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文藝學研究方法體系的內容和原則

建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文藝學研究方法體系的內容和原則

什么是多樣、綜合、整體化的文藝學研究方法體系？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唯物主義為基礎，以方法和系統方法為基本方法，綜合運用各種研究方法和手段的文藝學研究方法體系。
 
一、綜合方法的內容
 
綜合方法所包括的內容范圍應是“批判繼承傳統的研究方法，利用改造域外的研究方法，汲納博采鄰近學科的研究方法，使用完善的考證手段”[①]。但是，上述這些方法既不是諸方雜呈，偶然堆積，拼湊，也不是不分輕重、一視同仁。而是“像所有的系統一樣，是具有一定的內部結構、各成分之間合乎規律地發生聯系的各種科學的系統”[②]。
各種方法在這個系統中所處的層次、具有的功能，是與依據“研究客體和研究對象的相互關系的認識有關”。卡岡把研究客體與研究對象區分開來。研究客體是指整個認識客體，而研究對象是指這一客體的不同部分、側面、層次、因素、階段等。這樣研究客體就是多對象的，當然認識客體的方法也會是多種多樣的。“在解決統一的認識任務的過程中，互不重復，但互相補充的這一組科學”方法則可以從不同方面認識客體。但是客體中各對象所處的層次、地位并不是相同的，依據某一對象所產生的研究方法在方法論系統中所處的層次和功能是各異的。尤·鮑列夫在分析范疇的基本類型時，作了十分明晰的。他認為，“每一類型的范疇都是對審美現象、作品或藝術過程進行這樣或那樣一種類型的分析必需的相互手段”[③]。依據這個出發點，鮑列夫列舉了元范疇(審美活動、審美屬性和藝術對于現實的關系范疇)、藝術反映論范疇、藝術學范疇、藝術本體論范疇、藝術人類學范疇、藝術創作過程范疇、藝術學范疇、藝術欣賞范疇、藝術形態學范疇、藝術結構范疇、藝術交換理論和藝術符號學范疇、藝術批評理論和方法論范疇、審美范疇、藝術理論范疇與實踐范疇。這些范疇產生了相應的手段：審美認識、認識論分析、社會學分析、本體論分析與風格分析、比較分析、生平分析、藝術過程分析與篇章處理分析、創作心理分析、欣賞分析、藝術門類間分析和歷史文化分析、結構分析、符號學分析、藝術政策分析。這些分析手段之間的關系，一方面表現為藝術是審美活動的一個特殊領域，有某種程序、相對獨立性，要服從美學的元規律和藝術活動本身的規律；另一方面它又是社會認識的一種形式，帶有社會和歷史的印記，所以要服從社會認識形態的規律。依據上述原理，我們可以用圖示來標明研究方法系統的結構層次。
具體來看：
1、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方法論，是這個系統的基礎。之所以說是基礎，其一，主要以唯物主義的反映論指導各種方法的運用，并確保系統的一元化而不是多元化。
其二，堅持了和歷史的方法原則。無論是何種方法的運用，都離不開用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抽象到具體等邏輯方法進行科學概括，直接探尋事物的本質。同時也不能不考察歷史的發展進程，在其全部具體實在的現象和細節中揭示歷史發展規律。否則任何研究就會成為純經驗的描述和靜止的封閉的考察，因此我們說研究的邏輯起點、邏輯原則、歷史主義的原則是萬不可缺少的。
其三，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符合的原則。文藝學研究和方法的研究，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更科學地認識文學的各種規律，以促進文學的發展，為此，必須從大量的、層出不窮的、瞬息萬變的美學現象的考察中得出合乎規律的認識，然后再回到文學實踐中去，指導文學實踐，并受之。
總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能從世界觀的高度幫助我們確立邏輯起點，規定方法論體系本體論的性質，分析、研究、判斷各種方法的價值，從總體上、原則上產生作用。
2、美學方法和系統方法是文學研究的基本方法
綜合方法體系的第二層次是美學方法和系統方法。文學藝術究其實質是“按美的規律”創造的，屬于人類審美活動的一個重要領域，其根本屬性是審美屬性。它的創作領域、產品領域、主體領域、客體領域、手段領域、藝術感知過程，都應該進行審美分析。[④]因此，美學的方法是揭示文學審美屬性、審美價值的惟一一把鑰匙，它是屬于元范疇(審美范疇)所要求的方法。
系統方法是屬于一般科學的方法，為什么能夠成為文藝學研究方法體系中的基本方法呢?這是由文學對象的系統性和系統方法的功能所決定的。文學藝術對象是個復雜系統已不言而喻。它的系統性一方面要求多樣化的方法，另一方面又需將這些方法在復雜層次上協調統一。卡岡指出：“對藝術的綜合研究要做到富有成果，這不取決于認識觀點的多樣性，而取決于這些觀點的協調一致和相互關聯。”[⑤]系統方法所能承擔的任務，恰恰表現在協調一致、互相關聯上。系統方法要求把對象視為相互聯系的諸要素有序結合的系統整體，側重于系統的整體運動和系統質，注意處理系統與要素間的辯證關系，強調綜合。這些功能保證文學研究多種方法一方面各司其職，另一方面又要尊其主。所以我們認為系統方法在綜合研究中不僅提供了研究方法和程序上的重要原則(下面將專題論述)，而且起著粘合劑的作用。離開系統方法便不是文藝心、文藝社會學、文藝符號學、文藝信息學、文藝價值學，而變為心理學、社會學、符號學、信息學、價值學，文學便喪失了其自主獨立的地位。
3、博采各種方法
廣為利用各種學科的研究方法探尋文學藝術的奧秘的必要性已無可非議，問題在于這些研究方法在文藝學研究中的功能。
各種方法運用的可能，必須建立在研究客體對象的豐富性上，因此它們只能從某個方面、某個角度去揭示客體的某方面屬性，提供微觀研究的空間，而不能從整體上、聯系上、發展上揭示客體的總屬性。所以各種方法只能起輔助作用。在運用其他學科方法的同時，還要立足于文學藝術對象的特性，以方法適應對象，而不是以對象遷就方法。比如在引進和移植自然科學方法的時候，一方面要看到“作為人文科學之一的文藝學與自然科學存在著共同的方法論基礎，它們有共同的科學規范、邏輯和功能，以哲學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各門科學都適用的研究方法，諸如觀察、實驗等感性方法，分析、綜合、歸納、推理等理性方法，以及系統等橫斷科學方法等)把它們配合起來，構成了不同的方法論基礎，這是整個科學走向一體化的必要前提”[⑥]。   
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文學藝術對象存在許多不確定的、變量的、主觀的、直觀的因素，這些因素用精確化、模式化的手段無法測定，無法涵蓋。更何況自然科學方法本身并不包含美學分析、直覺體驗，它不可能，也根本不能成為美學研究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方法。
從以上三個方面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文學研究方法體系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系統，它的最高最基礎的層次是作為哲學方法論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它的基本層次(核心層)是美學方法和系統方法，它的最低層次是引進和移植的各學科方法。它們之間各在其位，各司其職，但又互相滲透，互相補充。但在具體的研究中，又不是平均使用，而是以一種方法為主，輔之于其他方法進行綜合考察。
 
