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業再思考

時間：2023-03-18 23:07:09 政治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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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工業再思考

"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這個術語可能是在《啟蒙辯證法》這本書中首先使用的�；艨撕Ｄ臀矣�1947年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該書。在我們的草稿中，我們使用的是"大眾文化"（mass culture）。大眾文化的倡導者認為，它是這樣一種文化，仿佛同時從大眾本身產生出來似的，是流行藝術的當代形式。我們為了從一開始就避免與此一致的解釋，就采用"文化工業"代替了它。我們必須最大限度地把它與文化工業區別開來。文化工業把古老的和熟習的熔鑄成一種新的品質。在它的各個分支，特意為大眾的消費而制作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消費的性質的那些產品，或多或少是有計劃地炮制的。各個分支在結構上是相似的，或者至少是互相適應的，以便使它們自己構成一個幾乎沒有鴻溝的系統。這成其為可能，既是由于當代技術的發展水平，也是由于經濟的和行政的集中化。文化工業別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費者。它把分隔了數千年的高雅藝術與低俗藝術的領域強行聚合在一起，結果，雙方都深受其害。高雅藝術的嚴肅性在它的效用被人投機利用時遭到了毀滅；低俗藝術的嚴肅性在文明的重壓下消失殆盡--文明的重壓加諸它富于造反精神的抵抗性，而這種抵抗性在社會控制尚未達到整體化的時期，一直都是它所固有的。因此，盡管文化工業無可否認地一直在投機利用它所訴諸的千百萬的意識和無意識，但是，大眾絕不是首要的，而是次要的：他們是算計的對象，是機器的附屬物。顧客不是上帝，不是文化產品的主體，而是客體。文化工業使我們相信事情就是如此。大眾媒介是特別為文化工業打磨出來的，它已經把著重點轉到了無害的領域。它既不存在首先關心大眾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傳播技術的問題，而是使大眾自我膨脹的精神的問題，是他們的主人的聲音的問題。文化工業錯誤地把它對大眾的關心用于復制、強化他們的精神，它假設這種精神是被給予的、不可改變的。這種精神如何被改變的問題完全被置之不理。大眾不是文化工業的衡量尺度，而是文化工業的意識形態，盡管文化工業本身如果不適應大眾就基本上不可能存在。
正如布萊希特和蘇爾坎普（Suhrkamp）在30年前所說的，工業生產的文化商品是由它們實現價值的原則所主宰的，而不是由它們自身特殊的內容和和諧的形式所決定的。文化工業的全部實踐就在于把赤裸裸的贏利動機投放到各種文化形式上。甚至自從這些文化形式一開始作為商品為它們的作者在市場上謀生存的時候起，它們就或多或少已經擁有了這種性質。但是，在那時，它們對利潤的追求只是間接的，仍不失它們的自治本質。文化工業帶來的新東西是在它的最典型的產品中直截了當地、毋庸喬裝地把對于效用的精確的和徹底的算計放在首位。藝術作品的自治--甚至在完全純粹的形式中也很少起主宰作用，并且總是被一系列對效益的考慮所滲透--在一場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中被文化工業剝奪了，而那些控制的人有的有明確的意志，有的沒有意識到。這些人既包括那些擁有權力的人，也包括那些執行命令的人。用經濟學的話來說，在經濟上最發達的那些國家，他們在尋求或者曾經尋求實現資本的新機會。老機會變得越來越不穩定，這是使文化工業得以成為一種無所不在的現象的那同一種集中化過程的結果。在真實的意義上，文化過去一直沒有完全使它自己適應人類；但是，它過去總是能夠及時對人們生于其中的僵化關系提出抗議，并因而對他們表示尊敬。既然文化現在變得完全被這種僵化關系吸收了，并整合了，那么，人類又一次被貶低了。說到作為典型的文化工業產物的文化作品時，我們不再說它們也是商品，它們現在是徹頭徹尾的商品。這一量的轉化是如此之大，以致它引出了全新的現象。文化工業最終甚至不再需要直接處處追求利潤--它曾經是從直接追求利潤發展起來的。利潤帶來的這些利益已經在它的意識形態里對象化了，甚至已經使它們自身獨立于售賣文化商品的沖動之外。文化工業轉化成了公共關系，轉化成了"善"本身的制造，而不涉及特定的商社或可銷售的貨物。"使之具有"是一個普遍的、未受批判的共識，廣告是為世界制作的，于是，文化工業的每一件產品都變成了它自己的廣告。
