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轉變論文
2001年11月18日至20日，“全球化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轉變”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大學舉行，主辦者為上海大學中文系現當代文學專業。
在研討會期間，來自國內外的百余名專家學者紛紛就相關議題發表見解，并展開熱烈討論。
王曉明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現狀和困境出發，在發言中率先提出了“現代文學研究的‘當代性’問題”，意在重新恢復現代文學研究與當代思想的互動關系，以應答社會和文化現實，特別是融于其間的重大精神問題�，F代文學研究顯示出與研究者所處的當代社會政治、文化或精神現實的直接聯系，使它具有了鮮明的“當代性”。其大致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接受國家意識形態的滲透和控制；二是對研究者所處的當下重大的社會、精神和文化問題的敏感，對尚未被主流接納的思想萌芽的呼應，以及與當代最活躍的社會思想之間的互動。但進入90年代后，當學界開始檢討80年代的“激進主義”、呼吁建立學術規范時，現代文學研究界也相應地提出要安守本位，不應過執“當代性”而背離“學術性”。受這一主流傾向的影響，90年代的現代文學研究產生了一大批在搜羅細節、體現學術規范等方面頗為可觀的著作，但思想的鋒芒和藝術的敏感卻日漸淡薄。該如何看待現代文學研究愈益疏遠后一種“當代性”，愈益“專業化”、“學科化”的現象?
以上思考，引發了與會專家學者從各個方向上的回應、爭論和探討。
首要的問題是，如何看待“學術規范”與“思想鋒芒”、“藝術敏感”的關系?
夏中義從學術積累和傳承的角度出發，強調建立學術規范原是為了精神和思想價值的強化，而非淡出，且不應將“思想”狹義地理解為僅僅是對社會現實和公共問題的應答。
陳思和更呼吁要回歸專業研究領域，強化文學研究的“崗位意識”，在具體研究中帶入對問題的關注與思考。在他看來，80年代的那批優秀的現代文學研究者正是以這種審美的、精神的層面，間接地、卻又是在更高的精神層面上回應了許多重大問題，從而復興了整個現代文學研究。
錢理群則對當下學術的生存環境和學院派研究的利弊作了清理。在學術界所面臨的體制化和商業化這兩大危機面前，他既贊成提倡學術規范，因為真正的學院派研究有利于維護學術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同時他又警示出其陷阱所在，即或者是淪為智力游戲、慣于對材料作技術性操作而喪失學術生命力，或者形成限制和壓抑性機制而導致學術霸權的出現。
其次、如何分析和理解“全球化”趨勢，進而拓展真正的“全球視野”?
關于“全球化”自身所蘊含的某種悖論，不少學者都從各自的角度有所意識。一方面，各地域特有的文化符碼正逐漸被某種“標準文化”所整合，致使各民族、各區域的文化認同普遍陷入困境；但另一方面，全球化所施加的種種影響和壓力，也在不斷地提醒并強化著人們對自身所處的民族、地域、宗教、性別、階級、語言等問題的深度理解，從而有可能以更復雜的眼光、更理智的態度面對這一切。
李歐梵對全球化所許諾的自由、平等及文化的多樣性等前景表示懷疑，他指出，在無法阻擋的全球化趨勢中，所謂“多元文化”對本土文化的吸收和取代現象已經無所不在，這往往也得到了民族國家力量的支持，并在進入“一體化”的同時表現出微妙的地域性差異。
包亞明進一步闡明，某些地域性現象不僅可以與全球化鏈條相關聯，而且成為全球化滲透到地區性日常生活所必須的手段，不應將它們對立起來作二元論的理解。
王曉明認為，所謂全球化，抽象說來是指原本互相隔絕的地區逐漸聯為一體的進程，而從具體來看就是指各地區如何聯結起來的方式問題。因此，他提出：既然人類不可避免要在全球化進程中被聯結為一個整體，那么能否在目前情況下，共同來爭取一個不同于西方主導模式的、相對較為合理而公正的聯結方式?
第三、如何發掘和處理“本土經驗”，藉此提供更多的思想資源?
就此問題，不少學者提請人們要更多地關注和研究1949年后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特別是“社會主義文學”問題。
蔡翔指出，中國在1949年后的.歷史和文化并沒有脫離現代想象，此間，文學起到了極為關鍵的宣傳和推動作用。倘能全面考察社會主義運動的文化想象方式，就有可能提取出某些經驗，成為我們新的想象資源。
錢理群也強調，在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文化發揮著重大作用，同時又擁有多種不同的實踐模式。如果尋找本土經驗，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就是最主要、也最特別的中國經驗。
與此相關，薛毅提出了一系列觀點，認為對社會主義歷史上的專制主義的批判，應該納入到對現代性的批判之中。重新定義“文學”現代性，重新看待中國現代文學，不是以西方的標準和方法來解釋中國現代文學進程，而是從中國現代文學內部尋找標準和方法。
第四、如何理解和把握“作為視野和方法的文化研究”?
為使現代文學研究在當下的全球化語境中重現生氣和活力，不少學者都認為應當引起新思路，擴大學科領域，調整研究視野，而“文化研究”在此給人以很多啟發。
羅崗首先廓清了目前對文化研究的種種誤解，指出將文化研究當作與國際接軌的學術新潮，甚至視之為用學術擁抱流行文化的最佳藉口，這恰恰有悖于文化研究的精神。與其將文化研究當作一套固定的理論家法和知識譜系，不如視之為某種批判的實踐精神、開闊的理論視野、靈活的分析方法和權宜的介入策略。在這個意義上，文化研究對現代文學研究的介入，很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生機和活力。
倪偉進一步分析了“作為視野和方法”的文化研究的其它優勢，諸如與當下社會實踐緊密結合，能夠精細地剖析社會生活的肌理，等等。他認為現代文學研究應當確立這樣一個目標，即研究意義是如何在文學這個場域中生產出來的，這個動態的意義生產過程當然會牽涉進許多文學之外的因素，文學生產與更大范圍的社會實踐之間由許多中介環節銜接而成的復雜的互動過程，正應是現代文學研究著意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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