句，他在具體闡發“德治”時并不能跳出陰陽學說的模式，將“德治”與“刑法”嚴格二分：“惡之屬盡為陰，善之屬盡為陽。陽為德，陰為刑。刑反德而順于德……” 相比于董仲舒將“德治”與“刑法”割裂的思想，《史記》的“德治”則是在尊君的前提下，更為強調君主要以德從政。

　　如其在論及黃帝行德政造福后代時說：“蜀王，黃帝后世也，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于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后世邪?行道德豈可以忽秋哉!人君王者舉而觀之。”此句肯定了行“德政”的功績可以造福子孫，延續劉氏政權，此舉就比董仲舒空談“仁德”二字的做法頗有進步。并且對于漢朝當時的社會形勢，《史記》也并不拘泥于“德治”，在《酷吏列傳》中，其說：“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正如上文所言，《史記》對于“德治”和“刑法”并不做區分，而是認為這兩種政策應當相結合以應對不同的社會情況，來鞏固統治。

　　三、結語

　　根據張大可的《史記研究》[4]做的考證，董仲舒于元狩二年左右(公元121)辭膠西王相回家著書，而司馬遷此時恰好剛游歷天下后回家，于是師從董仲舒。所以司馬遷之作《史記》，其中兩個最為重要的影響其思想的因素，一是受業于董仲舒，二是游歷天下。

　　所以，《史記》中含有很多董仲舒思想的影子，如在《平準書》中，有“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一句，與《春秋繁露》中“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如出一轍，更多相似例證，見于《天官書》，此處文繁不錄。

　　筆者認為，首先我們不應該忽視《史記》對董仲舒思想的繼承，因為這正體現了司馬遷作為漢初學者所不可抹殺的經學內涵，也是《史記》能夠保存秦漢之際，甚至是先秦思想家的“天文觀”、“政治觀”等重要史料的原因之一。

　　其次，《史記》畢竟是司馬遷整理典籍、搜集文獻與流傳故事整理而來，其中又有司馬遷游歷名山大川的親身體會，是一部含有相當紀實色彩的著作。而董仲舒以《公羊傳》聞名天下，又雜糅了陰陽家的“五行說”和“災異說”，是漢朝思想家的代表。所以，司馬遷之作《史記》和董仲舒闡發經學不可一概趨同。

　　《史記》根據武帝擴張疆域的實際情況，發展了董仲舒囿于春秋經學的狹隘的夷夏觀念，將夷夏納為一體，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天下”大一統;并且《史記》中勸君主以儒法并舉的治理方式，發展出了適合漢武帝統治的切實可行的治國方略。

　　相比于當時一味喜言言災異的董仲舒，我們可以說，《史記》對于“大一統”觀念頗為正確的繼承發展均令人矚目。

　　參考文獻：

　　[1]劉尚慈.春秋公羊傳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 2010.

　　[2]張世亮，鐘肇鵬，周桂鈿.春秋繁露[M].北京：中華書局， 2012.

　　[3]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 1959.

　　[4]張大可.史記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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