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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數字媒體對文化傳播的演進與重構

        時間:2024-10-01 03:16:49 新聞傳播畢業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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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媒體對文化傳播的演進與重構

          摘要 數字垛體孕育了各種新的文化景觀的形成,改變著人們對文化的認知方式和表達手段。傳播就具有表迭上的“隨意”、“戲仿”、“諧謔”和“拼貼”的游戲化特點,人們常常被越來越多地‘拉’出現實世界,手機傳播使文化活動和日常活動變得更方便、靈活,快捷、多變、不穩定和隨心所欲。
          關鍵詞 數字媒體 文化傳播 信息方式
          
          數字媒體與傳統媒體相比,是信息共享的開放性文化。由此也帶來了多樣化的文化性和愉悅感,促進了人類文化生活的審美思維的變革。從總的文化特點上看,數字媒體展現和傳播的是一種虛擬的、戲仿的、視覺的和機械復制的大眾文化消費品,其文化傳播方式是在信息傳達的基礎之上,呈現以個人訴求和人機融合來言說與表征的文化,呈現出從擬彷現實到直接擺弄現實的后景觀。
          
          一、數字媒體構筑文化傳播后現代景觀
          
          數字媒體、大眾文化、后現代景觀,這三個名詞常常被糾合在一起。數字媒體主客體多元化的傳播方式,大眾文化按照市場批量生產,集中滿足人們的感性娛樂需求的文化形態,后現代文化所具有的對傳統主流文化或意識形態的“抵制”與“規避”及“消解”,使得數字媒體在以視覺圖象為形式特征時,又成為大眾們“狂歡”的廣場和審美日;钠脚_。同時數字媒體還孕育著各種新的文化形式的形成,文化藝術表現方式也變得更生動和更具有參與性,改變著人們對文化的認知方式。波斯特指出:“媒介也在促成一種同樣深刻的文化身份的轉型!薄耙氆@得廣泛的感召力,因特網必須做到不僅僅有效、有用和有娛樂性,它還必須以一種令人樂于接受的方式呈示自己!薄靶畔⒎绞酱俪闪苏Z言的徹底重構,這種重構把主體構建在理性自律個體的模式之外。”
          數字媒體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類,一類是采用數字技術的傳統大眾媒體,如數字廣播、數字電視、數字報紙等;一類是基于互聯網技術與數字技術的網絡媒體,如IPTV、網絡雜志、E-MAIL、博客、播客等,一類是基于移動通信網絡的手機媒體、移動車載電視等。目前,以網絡傳播和手機傳播為主體的數字媒體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人人同時參與的傳播基本實現。在這其中,網絡文學是最能說明數字媒體的文化傳播性的。文學創作是人類最早的抒發情感的工具,也是人類最早的信息傳播活動。早在人類社會的原始時期,文學就產生了,原始歌謠和原始神話表現了原始人的生活狀態和心理情感,而原始人類的“歌、舞、樂”三位一體的表現又顯示了文學(歌詞)的傳播動能。