然而，當初作為文學轉化為商品的標志的那些特征在這一過程中仍然保存著。最根本的在于，文化工業有它自己的本體論。這一本體論是嚴格的保守主義的基本范疇的腳手架。舉例來說，這些范疇可以從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的商業性英語小說中收集。在文化工業的發展中不斷由文化工業提供的新東西，仍然是永遠雷同的偽裝；時時處處，推陳出新的外衣套在一個骨架上，而這個骨架就像追求利潤的動機本身一樣自從它第一次贏得了對于文化的統治權以來就沒有什么改變。
因此，"工業"這個詞不要太注重字面的理解。它是指事物本身的標準化--例如西方的、電影院�？土巳缰刚频哪切〇|西的標準化，是指擴散技術的理性化，而不是嚴格地指那種生產過程。盡管在電影這一文化工業的中心部門中，生產過程等于是勞動高度分工條件下操作的技術方式，但是，機器的使用，勞動力與生產方式的分離（表現在活躍在文化工業中的藝術家與控制著文化工業的那些人之間永恒的沖突之中），生產的各種形式，都依舊保持著。每一件產品都假裝具有個別的樣子，而這種個別性本身是為強化意識形態服務的，既然幻想是魔法般召喚出來的，那么，那些完全具體化和媒介化了的東西是直接現實和生活的避難所�，F在，文化工業一如既往地作為對第三者的服務而存在，它保持著與資本的下傾流動過程的密切聯系，保持著與它得以存在的商業的密切聯系。它的意識形態首先利用了明星制度，而這一制度是從個性主義的藝術及其商業開發中挪借過來的。它的操作方法和內容越是缺少人性，文化工業就越能努力地、成功地宣傳想像中的巨大人格，并能讓人心跳地運作。更多地是在社會學的意義上，在結合工業的多種組織形式的意義上，而不是在技術理性實際生產的東西的意義上，它是工業的（即使什么也不生產，例如辦公室工作的理性化）。與此相應，文化工業的錯誤投資是相當可觀的，它把那些被新技術轉變為陳舊落后的分支投入到危機之中，而這些危機難以向好的方面轉變。
文化工業的技術概念只是在字面上與藝術作品中的技術是相同的。在后者中，技術與對象本身的內在組織有關，與它的內在邏輯有關。與此相反，文化工業的技術從一開始就是擴散的技術，機械復制的技術，所以總是外在于它的對象。只是就文化工業小心翼翼地使它自己避免包含在它的產品中的技術的充分潛力的影響而論，它依靠意識形態的支撐。它寄生在外在于藝術的、對物品進行物資生產的技術上，無關乎包含在它的功能性中的對內在的藝術整體的職責，也無關乎對審美自治所要求的形式法則的考慮。文化工業的人相學結果實質上是兩方面的混合物：一方面是流線型的、照相的硬度和精度，另一方面是個人主義的剩余物、多愁善感和已經理性地揭示并調整了的浪漫主義。如果采用本雅明通過靈韻（aura，一種不在場的在場）這個概念所表達的對于傳統的藝術作品的看法，那么，文化工業被這一事實界定了：它并非從嚴格的意義上使用另一個原則反對靈韻的原則；它更是被這一事實界定了：它保持著已經消逝成一層薄薄的霧的靈韻。文化工業由此暴露了它自己的意識形態弊端。
在指出文化工業對于它的消費者的意識的發展具有極大重要性的同時，提出不要低估它的警告，這在文化官員和社會學家之中已經變成老生常談了。它一定要受到嚴肅的對待，這不是一種文化的勢力。實際上，文化工業作為在當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是重要的。任何人出于對它填充給人民的東西的懷疑態度而忽視它的影響，都是幼稚的。然而，關于要嚴肅對待它的警告包裹著一種虛假的光芒。由于它的社會角色，關于它的質量，關于它的真實性或非真實性，關于文化工業所表現的美學水準等困擾人的問題沒有被突出出來，或者說至少被排除在所謂的傳播社會學之外了。批評家被指責以自負的深奧為擋箭牌。首先指出緩慢地在不知不覺中形成的重要性的雙重意義，這將是頗有教益的。即使它觸擊了無數人民的生活，某種東西的功能也不能保證它的特殊品質。美學與它殘存的交流性的若干方面的混合，并不導致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藝術走向與所謂藝術家的勢力相對的公正的位置，而是導致藝術以多種方式維護它的有害的社會后果。文化工業在大眾的精神構造中的重要性，并非絕對不是由認為它自己注重實效的科學賦予的，這種賦予是對它的客觀的合法性的反映，是對它的存在本質的反映。正相反，恰恰是由于這個原因，這種反映變得必不可少了。像它的無可質疑的角色所要求的那樣嚴肅地對待文化工業，意味著批評性地嚴肅對待它，而不是在它的壟斷性格面前當懦夫。
