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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教學論文：詩歌與音樂的關系
“詩歌與音樂的關系”，近年來似乎已成了“顯學”，在詩、詞、曲，以至《詩》、賦的學術會上，每每要提到這個問題，作為專題的學術會，也許今天是第一次吧，中國詩歌與音樂關系。參加者這么多，而且有許多中青年學者，是很使人興奮的。
“詩歌與音樂的關系”，這句話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但是，“詩歌”這個詞語中本身就包含了“音樂”，所以這個提法是不是可以修正一下？或者可以說：“詩歌中詩與樂的關系”，或者直接說：“詩與樂的關系”。我個人則習慣于分為兩句來說，一句是：“歌唱中‘文’與‘樂’的關系”——歌唱，就是“文”與“樂”的結合；再一句是：“韻文與音樂的關系”——雖然任何韻文（甚至散文）都可以付諸歌唱，但是在現實中，是有一些韻文體裁及作品并不為歌唱而寫作。
我讀過一些有關的文著，參加過多次有關的學術會，可以說，都是這個內容即探討“韻文與音樂的關系”；相應地，所有這些文著的作者、這些學術會的發起者主持者和幾乎全部的參加者都是“文界”的學者。譬如關于所謂“聲詩”、關于“詞與音樂的關系”等，都是文界人士提出并予以研究的。這個課題，當然不只對于文界，同樣地也應對于樂界。音樂界，也有研究“樂”與“文”的關系的，但主要是在今天創作歌曲時“音樂形象”與“歌詞意境”或“旋律”與“語音”的關系之類；很少進入到像文界研究“文、樂關系”的廣度和深度，至少沒有充分展開我國民族音樂與傳統韻文之間的關系的研究。
出現這個現象也是自然的，社會文化論文《中國詩歌與音樂關系》。我國是“詩文之邦”，幾千年來，民族傳統韻文發展的高度和深度，遠勝于音樂——這是我國與外國譬如歐洲諸國很不同的歷史實際。也許只消看一個現象就可明白大概：歌唱是“文、樂”的結合，在我國是把其中的“樂”遺（忘、舍）棄了而成為留傳千古的“（韻）文”——“詩”、騷、賦、樂府、詩、詞、（南北）曲等；而歐洲諸國呢？則可以將歌唱中的“文（詞）”丟在一邊而把其中的“樂”獨立出來成為器樂曲（這種情形只出現于我國的“琴”，但是，琴恰恰不在我們研究范圍之內）。在我國，韻文形成有如上所述的眾多文體的篇章構成和句式、格律結構；音樂呢？似乎從未產生過“樂體”、“樂式”的觀念（古代沒有）；而歐洲恰相反，樂體、樂式，從樂句、樂段、和聲、對位到樂章、樂曲、交響曲、歌劇等，規范而且完整，而其“文（詞）”呢？除所謂“十四行詩”之外，他們的韻文是沒有（形成）確定、規范的“文體”的。是不是這樣呢？
近年來，研究界有一種說法，謂：我國文體的發展（如詞）是由音樂的體式決定的，說詞是“按樂譜填辭”的“音樂文學”，詞體的構成是：“依曲定體、依樂段定片、按曲拍為句、據腔押韻、審音用字”云云，這種事是絕對沒有也不可能有的。即以宋代而言，詞人數以千計、詞作數以萬計，當然全是“文”作；“樂”呢？除了姜白石在其十幾首“自度曲”詞作文字邊上有不完整（又不知道在流傳過程中有沒有抄錯）的樂音符號之外，一個音都沒有留下來。而那些“自度曲”，姜白石老先生自己說了，是他“初率意為長短句，然后協以律”而成詞（再然后才有那些樂音）的，哪有先有“樂譜”然后“填辭”的事呢？因為不可能。
事實是，無論在歷史上以至今日，我國各種體裁、體式歌唱中的“文”與“樂”的關系，總體上是：“文”為主，“樂”為從。稍微具體些說，是四條：
一、以文的篇、章為樂的篇、章；
二、以文的“韻（斷）”處為樂中的“住”——約略相當于今稱的“樂段”；
三、以文的“句（斷）”處為樂中的“頓”——約略相當今稱的“樂句”；
四、以文句中的“步節”為樂句中“樂節”組合的疾徐促疏；
以上四條，罕有例外，在這四條的前提下，在具體的文辭、句字與樂音旋律如何結合的關系上，則可大分為兩類：
一類是：以穩定的或基本穩定的旋律（我稱之為“定腔”）敷唱各種不拘平仄聲調的文辭；
一類是：以文辭句字的字讀語音的平仄聲調化為樂音進行，構成旋律；
前者我稱之為“以腔傳辭”，典型的是“段譜體分節歌”，如眾多的“民歌、小調”及現今的創作歌曲。如《蘭花花》可以用完全或基本相同的旋律去唱“青線線那個蘭線線，蘭個英英地采”和“你要死來就早早死”。
后者，我稱之為“依字聲行腔”，典型的是“曲唱”，如《牡丹亭·游園》［皂羅袍］首句：“原來姹紫嫣紅開遍”，其音樂必須按諸字聲“陽平／、陽平／、去∧、上∨、陰平—、陽平／、陰平—、去∧”的起伏化為樂音旋律進行組成唱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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