二、綜合研究的原則
 
綜合研究就其實質而言，就是在宏觀與微觀、橫向與縱向、分析與綜合、直覺體驗與定性定量的結合上對文學現象進行綜合考察。
1、宏觀與微觀結合
宏觀與微觀研究反映了研究空間的擴展。當代科學表明，空間是無限的。就宏觀來看，人類的視線(借助射電望遠鏡)已經能從太陽系、恒星世界、銀河系到達河外星系，遠離河外星系，還有星系團、超星系團。現在“宏觀”的概念已容納不下廣袤無垠的宇宙，而不得不用“宇觀”來表明科學的新認識。從微觀來看，分子——原子——原子核——核子——夸克，以致科學家 們還在探尋更深的結構層次。
隨著科學認識的不斷深入，研究領域也在擴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格式塔學促進了主體心理結構研究的深化。結構學、結構主義又促進了審美客體——作品的精深分析。有人比喻“審美心理研究接近‘分子水平’”，審美客體的分析趨向于“細胞層次”[⑦]。從宏觀上看，文藝學研究領域突破了國界，突破了本體，而伸向世界，伸向，在一個更大范圍、更大系統中考察文學。使文學研究領域由作品——作家——讀者——活動——藝術————社會活動的空間逐級加寬，逐層深入。這樣，一方面“鉆探微觀結構，解剖每一個微小細胞”，將研究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另一方面“又超然于具體現象之上，高屋建瓴”，將研究建立在聯系、整體的系統考察上。微觀與宏觀的結合正是當代文藝學研究的辯證趨勢。
2、橫向與縱向結合
橫向與縱向結合，反映了文藝學研究時間的延伸與時空擴展的統一。
橫向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研究領域突破國界，由國內到達國外；二是文學與外部學科的聯姻滲透。橫向研究要求我們廣泛采用各學科的有效方法，從世界文學藝術發展的趨勢考察本國文學。 
縱向是就時間尺度而言的，它包括了的、時代的、當代的、當下的4個時間觀念。縱向研究要求考察某一文學藝術現象時，不僅要看到當時的各方面原因，而且要分析文學藝術與當代、時代的社會文化，社會心理的聯系，還要追蹤歷史的足跡。也就是說要有歷史的縱深感、動態感。
橫向與縱向結合就能使研究者站在歷史、時代和世界的制高點上，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考察一切變量與不變量、穩態與非穩態、必然與偶然的因素，線性與非線性的因果關系，對文學藝術現象做立體的、動態的研究。