有這樣一些知識分子，他們急于使他們自己與這種現象妥協，渴望找到一個共同的公式，既表達他們反對它的保守態度，也表達他們對它的實力的尊重。如果不是他們已經從強壓下的衰退中創造了20世紀的新神話，一種具有諷刺意味的容忍的氣氛就會在他們之中流行。畢竟，這些知識分子還能維持，每個人都知道什么樣的袖珍小說、當紅的電影、家庭電視節目成批地生產出來，并流行一時，給失戀者的建議和占星術欄目俯拾即是。然而，按照他們的說法，所有這些都是無害的，甚至是民主的，因為它們是對一種需要的回應，盡管這種需要是人為地刺激出來的。例如，他們指出，它也通過傳播信息、咨詢和對簡化行為模式的強調，帶來了各種希望。當然，正如每一項社會學的研究（它們就像公眾被賦予政治信息那樣衡量一件事情是不是基本的）已經證實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和無關痛癢的。而且，從文化工業的產物中獲得的咨詢是空洞的、陳腐的乃至更糟，而行為模式則是無所謂羞恥感的循規蹈矩。
卑屈的知識分子與文化工業的關系所具有的雙面的諷刺并不只限于這些。也許還可以這樣認為，消費者自己的意識被撕成了兩半，一半是文化工業提供給他們的預計有療效的愉快，一半是并未特別掩飾的對它提供的希望的懷疑。"這個世界需要被欺騙"這個短語已經變得比過去曾經預計的更加真實了。正如常言所說，人民不僅為詐騙所傾倒，而且，只要它保證給他們那種最虛無縹緲的滿足，他們就會渴望對他們絕不是透明的一種欺騙。由于他們完全知道它被生產出來的目的，他們為了別人另有意圖地給以他們的東西，以一種自我安慰的方式促使他們的眼睛視而不見，促使他們的聲音表示贊成。如果不接納它，一旦他們不再依附于實際上什么也不是的那種滿足，他們就會覺得，他們的生活完全是不可忍受的。
現在對文化工業最雄心勃勃的維護是贊美它的精神，這種精神是決定秩序的一個因素，稱之為意識形態是一點不為過。據說，在一個無秩序的世界里，它為人類提供了進取向上的某種標準，這本身似乎就值得肯定。然而，它的維護者所想像的它所保持的那些東西，實際上恰好是被它更加徹底地摧毀的東西。彩色電影對親切的老客棧的摧毀，比炸彈可能做的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電影消滅了它的意象。沒有誰的祖國可以幸免于不被沖印在膠片上，這些膠片被用于贊美它，并因而把其獨特的性格（這正是它成長的基礎）轉變成一種可以互相交換的雷同性。
可以合法地被稱為文化的東西，作為苦難和矛盾的一種表達，試圖緊緊抓住關于美好生活的理想。文化既不可能代表那些只是存在的東西，也不可能代表那些習以為常的、不再有束縛力的秩序范疇，文化工業利用這些遮蔽了關于美好生活的理想，仿佛既存的現實就是美好的生活，仿佛這些范疇就是美好生活的真實的衡量標準。如果文化工業的種種現象的社會反應就是這樣完全不表現藝術，那么，它本身就是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它的產品借此逃避了社會責任。這樣的解釋從來沒有改正過任何罪惡。
對秩序本身的訴求如果沒有具體內容，是無用的；對規范的擴散的呼吁如果不借助那些曾經在現實中或意識面前證明過它們自己的東西，同樣是無用的。關于客觀上有束縛力的秩序的思想被兜售給人民，因為它對他們來說是如此缺乏。如果它不內在地面對人類證明它自己，它就沒有任何根據提出要求。然而，這恰恰是文化工業的所有產品都不會卷入的情境。被強加于人類的秩序概念總是現狀的概念。即使是在它們不再對那些接受它們的人具有任何實質的時候，它們也一如既往地是未加質疑的、未加分析的、未做辯證思考的。與康德的理論形成對照的是，文化工業的絕對規則不再與自由有任何共同之點。它宣示于眾的是：你應該循規蹈矩，即使是在未被告知任何規矩的情況下；應該與任何已經存在的東西保持一致，像其他任何人那樣思考--這是它的無所不在的實力的反映。文化工業的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循規蹈矩已經取代了自覺地思考。由它所帶來的秩序絕對不符合它所宣稱的那個樣子，也絕對不符合人類的真正利益。然而，秩序本身并非就是好的。只有好的秩序才是好的。事實上文化工業對此是健忘的，并且只會贊美理論上的秩序。