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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而不作”的方法論思考
[摘 要]“述而不作”是只闡述、敘述前人的理論、學說,而自己并不進行新的創作、提出新的見解的意思。在孔子之前,人們就不太重視立言,至孔子則明確說“述而不作”,孔子之后,他的學生以及后來的大多數學者都秉承了這種方法。作為一種方法論,一方面我們要學習、借鑒它,學以致用,注重實效;另一方面,它也帶有保守、無創新意向的風格,如果學術界普遍采用這種方法,對我們的學術進步、對整個社會的進步是不利的。[關鍵詞]述而不作 方法論
《論語.述而篇》說:“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逼渲小笆觥笔顷U述、敘述的意思,“作”是進行新的創作之意,“述而不作”是指只闡述、敘述前人的理論、學說,而自己并不進行新的創作、提出新的見解的意思。新的創作不僅只是局限于文字上的,也指制度等方面的!稘h書.儒林傳》中說:“周道既衰,壞于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興,……究觀古今之篇籍,……于是敘《書 》則斷《堯典 》,稱《樂》則法《韶舞》,論《詩 》則首《周南 》!砸蚪ブ拢粤⑾韧踔,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痹谶@里,班固把“述而不作”理解為只是敘述而不進行自己的創作。這種理解,從班固開始,延續至今。雖然,也有其他諸多的理解與解釋,但這一解釋一直占據主流。例如,皇侃在《論語集解義疏》中說:“述者,傳于舊章也;作者,新制作禮樂也”;朱熹在《論語集注》中說:“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鬃觿h《詩 》、《書 》,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 ,而未嘗有所作也”;至現代楊伯峻《論語譯注》將“述而不作”譯作“闡述而不創作”。
“一句‘述而不作’,成為孔子一生治學特點的權威概括 ,也演化為某種扎實、不尚空言卻也帶有保守、無創新意向的學術風格”[1],后來卻影響了中國文化幾千年。根據孔子的記述,殷朝時代就已經有了一位“好述古事”的老彭,孔子為什么要“述而不作”呢?我們根據歷史記載和《論語》中的相關言語,還是能有一個相當清晰的答案的。
先秦時期乃至后世,人們一向都不太重視立言,人們所關注的更多的是道德和事功,《左轉·襄公二十四年》記載穆叔與范宣子的一段對話,穆叔對范宣子說:“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痹凇叭恍唷敝,“立言”只是沒有辦法的最后選擇,人們首先選擇的是要向古圣賢學習,以道德垂范后世?鬃右舱f過:“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睘槭裁匆肥ト酥阅?就是因為圣人們的道德之高和事功之大,讓后代的人覺得他們的言語也是值得敬畏的。
孔子在不得志的時候廣招門徒,史書記載孔門弟子有三千多人,身通六藝者就有七十二人之多,那么孔子以什么來教弟子呢?孔子自己編撰教材來傳授弟子,他所編寫的《詩》、《書》、《禮》、《樂》和《春秋》,都不是自己的獨創,而是古已有之的,他只是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加以取舍而已。例如,《春秋》是他根據魯國的史書編寫的,《詩》本來有三千多首,經他刪定后存了三百零五篇!肮旁娬呷в嗥,至及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皆孔子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笨鬃幼鳛橐粋博學多識的人,為什么自己不獨創呢?因為在他看來,先王之道已經很完備了,只要把先王的言論傳達出來就行了,只是當時世道混亂,“禮壞樂崩”,本來已有的先王之道被人們忘記了,因此他才會去重新整理先王的典籍來教授弟子,好傳述先王之道?鬃雍妥迂曉浻羞^一段對話,“子曰:‘予欲無言!迂曉唬骸尤绮谎,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笨鬃硬幌攵嗾f,只是為了教授弟子才去說那么多話。在孔子生前,他并沒有自己的專著,《論語》只是在他死后,他的弟子為其編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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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注重言還與他的教學思想有關?鬃咏淌诘茏,希望弟子學成后對社會有所貢獻,他更多地是從修身即道德方面來教弟子!白釉唬骸茏尤雱t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痹谒磥,只要道德修好了,學不學文都無關緊要,只是在時間和精力允許的情況下才去學文。從他對學《詩》的態度就可以看出這一思想!靶∽雍文獙W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學《詩》的目的是要為政治服務的,“興、觀、群、怨”也好,事君事父也好,都要比“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更重要?鬃舆說過:“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更可以看出他“學以致用”的態度,如果一個人學那么多的詩而在現實生活中不能應用,學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孔子之后,相傳子夏傳經,曾子作《大學》,子思作《中庸》,都是來傳述先王和孔子的思想。孟子也是在和孔子一樣郁郁不得志的情況下,“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道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子在幾次的政治沉浮之后,晚年也是在蘭陵著書立說,他對為什么要學先王之言作了概述:“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遍矣,周于世矣!”先王之言已經無所不包,只要學得先王之言,就可以通行于天下。可以說荀子的思想與孔子的“述而不作”是一脈相承的。
但社會在進步,時代在發展,后世的情況與前代已經很不相同了,古先圣賢的言論似乎已經不能包羅一切了,怎么辦呢?于是后世的人們不斷地推出一部又一部的經典,從“十三經”的確立便可以看出古人的思路?鬃訒r代,并沒有自封為圣人,《論語》成書后也沒有很快成為經典,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候,才將《論語》連同《孝經》一起列為經典,才有“七經”說,唐代又發展為“九經”,宋代有“十二經”,將《孟子》列入經典后,便有了“十三經”之說。有了這些經典之后,歷代的儒生們便有了“述而不作”的條件和依據。他們只要去注釋經典即可,明明有自己的想法,一般也不敢任意去表達,只是在注釋的時候才闡發出自己的思想。注釋的方式也五花八門,先是前代人的注,可時間久了,前代人對經典的“注”后代人看不懂了,于是后代人便去再注釋前代人的“注”,這便是“疏”,經歷代人的努力,便有了“十三經注疏”。可以說,在幾千年的時間中,“我注六經”一直成為中國人著書的一個傳統,這也是由孔子的“述而不作”演變而來的。中國古代,經學的繁盛也與孔子的“述而不作”有關,既然儒家的祖師爺孔子都這么做了,后世的人還有誰敢不去照辦呢?只有那些離經叛道的人才轉向文學的創作,轉向詩詞歌賦和小說的寫作,那也是一種無奈之舉。
“述而不作”作為一種學術風格或方法論,一方面我們要學習、借鑒它,學以致用,注重實效;另一方面,對前人的理論、學說進行解釋和說明,本是個人的學術自由,可是如果學術界普遍采用這種方法,那么對我們的學術進步、對整個社會的進步是不利的。因為這不利于激發人們的創新熱情和激情,不利于解放人、開發人。
注釋
[1]周遠斌,《述而不作本義考》,《理論學刊》, 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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