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古典文論的幾句閑話

對古典文論的幾句閑話

我們常常以有五千年文化的輝煌為榮，諸如一部最早詩歌總集《詩經》被引用得不亦樂乎。此乃引出人們從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多層次地鑒賞、品評，經久不衰，仿佛是誘人的油橄欖。每一次的鑒賞或品評，都能咀嚼出不同的味道來。各路軍馬，四面八方，洋洋灑灑，品評文章或專著層出不窮，此乃不失為一批珍貴之財富。我想說的別人已說，又還不具備慧眼，但又癢癢，不免又信口胡說。
一、鐘嶸《詩品》的一些看法
一部《詩品》，列入最早的關于五言詩的批評專著，開詩話之祖，戴上“思深而意遠”的頭銜，足以讓人羨慕不已。
《詩品》的功績，此不必說。只是我有些較納悶：鐘嶸在《詩品》中老是提到，某人的詩源出某人，這里作者當然是在肯定后人繼承前人文化遺傳之精華之表現。但后人是如何受到前人的呢？在沒有前人影響之前的前人又受誰的影響呢？這些影響是通過或者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后人所運用某詞或有某風格、技巧就必須是受到誰誰的影響？在鐘嶸之前，陸機就說過：“必所擬之不殊，乃暗合乎囊篇”。既然“暗合”，又何必是“源出”呢？源來源去，果真如此，就怪不得鐘嶸得出結論“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我們得到的答案也許會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才是真正的文學，而不是靠源出何處才流傳的。當然，并不排除文學的繼承性，但這決定不等同于鐘嶸的“源出”理論。我還是不太愿意接受這個說法。比如，中國孟子提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學說，而希臘的柏拉圖也掛牌：“懂得者方可治國”，他們都是同一，觀點、主張竟然如此合拍，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我想，按當時的條件，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就從東方傳到西方或從西方E-MAIL到東方，也沒有電話能夠一下子就溝通。假如能夠溝通，那誰影響誰，誰感嘆“于我心有戚戚焉”？如果沒有互相影響，那就說明我們的哲人和西方的哲人一樣的聰慧或愚蠢。
因此，我覺得，鐘嶸的某詩源于某人的觀點說得太絕對了。
另外，鐘嶸說：“其人既往，其文克定�！边@句話有對也有不對。有些人確實是“其文克定”，有些則不然。既成事實，還需后來人婆婆媽媽做什么，更談不上“橫看成嶺側成峰”了。從而也就無法說什么繼承與了。其實，古人“既往”，但其文未往，仍不能蓋棺定論�！敖袼�寓言，不錄存者”，鐘嶸之所以不錄“存者”，當然還不能最終定論。其實，鐘嶸看不慣當時風靡的形式主義，從而要立個“靶”，反彈的則是當時的“存者”。我認為鐘嶸能夠很好地品評古人的詩文來影射當時的文風，使文化遺產“活”過來，著實難能可貴。
我認為他“不錄存者”至少有三個原因：一是不配錄（垃圾文學），二是不敢錄，三是不錄則實錄。此處撇開一、三不談，若果是不敢錄的原因，那么這種態度是不可取的，況且他又選取自己認為好的詩文加以品評，這其間有多少是帶個人的好惡來選擇無法考究，但不錄存者，總是少了批評的對象。當然，不是要苛刻他，而是要我們明白，既然一種文學現象出現，自有它的存在的“合理性”。沒有品評，文學失去它發展的一定方向；沒有文學，批評者無用“批”之地。兩者既矛盾又統一。由此扯到現今文壇的一些陋習。一些批評家不敢憑文學本質批評所謂名家之作，而某些作者又借著大批評家之筆發表作品，美其名曰：此是誰誰推薦之力作。文本是靠名家推薦才是“巨著”嗎？難道一位真正有水平的作者就非得一位名家來幫忙做廣告，作品才有讀者。倘若如此，說到底，還是為了名和利，各得其所，何樂不為？當然也不排除那個官司問題。批評家之所以不敢直言不諱就怕難個官司，動不動就打官司，批評家和作家好象仇敵一樣。批評家如果說一句較為苛刻的話，硬是被作家說成是“人身攻擊”。那作家就未免又有“臭美”之嫌；而批評家在批評時也不能把批評等同于鑒賞，鑒賞較主觀，甚至偏見，但批評則較客觀的，不以個人好惡來批評，更不能搞人身攻擊。
如果沒有“文字”官司，如果憑借良心說話或接受，批評家、作家可能會“美貫滿盈”了。
二、古典文論的
厚重厚重的古典文論，已擺在我們面前，置之不理是不可能，否則是浪費文化資源，也顯后人的無奈與無知。因而我們仍然要研究、探討、剖析它，以至發現某些新鮮的東西，為今天所用。這就涉及到如何研究采用什么方法的。若果我們停留在翻譯、訓詁之上，那可能相當于用的普通話說古人的話，就沒沒有多大意義了。自從引進西方現代文論之后，文藝界多書學者終于頓悟到它們不符合“國情”。當然，借鑒外來是非常必要的，但照本宣科卻是徒勞的，研究不出什么東西來。畢竟離開泥土的根本，就沒有特色可言了。童慶炳先生提出“古今對話”的研究策略，包括三個方面的原則：優先原則、對話原則、自洽原則。最終達到“在對話中，古代文論中有價值的部分顯露出來，現代人的思想追求的合理性也充分表現出來，在這基礎上，也許我們可能在經過長期的共同的努力之后，建立起我們自己的現代文論新形態。”（1996《文藝爭鳴》第4期）這樣可能會回到本質的研究上來，恕不多言。
我想說這樣一個方法，那就是“比例放大”原則。即我們以放大鏡的思維把古典文論放大，擴大它的內涵與外延，更方便于觀察、比附、精選、深入本質的思考。這樣既能看清其粗枝大葉，又能看清夾在叢中的珍珠，說不定“她在叢中笑”呢。舉個簡單例子：陸機《文賦》中的“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如果僅從表面做翻譯顯得不知所云，一“放大”就知道有見地的作者在那時早已把“化虛為實”的作文方法，提到很高程度來要求了。作文既然能虛實相生，那文學批評該怎樣看待這一“化虛為實”呢？這就涉及生活原形和藝術加工的問題，批評家不能因為生活沒有這回事而猛批作家，而作家也不能因為有這“化需為實”做擋箭牌而脫離生活，閉門造文。當然，“比例放大”原則也許是幼稚的，但本著發揚文化遺產的精神，探求文化遺產的精髓，任何蹩腳的方法只要有可行的機率，都不妨一試，說不定會有“柳岸花明”的驚喜。
我們在期待研究古文論取得可喜成績的同時，也孜孜以求，用我們的大腦和雙手，盡我們能力去探求、挖掘，澆灌這片古典的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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