隨著社會的和新的傳播工具的產生,文學內容和文學形式也會發生顯著變化。正如麥克盧漢指出的那樣:“每一種文化、每一個時代都有它喜歡的感知模式和認知模式”。早期刻在各種獸皮和石頭等物上面或者口口相傳的文學隨著人類語言的產生而變成“書面”的作品,印刷術的產生使文學創作由竹簡到紙張,由個人手抄到機械復制,使之成為現在的大眾閱讀和傳播工具,文學的作用與功能不斷與時俱進,不斷有新的表現形式來“顛覆”舊的表現形式;ヂ摼W絡的產生,多媒體技術的運用,導致了“觸網而生”的網絡文學的出現,網絡文學幾乎“顛覆”了傳統文學的創作觀念和表現手法,表現出了一種后現代的“非語境化”的文化景觀。
          網絡傳播的大眾文化性質決定了它對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和審美趣味的日;>W絡傳播所具有的虛擬性、交互性、平等性、開放性的特點,不管是從的“灌水”還是到利用傳統文學形式的“一唱三嘆”,或者是網絡聊天室的“神侃”,網絡短信“博得一笑”的“言子”,想說就說的“博客”等,都改變了文化的傳統特質,形成了一種互動的非線性的文化表達方式。在數字媒體中,通過互聯網或手機,信息在人類社會中實現了完全的共享,所有個體都成為信息的發布者和接受者。按照麥克盧議所說,數字媒體的“主體”在不斷“位移”,其中心很難有一個明確的指向,傳播主體與價值客體之間的價值關系具有相當的復雜性。這種傳受關系主體性的偏離與游移使得數字媒體改變著傳媒的生態環境,并使得傳媒市場的傳播格局被重新劃分。美國傳播學家梅羅維茨就認為,數字媒體的出現使得傳播走向出現了多極化,促成了傳播的“情境型式”的變化。一方面,數字媒體的廣泛運用促成一系列舊有的情境傳播界限被打破,致使一些舊有的不同情境合并,進而形成新的傳播情境;另一片面,數字媒體使不同情境之間的一些舊有的連接消失,導致新的情境與連接產生。梅羅維茨所說的“情境型式”,顯然指的就是傳受關系的多極化與文化關系的破壞與再生。比如,博客與播客,就是數字媒體情境下產生的新的文化傳播空間,在這樣的“情境型式”的文化傳播格式中,開放性、個體性、非線性和交互性使信息傳播平臺得到自由和自主運用,“一對眾”、“眾對一”或者“眾對眾”的傳播方式使傳受關系不斷產生偏離與游移,文化關系成為多方面的不確定的關系。
          數字媒體文化傳播后現代景觀的另一特點是娛樂狂歡。在網絡上,不管是網絡文學,還是網絡新聞或者“BBS”等,正是在于用表達上的“隨意”、“戲仿”、“諧謔”和“拼貼”來顛覆了傳統文化表達的套路。那些充斥網絡、手機上的“搞笑”的語言,漢語和夾雜,打亂時空界線,語言組合上的“發貼、跟貼”和“BBS”的“灌水”的味道,語義出人意料地錯位和戲謔,把各種戲謔和搞笑元素進行“后現代”式的拼貼,雖然“不合時宜”,但在怪異荒誕中又反諷了當代這個不講誠信、商品至上的現代社會現象。這樣的“網絡語言”,顯然不符合傳統文化“再現”或者“表現”的要求,卻恰恰符合巴赫金所指出的人們文化上的“狂歡化”特點,“愉快、歡騰,同時帶有嘲諷的譏笑,它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復興!逼渲饕幘驮谟谧杂X不自覺地拋棄一切傳統的規范和準則,甚至用戲謔和嘲弄來顛覆主流文化而獲得另一種更歡樂更輕盈的廣場狂歡式的文化方式。
          