這一事實見證了它所傳遞的信息的無用性和非真實性。當它宣稱引導著陷入困惑的人們的時候，它是在用虛假的沖突蠱惑他們，他們不得不用他們自己的沖突交換這些虛假的沖突。它只是在表面上解決他們的沖突，其解決之道在他們的現實生活中幾乎是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的。在文化工業的產品中，人類只是在他們可以不受傷害地獲救的情況下才陷入麻煩，拯救他們的通常是一個充滿善意的集體的代表；然后，在空洞的和諧中，他們得以與這個世界和諧相處，而實際上他們在事先已經親身經歷的東西與他們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為著這個目的，文化工業已經發展出一套公式，它們現在甚至已經觸及像輕音樂娛樂節目這樣的非觀念的領域。在這里，一個人也陷入困境，即陷入節奏上的問題，但是，隨著基本節拍占上風，這些問題立刻就迎刃而解了。
柏拉圖闡明，客觀地、內在地不真實的東西也不可能在主觀上對人類是好的和真實的。即使是文化工業的維護者們也很難公開與柏拉圖的觀點相左。文化工業的編造物既不是幸福生活的向導，也不是富有道德責任的新藝術，而毋寧說是準備起跑的命令，在起跑線后面站著的是最有威力的利益。它宣傳的"一致同意"強化了盲目的、不透明的權威。如果文化工業不是由它自己的實質和邏輯來衡量，而是由它的效用、它在現實中的位置和它的露骨的自負來衡量；如果嚴正關注的焦點是它始終訴求的效用，那么，它的實際潛力就會是雙倍的。然而，這種潛力蘊藏于對虛弱的自我的提升和開發。隨著現代社會權力的集中，它的無能為力的成員被認定擁有虛弱的自我。他們的意識進一步遭受逆向發展。世上傳言憤世疾俗的美國電影導演們說，他們的影片必須把11歲的智力水平考慮進去。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極其容易把成年人變得像是11歲。
確確實實，暫時還沒有徹底的研究提供論證嚴密的材料來證明文化工業的特定產品造成了人們的心智衰退的效果。毫無疑問，靠豐富的想像設計的試驗能夠比相關的強大的經濟利益更有成效地達到這種結果。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毫不猶豫地相信水滴石穿，特別是因為環繞著大眾的文化工業的體系幾乎不能容忍任何分歧，并且持續不斷地針對行為操練同樣的公式。只有他們的無意識的深處不信任，大眾的精神構成中藝術與經驗現實之間的差異的最后一點殘余物，解釋了他們為什么長久以來沒有把這個世界認識、接受成文化工業所建構的那個樣子。即使它的信息像它們被制作出來時的本意那樣是無害的，--在無數的例子中，它們顯然不是無害的，如那些與當前流行的怨恨頗為一致的電影通過按照常見的偏見描寫知識分子而掀起了一個反對他們的運動--但文化工業所喚起的態度也絕對不是無害的。一個占星家如果在某一天督促他的讀者開車小心一點，這當然不會傷害任何人；然而，他們肯定會被麻木所害--這種麻木是由這樣的公開聲言所造成的：每天都有效并因而是癡人說夢的建議需要明星的贊同。
人類的依賴性和奴役狀態，文化工業的盡頭，不可能比一個被訪談的美國人描述得更誠實的了。他的觀點是，如果人民都直截了當地追隨杰出人物，當代的兩難矛盾就會結束。既然文化工業激起富裕的感情，那么，這個世界恰恰是處在文化工業所倡導的秩序之中，它為人類準備的替代性滿足欺騙了人們，人們甚至被排除在它用謊話編織的那種幸福之外。文化工業的總體效果之一是反啟蒙，在這一效果中，正如霍克海默和我曾經指出的，作為不斷進步的對自然的技術統治的啟蒙，變成了大眾欺騙，轉變成束縛自覺意識的工具。它妨礙了自主的、獨立的個人（他們自覺地為他們自己下判斷，做決定）的發展。然而，這些都應該是一個民主的社會的前提條件，這種社會為了維持它自己并求得發展，需要成熟的人。如果大眾被來自上面的聲音不公正地罵作大眾，那么，文化工業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阻止人類達到他們所處的時代的生產力允許他們達到的解放程度的同時，使他們成為大眾并進而輕視他們。

論文出處(作者):
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機構改革分析
1911—1927年的中國商人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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