3、分析與綜合結合
以往的研究都要借助分析與綜合的方法，但我們現在講的綜合研究，主要是指系統的分析和系統的綜合。
“系統分析是運用系統觀點，通過思維去分析系統，將諸要素、子系統的屬性揭示出來，從中發現對象某一方面的本質”。[⑧]
它有下列原則：
第一，系統分析把研究對象視為一個整體——系統，確定它的邊界范圍，并弄清它在所屬系統中的層次地位，對所研究的對象進行“定性定位”；
第二，系統分析重視給定系統的外部聯系和內部聯系；
第三，系統分析在重視定量分析的同時，注重非計量因素，這就要求注意有形因素和“無形”因素。對文藝學研究來說，無形因素往往是重要的方面；
第四，系統分析包括要素分析、結構分析、功能分析和歷史分析。
比如，在研究讀者的接受過程時，我們首先把它視為一個系統，確定它在整個藝術活動(創作——作品——欣賞)中的層次地位，即它屬于藝術消費活動。在進行了“定位定性”之后，開始著手各個要素(欣賞主體、欣賞客體)、結構(感知、體驗、理解、審美享受)、功能(對社會、對創作的作用)的分析。在分析的過程中，除了考慮本文給定的有形條件而外，要特別注意欣賞者之間的個性差異等無形因素。除此之外，階級的、的、時代的社會心理和文化傳統，甚至經濟情況等外部條件也是不容忽略的。總之，系統分析就是從系統出發，通過對系統進行分解，將其諸要素、子系統的屬性揭示出來，以發現研究對象的某些方面的本質。
對系統的認識必須建立在分析的基礎上，通過綜合來完成。綜合是在思維中將分析時得到的對象各個本質方面按其聯系結合為有機的整體。系統綜合則進一步，它是從系統整體出發，從綜合著手對系統的要素、層次、結構、功能、聯系方式、全部及其綜合效應進行“立體”式考察。[⑨]系統綜合有以下要求：
第一，系統綜合的思維形式是“綜合——分析——綜合”，而傳統邏輯思維形式是“分析——綜合”。這就是說，“我們在綜合中，邏輯起點是綜合，把綜合貫穿于過程的始終，在每一步分析中都顧及系統整體，要求分析與綜步，并在幾個階段上保持反饋，注意調整、修改對認識目標的偏差”。[⑩]馬克思在《手稿·導言》中論及理論思維的科學方法時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采用的從具體到抽象的分析是錯誤的，科學的方法應該是從具體——抽象——具體。馬克思為我們指出的科學方法其實質在于強調綜合思維的重要性，也就是綜合——分析——綜合的思維形式，它對一切科學包括文藝學都有普遍意義。比如過去我們在考察文學的功能時，往往肢解為認識、和審美功能，結果是互相替代。實際上，文學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即“社會改造、認識——啟發、藝術——觀念、預告、信息和交換、教育、感化、審美、愉悅”。[11]這些功能如果離開了文學的審美屬性，單方面進行考察，它就不是文學的功能，而是別的什么功能。所以在分析文學各種不同功能時，首先要立足于審美屬性，分析其功能的特點、特色，產生作用的特殊途徑，然后才確定各種功能的性質，采取分析與綜合同步進行的方法，因此就不會得出“認識功能好，作品就好”，或者“教育功能差，作品也就差”的結論。
第二，系統綜合是“立體綜合”。就是說，要把考察對象放在三維空間（中國、外國、現代、當代；文學與經濟、政治、其他社會意識形態關系：中外古今各側面比較）和一維時間（歷史的、時代、當代、當下）中，既觀察系統的發生發展過程，又考察其橫向網絡；既堅持歷時性研究，又注意共時性探尋，把握對象的立體層次、主體結構和整體功能。
第三，系統綜合與揚棄綜合、層次綜合、全息綜合、兼容綜合相輔相成。（此問題參考陳依元《運用系統分析進行研究》一文）。所謂揚棄綜合，就是一方面剔除非本質、無代表性的東西，保留有價值的；另一方面要注意從那些毫無價值的東西中去挖掘有用的。比如我們在考察文藝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時，保留模仿說唯物主義的合理因素，拋棄模仿是人的天性等不合理因素；保留表現說中重視情感、想象的因素，而拋棄其唯心主義成分，將二者綜合起來，就可能做出較符合文學本身規律的結論。
所謂層次綜合，就是注意系統各層次的結合。比如我們在分析方法論層次時，既劃分為、一般方法和具體方法三個層次，又要說明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
