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現代的英雄神話

后現代的英雄神話

對于任何一部作品，只有將它放置于一個更大的社會形態和文化環境中，才能更客觀地分析和評論它所包含的社會和文化價值。電影《英雄》誕生于經濟發展和思想迅猛革新的中國，它既具備了代表傳統審美價值的文化背景，又具有了后現代時期語境的文化特征，從某種意義上講，它的出現及圍繞它的所有爭論，都不僅僅再是個人觀念的沖突，而是展現了更為深廣的社會文化意義，從中所透露出來的思想意識和審美價值的變化值得思考。
一
誰都不會否認，電影《英雄》創造了一個神話，它以中國投資最高的影片出現在大眾面前的同時，實現了打破票房最高記錄的奇跡。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媒體對它都是贊賞有加，有評論稱：《英雄》開創了中國國產大片的先河，而其中的視覺、音響效果，無疑代表了當前中國電影技術的最高水平，因此它也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照例說，看到這一切，我們應該為它的成功歡呼雀躍，可是同時讓人感到迷惑的是，在眾多媒體上卻出現了越來越多完全相反的評議，而且這些批評愈發嚴厲而近乎尖刻。于是《英雄》在2002到2003年，甚至在今后更長的時間內都會成為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觀眾及評論家對《英雄》的看法大致分為兩種不同的觀點，旗幟鮮明，非好即壞，從影片開始拍攝起，這樣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梢栽O想，假如讓時光倒回20年，這樣的現象還會有嗎?
從表面上看，對《英雄》的不同看法，來源于不同的思考能力、感知狀態以及教育、經歷和理解力的巨大差異，實際上，其根本原因在于隨著時代變遷所產生的思想意識和審美價值的變化。從這兩個方面分析，贊同者認為：一部商業電影能夠“固守中國傳統美學”，并且能在這樣一部以娛樂為目的的商業性藝術品中摻進“和平”的主旋律，體現了主創人員對思想意識的重視程度，決非一般的電影能相比，是中國傳統與現代科技文化結合的一次勇敢的嘗試。反對者認為：這種“和平”的主旋律是虛弱的，既不符合現代思想邏輯，也不符合歷史文化發展的軌跡，而這種嘗試完全是媚俗的，是一種在高科技與古代文化包裝下的純商業作品，不具有任何獨立的藝術價值。論爭的主要焦點在于：影片宣揚的藝術理念是否符合現在這樣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和新的審美價值觀念，或它是否適應時代的文化審美需求，它是否替人們傳達了當代的時代精神需求和充分反映了這個時代人的社會文化境況�？梢哉f，這些論爭所體現出來的不僅是關于不同時代價值模式的矛盾，而且也是關于不同審美文化和思想觀念的沖突。
以高科技和信息媒介為主要特征的當代社會發生了許多令人深思的變化。計算機、媒體、高科技、新知識的新形式同社會經濟系統的轉變一起促成了后現代社會的形成，也導致了文化破碎、時空概念分裂及新的主體體驗和新的文化模式的形成。這個時代充滿了不確定性，預示了整個社會階段的轉型，產生了一種所謂的“后現代社會”。
從20世紀90年代初，后現代主義開始由歐美向亞洲地區“散播”。與此同時，中國在這20年間，通過不斷吸收西方發達國家的科學文化成果，歷經各種思潮所引起的文化精神的巨變，走過了西方社會200多年來文化思想發展的各個時期。外來文化與中國傳統的、現代的文化碰撞、融合，使中國社會文化形態的發展，超越于社會的政治、經濟形態的發展，成為了客觀而現實的存在。作為一種風靡全球的文化思潮，后現代主義在使當代社會的各種問題和困境大暴露的同時，又在整個思想文化領域進行了一場“后現代轉折”。這種顛覆性的逆轉和標新立異，已遠遠超出藝術領域和文學領域，而深達哲學、科學、心理學、宗教、法學、教育學領域。也就是說，后現代精神是一種泛文化精神，其領域遍及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和各個層次，而每一部處于這個時代的作品，都會不知不覺地匯入時代的思想潮流中。