          二“人機共同體”演出的“蒙面舞會”
          
          網絡是一個虛擬的空間,在網絡世界中,信息通信技術可以創造出一種新型的文化關系,這種文化關系呈現出非間接性、廣泛性等特點。參與者一方面不需要要與他人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另一方面,卻能夠與全世界范圍內處于網絡上的人群進行隨意交流,大大地拓展了參與者的文化交往平臺,這樣寬廣的文化交往平臺在現實世界中是參與者無法企及的。網絡世界中交往人群特有的身份虛擬性使得網絡的交往行為有時甚至比現實的文化交往還來得更為親密和豐富。現實的文化交往行為常常表現為利益的沖突和交換,而虛擬世界中的交往行為多是建立在共同興趣的基礎上的,區別于現實世界中文化交往的局限性和強迫性。在這種虛擬的交往空間里,人們常常會被越來越多地‘拉’出現實世界。以網絡傳播為代表的數字媒體文化傳播景觀,作為一種“人機共同體”式的電子界面的傳播,它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字符號,而實際上是一種圖形符號,本身也無法令“讀者”深 入其中,界面的光與色的變化、閃爍,各種圖形和動畫穿插其中,都只能讓“讀者”眼花繚亂地“觀看”而很難深文隱蔚地“品味”,或者“玩技術”的興趣超過了“玩文字”的興趣。比如,媒體所帶來的網絡傳播所特有的超文本性,就使網絡文化具有人人可以參與其中甚至可以按自己的閱讀興趣和喜好,“人機共同體”演出的“蒙面舞會”是其一大特點。比如,網絡文化傳播中“卡拉OK”式地多聲部游戲和喧嘩。超文小式的“鏈接小說”和“RSS聚合新聞”之類的信息與文化傳播手段,顛覆了傳統文化關系及閱讀確定性,強調了受眾對文化_止向和文化關系隨心所欲的“分割”、“跳躍”、“粘貼”、“改寫”和“逆轉”。“以文字處理為例,改變數字化書寫易如反掌,屏幕符號與白紙黑字相比具有非物質性,這使文本從固定性的語域轉移到了無定性的語域。而且,數字化文本易于導致文本的多重作者性。文件可以有多種方式在人們之間交換,每個人都在文本上操作,其結果便是無論在屏幕上還是打印到紙上,每個人都在文奉的空間構型中隱藏了簽名的一切痕跡。再者,超文本程序鼓勵讀者把文本視為他或她可以在其中創立自己的鏈接的符號域或符號網,這些鏈接可能會變成文本的一部分,而其他讀者也可以尾追或隨意更改。這些程序使人們能在全文或一組文本中查找單詞或短語,并添加進文本或保存。結果產生一個新文本,把作者原來不想放在一起的詞語放在一起。讀者以自己的詞語層序代替了作者的詞語層序!
          非常明顯,數字媒體在文化演進中,打破了傳統線性文本理性的、有秩序的重‘閱讀’、‘思考’,追求閱讀意境和審美欣賞,超文本是娛樂的、游戲的、重技術“操作”的“狂歡”,是平面化的拒絕深度的文本。所以,網絡文化提供給人們的或者人們參與的是充滿時尚的娛樂文化而不是嚴肅文化,是玩耍而不是思考,它真的就是一個“人機共同體”的“蒙面舞會”,人們盡情地游戲和喧嘩,不問身份不問來歷,且捉弄那些嚴肅而傳統的影子,拆毀傳統文化關系和等級制度的高墻。他們讓現實文化與虛擬文化兼容,形成新的以自我“隨心所欲”安排為中心的虛擬世界而進行游戲,也是自我快樂的“烏托邦”。同時,由于社會意識形態以集權的方式對人產生的文化與心理上壓力和控制十分嚴重,這種壓力和控制也在虛擬世界的游戲中被顛覆和解構,演化為多重的無意義的無深度的只滿足個人消費欲望的文化傾向。
          當然,網絡文化傳播也充斥著大量低俗的東西。北京大學溫儒敏教授指出:網絡文化中一些東西,“對民族文化經典的拆解、拼貼、戲說或者改寫,使之平面化、商品化,消解了其原本的意義深度,張揚了感官刺激和情緒宣泄。顛覆經典者在冒犯常規、調侃正經、褻瀆傳統,希望由此獲得一時快感,往往不過是‘憤青’泄憤,網民玩樂,痞子把玩,而某些商家傳媒正好乘機而入,吹捧炒作,于是顛覆或者‘惡搞’經典的風氣就釀成了文化領域的沙塵暴,越刮越兇!2006年8月,《光明日報》曾就網絡文化問題,以網上“惡搞”“紅色經典”為典型,在網上召開“防止網上‘惡搞’成風專家座淡會”。座淡會的眾多專家學者認為:“惡搞”“紅色經典”至少有四種危害:其一是“列理想信念的顛覆”;其二是“對誠實守信的顛覆”;其三是“對良知善心的顛覆”;其四是“對勞動創造的顛覆”!啊異焊恪覀兊募t色經典,會傷害國人的感情,如果傷害了優秀的傳統文化,我們也同樣受到了傷害”!拔覀兊拿褡逭Z言,我們的文明不容胡編”!啊異焊恪幸环N很不好的后果,給優秀的傳統文化埋上‘地雷’了,這些東西很可能要使我們付出代價。很多青少年不知道來龍去脈,被這種手段影響了,就產生了一些思想上的誤區”。2006年9月,中央電視臺在其重點欄目《焦點訪淡》中,播出了《“惡搞”面面觀》節目,節目中指出:“如果說《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還只是一種游戲和對某些現實的不滿進行發泄的話,惡搞英雄則是在拆除正義之墻。紅色經典記錄的是一段歷史,是人們記憶中的一個情結,是對一個年代和一種理念的純真的向往與回憶,是不容褻瀆的。”
          