所謂兼容綜合，就是把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信息，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見兼收并蓄，加以綜合。比如對某部作品的考察，就需要收集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反映，加以綜合比較，做出合乎實際的較為公平的評價。
    所謂全息綜合，是指“所發現的生物全息律認為，生物體的任何一個獨立部分都包含有整體信息，都是整體比例的縮小。一切系統整體信息儲存于各相對獨立的部分之中”。用這個原理來考察事物，就是要善于抓住典型，解剖麻雀。這在文學研究領域也可以運用，最典型的是表現在分析作家風格、民族風格上。一般來說，一個作家的風格是從他的一系列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統一中表現出來的獨特風貌。分析一個作家的風格，有必要考察他所有的作品，但卻沒有條件逐一考察，這時研究者往往是立足于他的一兩部代表作，做精細的分析，以窺全貌。
由此可見，綜合的方法是多樣的，它們之間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在研究中具體采用何種方法，視對象的具體情況而定。
4、直覺體驗與定性定量結合
文藝學是人文科學的一部分，與自然科學相比有其獨特性。就研究對象而言，“文學通過其特殊的審美特性和文學性，歷史地或現實地反映了人的存在，命運、精神和價值等重要問題”[12]。就研究主體而言，它要以自己的全部精神個性(性格、情感、思想、意趣等)介入文學研究之中。文藝學關注的是人，參與者也是人。人是世界上最復雜的，他們有千差萬別的性格、復雜多樣的思想、瞬息萬變的情感、捉摸不定的心緒 、豐富多彩的意趣。這一切不穩定的多變量在目前還無法用科學手段、工具加以精確化和科學化，主要還是靠直覺的方式、體驗的方式去捕捉。從這個角度講，文藝學研究應該而且必須運用直覺體驗方式獲取研究資料，參與研究的過程，從而確保研究的性和性，正因為如此，有人主張“用生命把握生命”的方式進行文學研究，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通向真理的方式方法可以是多樣的。文學研究除了采用必要的直覺和體驗方式之外，還需要運用定性定量的方法。
定性，就是對對象的質做出結論，主要運用的歸納法和演繹法。
定量，是對對象的各種成分的量做出和測定，用精確地描述它們之間的量的關系。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質和量的統一體，既有質的規定性，又有量的累積性。一定的質總是通過一定的量表現出來，因此，在科學的認識中，定性與定量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科學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人們的認識往往開始于對事物的質作描述性的定性，然后再通過定量去證實它的科學性。比如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是運用定性的方法發現的，因此在定量方面“還很粗糙，甚至還包含一些不能忽視的錯誤——例如，哥白尼像托勒密一樣認為天體只能沿著圓形軌道運動并且其速度必然是均勻的……直到刻卜勒以精確的數學形式建立起行星的三大定律，借助于數學曲線和數學公式闡明了行星運行軌道的空間形式、運動速度的變化規律、運行周期與軌道分布的數量關系，才準確地給出了關于太陽系運動的定量描述，從而使天文學真正形成一個嚴格的科學理論體系”。[13]牛頓早在1665～1666年間就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直到20年后才正式公布，其原因之一是，這20年間他還沒有完成用自己建立的微分學對此定律作定量分析。科學認識如此，文藝學研究是否需要定性和定量分析呢？回答是肯定的。
文藝學研究在具體研究對象和研究任務上與文學是有區別的，文學藝術的對象是活生生的人，而文藝學的對象是“作為物態化客體的創作成果”（王元化：《關于文學研究方法的思考》，《文藝理論研究》，1986年第2期）。及文學現象；文學藝術的任務是創造“第二自然”，文藝學是探討“第二自然”的規律和本質。因此，一個是以形象思維為主的創造活動，一個是以抽象思維為主的科學研究，這一根本區別決定了文藝學研究的科學性、理論性和邏輯性。凡是要建立嚴格的科學體系，都離不開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文藝學理應如此，實踐上也證實了這一方法的可行性。
    
