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創新”,共創人類文化的新世紀
“綜合創新”或曰“綜合與創造”是發展的規律。這是張岱年先生在三十年代初就揭示的。即綜合古今中外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創造的新文化。當時先生稱之為“綜合與創造”。在爾后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中,先生一以貫之,不斷豐富發展,八十年代中期,以“綜合創新”四字出之,這就簡明而又完整地概括了文化發展的根本規律。科學地論證了,不論是“華夷之辯”、“歐州中心論”,還是“獨尊”,都悖離了文化發展規律。揭示出文化發展的根本規律,是中國現代的最高成就,也是成熟的標志?上н@么重大的思想成果不僅在三十年代,直到今天也未引起“有國者”,甚至學界的重視!暗兰纫汛笮薅挥谩保钦苋酥笠。
文化發展的規律最終被東方哲人揭示,這并非偶然。五千年的華夏文化,一開始就是由生息在廣褒的中華大地上的許多部落逐漸融匯發展為炎黃文化,進一步發展為以夏、商、周為中心的三代文化,又繁衍為中原文化,燕趙文化、齊魯文化、荊魯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秦隴文化。三晉文化、胡族文化等。綜合三千年的華夏文化而創新為儒學,進而引發第一次文化高潮的先秦百家爭鳴。可見中國,特別是它的主體的儒學生來具有兼容并蓄、綜合創新的品格。所謂綜合創新,既站在人類的立場和的高度對待傳統文化和他種文化,認為它們都是人類創造的共同財富的一部分,反對自我中心和自以為優越,妄想征服、取代他種文化,實行文化殖義;又主張每個民族都要站在本民族和傳統文化立場以傳統文化為主,綜合他種文化而創新民族新文化。所謂以我為主綜合他種文化,是以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和方法論為本、為體、為“語法”;并且從“語法”意義上去綜合他種文化在價值觀和方法論上的成就。既非中體西用,也不是西體中用。
文化的產生和交流都有具體的時空條件。從表面上看,儒學是宗法封建的產物,比之近代商品基礎上產生的,它落后了一個歷史時期。這一點應該承認,特別是秦漢以來直到近代,后儒淪為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但從根本上說,儒學是炎黃文化經過兩三千年的不斷綜合創新,對天命觀進行了兩次大規模反思的過程中,為回答人性發展、社會進步這個人類社會的根本問題,孔子在發現人的個體人格,揭示人的本質、社會實際及其規律的基礎上創立的,具有人類意義和永恒價值,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主義體系,如果西方同胞認為西方文化是較之他種文化(包括儒學)為優的人道主義體系,葡萄并不酸,我們不僅沒有異義,而且十分贊賞西方同胞(孔子的弟子子夏教導:“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薄额仠Y》)的這種自尊和自信,這正是值得我們學習的。近代以來中國人缺少的正是這種自尊和自信。如果真是這樣,這不僅是西方同胞之福,也是全人類之福?鬃诱f:“無友不如己者。”(《學而》)所以也是中華民族之福。東方文化不會因為有某種文化比它更優秀而妒忌,或自甘落后,反而會因為有個可供學習的參照系而奮進。生來就具有綜合創新性格的儒學,在歷史上從沒有、現在更不會實行文化侵略,當然,我們再也不會“全盤西化”了,再也不會自我文化殖民地化了。
我的這種觀點西方同胞是應該能夠接受的;但也很可能有一部分人感到不舒服。因為,雖然每個民族,每種文化都是一個整體,但思想家和家對文化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一般的說,思想家比較容易站在民族長遠利益,甚至人類立場和歷史高度看問題;而政治家則比較多地站在民族當前利益,甚至采取狹隘民族主義、文化本位主義、宗教蒙昧主義立場。而這兩種觀點的影響,又往往是政治家的遠遠大于思想家的,并且權力和輿論工具又操在政治家手中,更何況西方文化本來就片面強調斗爭。當然,“西哲東哲,心同理同”。西方文化也是偉大的人道主義體系,在一定的條件下強調矛盾雙方的斗爭是它的特點,也未嘗不是它的優點。問題只是片面夸大斗爭性,特別是當它處于強勢地位,斗爭對它有利的`時候。幾個世紀的發展,西方文化內部的斗爭大於東西文化的斗爭,西方同胞應有自食其果的切膚之痛。雖已太晚,但畢竟已經引起西方有識之士的整體反思。強調矛盾雙方和諧均衡發展的東方文化,特別是文化的優越性已初步展現,并在逐步擺脫被動的劣勢地位。特別是綜合創新的文化發展規律已被揭示,所以,東西文化平等相待,和平共處,相互學習,優勢互補,每個民族皆以自己的傳統文化為主,綜合創新民族的新文化,進而共同綜合創新人類文化的時代也就到來了。人類新文化必然是集一切優秀文化精華之大成;而又消除了在歷史異化途程中,由于時代、民族、國家、階級、地域和宗教信仰等原因造成的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只有基于人的本性的永恒目標全面深刻的人道主義。值此之際,適逢世紀之交,千年之始。這個時代在呼喚著能站在人類立場和歷史高度,超越東西文化,能為人類共同生存下去尋找一個辦法的人類思想家;而不是抓住異化低谷時期的遺毒的文明沖突的現象,而刻意炫染,以維護某一國家,某種文化的優勢地位的謀士。
在中國歷史上,大規模的中外文化交流有兩次。一次是漢末以來的佛教東傳,一次是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佛教外傳本來也是爭正統,做國教為目標的。當時中國雖然內亂外患頻仍,但總體來說,社會處于發展階段,傳統文化處于主導和優勢地位。對外來文化采取了包容歡迎態度,這就使中印、儒釋兩種異質文化基本上按照中國文化的方式實現了交流。佛教在中國大地扎了根,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有機組成部分,參與了以儒學為主的綜合創新,促進中國文化發展到新的階段。而佛教本身也在本土衰微的情況下,不僅免于中絕,反而在中國得以生存發展(如密宗)、新生和再造,它也以我為主綜合中國文化而創新為中國佛教;使佛教既保持了相對的獨立性,又發展到新階段;形成新的佛教中心。這是文化交流的成功范例。
近代西方文化東漸,它以強大的商品經濟和先進武器為后盾,改變了初期天主教和平文化的方式,進而想強制推行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戰勝和取代東方文化,變中國乃至東方為文化值民地,進而變為殖民地。這理所當然地受到一向奉行中庸之道和文化寬容態度的中國人的警惕,被迫針鋒相對地采取斗爭的方式與之對抗。
中華民族面臨空前的生存危機,改良、立憲、革命相繼失敗,一群群迫於救亡而激進的“精英”為現象所惑,提出“打倒孔家店”和“全盤西化”的方針,這就使救亡大業悖離了傳統文化和人類文化的大道。民族賴以生存的根基被拋棄,西方文化的真精神也不可能得到手。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剩下的只有兩種文化的糟粕:西方文化的唯斗爭論和中國人的拿手好戲窩里斗雜揉在一起的胡折騰。全盤西化派內部分成歐美派和全盤蘇化派,展開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斗爭。本來共同的目的都是救亡圖存,振興中華,到頭來目的變成手段,手段變成了目的,中華民族的處境反而每況愈下。這就是百年來中國人拋棄文化盲目學習西方文化的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