          三、“新新人類”的個人文化之旅
          
          “新新人類”是人們對于網民和熱衷于手機傳播的青年人的稱呼,這一稱呼的文化意義在于:它表現了數字媒體文化傳播具有新的不同于傳統的個人化、自由化、隨意化特點。數字媒體改變了傳統文化的創造、傳播和傳承方式,往往以傳統文化的挑戰者的身份出現,消解權威和中心,形成了新的文化的強烈張力和價值標準的矛盾,表現了“新新人類”的價值觀、道德觀的變遷。
          在數字媒體文化傳播中,手機短信和手機電視可以說很充分地表現出了“新新人類”的文化追求。手機文化體現了通訊工具的時尚、快速傳播、即時響應、差異化等特點,GPS在手機上的應用則把這一文化的觸角伸向了高科技。GPS的導航功能向來以定位精確;范圍廣泛著稱,擁有它仿佛擁有了一顆自己的衛星,對于張揚個性的現代人來說,是文化精神的最好的個性化體現。又如手機短信。如果說在2003年以前,手機短信的主要功能還在于單純地傳遞信息,那么,自2003年以來,手機短信的文化傳播功能則大大地發展,變大眾化娛樂為小眾化娛樂。有調查顯示,人們在使用手機時,“平常人際交流是不會成為主流的幽默笑話的比例就高達51.2%,這充分體現了手機媒體的個人文化傳播功能與娛樂文化特點”!岸绦盼幕膶嵸|在于娛樂,是透著骨子的娛樂。幽默短信正是這種娛樂精神的體現。雖然并沒有多少實質的信息傳播,但很多‘短信一族’卻依然不可救藥地愛上了幽默短信。幽默短信是短信文本中最受歡迎的,他們所追求的是娛樂、娛樂、還是娛樂。幽默短信給發信者帶來的快樂是雙重的,看到有趣的整人短信會會心一笑,而當發送出去,想象著收到短信者大吃一驚的樣子,又是一種得意的開心!憋@然,手機中的娛樂短信并不是“新新人類”對傳統文化的體現,而是他們充滿了的創新精神也帶有“去中心化”色彩的個人文化之旅。
          傳統媒體的文化傳播一般都是“群體性文化”,帶有“廣場狂歡”的特點,缺乏私密性和即時性。即使私密性較強的如電視節目的觀看,他(她)的興趣愛好左右著其他人的娛樂活動。手機電視的出現改著變這一文化現狀,可以說帶來了文化傳播的個人化革命。美國手機開發商戴維·波斯特在概括當今最流行的媒體和預言今后最流行的媒體時說:“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東西最流行:電視和手機。我們看重的是手機電視的未來。”有人還預言:手機電視將成為世界公民的全民“娛樂運動”。在發達國家,手機電視正如火如荼地發展著、普及著,引領著一場大眾傳播的文化變革。摩托羅拉首席技術官就此說:“如果內容是‘國王’,那么移動性就是‘王后’,而我們則共同促成了這場皇室婚姻!笔謾C電視可以使每個人在路上,在旅行中,在野外玩耍時同時觀看電視節目,手機電視正在變電視的“客廳文化”為“旅行文化”,當然,它也正在拆散傳統媒體文化的“家庭聚合性”而建立起數字媒體文化傳播的“個人私密性”,社會文化因手機傳播的出現變得越來越個人化和去中心化,傳統人類的“文化集合”將會變成為“新新人類”的“文化分離”,其文化方式也因此而發生極大的變革。又比如,正在普及的3G手機使用中,“用戶不僅可以觀察攝像頭直接拍攝到的周圍情況,還能遠程遙控這個攝像頭,監控的視頻資料還能通過無線網絡進行上傳。當你出外上班,家里無人照看時,利用3G手機的這一功能,你就能隨時隨地了解家里的情況,不用再提心吊膽。由于設了密碼,用戶也不必擔心偷窺者的騷擾!笨梢,手機的數字文化傳播平臺將使得“新新人類”的文化活動和日常活動變得更方便、靈活、快捷、多變、不穩定和隨心所欲。顯然,手機文化是當代“移動革命”與社會文化互動而形成的“新新人類”普遍的生存方式之一。手機作為移動的“媒介之媒介”,現代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將對保障人們的通信自由、擴展社會溝通和交流、促進文化傳播、豐富文化生活、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等產生重大的積極的影響。
          當然,數字媒體的快速發展及其文化傳播需要有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作為指導,同時需要加強監管才能保證健康發展。凈化數字媒體文化傳播空間,首先就需要傳播者要培養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文化水平,要對國家尤其要對青少年的成長負責。其次,要加強文化管理,提高文化自律,繼承和發展富有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的傳統文化,在此基礎上創新數字傳播的文化,豐富現代人的文化生活與傳播觀念,避免數字媒體文化傳播的庸俗化、低級化和去道德化。與傳統媒體一樣,數字媒體文化傳播也需要“進行主動設計和重新定位,從而確立起媒體正向、健康、和諧、統一的能夠適應社會變化和時代趨勢的身份特征。新的中國媒體身份,應將國家認同、民族認同、人民認同放在首位,兼顧全球和市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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