詹姆遜在《文化轉向》一書中，對后現代的特征作了新的闡發：后現代文化，特別是當今的大眾文化與市場體系和商品形式的同謀關系，后現代的美不再處于自律狀態，而是快感和滿足，是沉浸在燈紅酒綠的文化消費和放縱。同時他特別談到了后現代性中形象取代語言的問題，他認為：文化領域中后現代性的特征之一就是形象生產。隨著電子媒介和機械復制的急劇增長，視像文化已成為公共領域的基本存在形態。形象這種文化生產“不再局限于它早期的、傳統的或實驗性的形式，而且在整個日常生活中被消費，在購物、在職業工作，在各種休閑的電視節目形式里，在為市場生產和對這些產品的消費中，甚至在每天生活中最隱秘的皺折和角落溜被消費，通過這些途徑，文化逐漸與市場社會相聯。”這是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一個新的社會形態，一個新的文化革命進程。這一階段迫切需要新的理論和概念來表述，同時它置疑和顛覆著現代社會所制造出的一系列規范性行為、制約性制度以及使其地位合法化欺騙性的話語，這在美學和文化理論領域中，后現代話語也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世人的注意�，F代主義可以用來描寫現代社會中的文化運動(如浪漫主義、唯美主義、超驗主義、表現主義等)，而后現代主義可以表示那些繼現代主義之后出現，并與其分道揚鑣的不同的審美形式和認知行為，它很快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后現代主義所具有的懷疑精神和反文化姿態，以及對傳統的決絕態度和價值消解的策略，使得它成為一種“極端”的理論。從文化特征來說，后現代主義具有不確定性、零亂性、非原則性、無我性、無深度性、卑瑣性、不可表現性，種類混雜，但都具有反諷、狂歡、內在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具有的商業性、消費性、通俗性、媚俗性、顛覆性、去中心、圖像性、感官性。這些都是過去的現實主義等所不具備的，而在這樣的后現代語境中產生的電影《英雄》，自然也很難跳出它所處的時代去實現它的藝術追求。
雖然電影《英雄》已經具備了這種以視像為標志的后現代文化消費品的特征，但是它與如今許多文化商品的不同點就在于它們所具有的思想內核上。貫穿《英雄》中的還是傳統或現代文化產品中的理性基礎，但在現實中，卻是非理性的成分在當代觀念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并通過文化消費過程顯現出來。同時《英雄》卻又以它商業化、視像化、復制化的后現代表征向時下的文化潮流靠攏，因此也注定了它在現代與后現代之間徘徊的命運。1961年出版的《西方思想變革》一書中，史密斯(HastonSmith)指出后現代主義觀念的變化對當代科學、神學、藝術都有很深刻的影響。在他看來，20世紀西方思想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現代觀念正在向后現代觀念轉變，即對現實的看法由理性向非理性轉變。后現代主義不同于現代主義價值取向所崇尚的純潔性、個性和嚴肅，后現代藝術注重的是審美形式的多元性、通俗性、游戲性。因為“后現代是一種精神，一套價值模式。它的表征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論、解‘元話語’、解‘元敘事’；不滿現狀，不屈服于權威和專制，不對既定制度發出贊嘆，不對已有成規加以沿襲，不事迎奉，專事反叛；睥睨一切，蔑視限制，沖破舊范式，不斷創新�！盵1](p.374)所以“我們取消了文化，消解了知識的精神性，消解了權利語言、欲望語言和欺詐語言的結構。”[2](p.170)后現代主義也就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實現著對時代精神內在的改造。
由此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擺在《英雄》面前的只有兩種選擇：要么放棄向后現代思想范疇靠攏的愿望和努力，重返傳統情感與現代理性建構的話語空間，展開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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