目前有些同志運用進行資料搜集、處理、研究，對版本、作品與作家進行綜合比較，在研究作家風格、甄別作品真偽等方面做出了成績。比如我國用電子計算機對近年出版的外國短篇小說、中國現代短篇小說、中國白話小說、新時期短篇小說進行統計，發現每篇字數均在1萬～1.1萬之間，以此確定短篇小說字數的長度。還有的同志從版本異文入手，沿著數學邏輯的蹤跡探索，并用信息論等交叉研究揭開了百年來《紅樓夢》的奧秘——“怡紅夜宴圖”的奧秘，說明了六十三回給出酒令的點數完全正確。武漢大學將老舍的作品輸入計算機程序之中，以研究他的風格。近年來不少同志還運用數學模型對文學作品和文學研究中一些較為復雜的問題作高度的概括，既簡化又明了，既清晰又準確。比如《》的結構圖：
從上述的實踐成果看，文藝學研究引進必要的定量化手段，可以幫助研究者深入文學活動的內部結構之中，通過獲得的比較精確的數據、資料對作品進行系統分析。這種定量化的方法較之直覺體驗的傳統方法具有明顯的概括性、科學性。引進它，對于建立一門嚴格的科學規范的科學體系是有輔助作用的。
承認定量方法的可行性并不意味將它絕對化。由于文藝學的對象及研究者的獨特性，文藝學研究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在任何情況下沿襲科學精確化的手段，而且也不可能用數學化的方法對文學活動進行分析。正確的是應該把直覺體驗的方法與定性定量方法結合起來，互為補充。
 
 [①]徐文茂：《關于文學研究方法論的綜述》，《科學》，1985年第7期
[②]莫伊謝依·薩莫伊洛維奇·卡岡：《和系統方法》，第73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
[③] [蘇]鮑列夫：《美學》，第544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
[④] [蘇]澤列諾夫、庫利科夫：《美學的方法論課題》，《美學文藝學方法論》上冊，第42～43頁，藝術出版社，1985
[⑤] [蘇]莫伊謝依·薩莫伊洛維奇·卡岡：《美學和系統方法》，第81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
[⑥]周憲：《科學一體化進程中的文學》，《當代文藝思潮》，1986年第4期
[⑦]周憲：《現代美學的大趨勢》，《江蘇美學通訊》，1984年第4期
[⑧]陳依元：《運用系統分析進行研究》，《新華文摘》，1985年第8期
[⑨]陳依元：《運用系統分析進行調查研究》，《新華文摘》，1985年第8期。
[⑩]陳依元：《運用系統分析進行調查研究》，《新華文摘》，1985年第8期
[11]周憲：《科學一體化進程中的文學》，《當代文藝思潮》，1986年第4期
[12]周憲：《科學一體化進程中的文學》，《當代文藝思潮》，1986年第4期
[13]關士續：《科學認識的方法》，第200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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