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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備入門書籍-讀黃永年先生著《古文獻學四講》
在現代社會中，從事任何一種職業都需要具備某些必備的基礎知識，不然你無法入門。從事中國古代文史方面的研究，則首先需要對于古代文獻具有相應的了解。道理很簡單，歷史已經遠去，我們只能主要依靠古代文獻的記載，來盡可能地接近和認識當時的面貌。所謂古代文史，包括歷史、文學、哲學等許多領域，但嚴格說來都可以概括在泛義的歷史學范疇之內，因為文學史、哲學史也都屬于歷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眾所周知，史學家傅斯年是極力主張“史學即史料學”的。他在《史學方法導論》一文中曾經講過：“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辭，不是倫理，不是神學，并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由于“史料是不同的，有來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價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樣的不同”，所以所謂整理史料的方法（實際上也就是歷史學的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的這種主張，現在有些人或許并不贊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樣看待歷史學的性質和內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著什么樣的歷史觀去從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認，史料畢竟是史學研究最重要的基礎；假如缺乏這一基礎，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將無從說起。傅斯年在這篇文章中還具體歸納列舉了“比較不同的史料”的幾種主要類型，如“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官家的記載對民間的記載”，“本國的記載對外國的記載”，“近人的記載對遠人的記載”，“不經意的記載對經意的記載”，“本事對旁涉”，“直說與隱喻”，“口說的史料對著文的史料”，等等，這些都是從事一項史學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問題，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這些問題，就必須首先了解有哪些相關史料以及這些史料的特點�！^“史料學”就是研究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歷史學基礎分支學科。
雖然在口頭上似乎大家都能夠認同史料學的重要性，可是在實際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卻未必都能夠很好地體現這一認識。
譬如目錄學和版本學是史料學中最基本的內容，可是現在的大學歷史系卻很少開設相關的課程，一般是開一門“歷史文選”，只是教學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錄學知識。這種情況其實由來已久。50年代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詣的蒙元史研究專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繪了當年自己缺乏相關知識訓練的情況。他寫道，自己調到內蒙古大學任教以后，“經常出差來京，學校也附帶給我采購書籍的任務�？上乙稽c目錄學知識也沒有，只會買一些一看書名就知其內容的書。經過比現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時間，完全出于偶然，看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注》、《中國叢書綜錄》、北京、北大、上海、江蘇國學（今南京）圖書館等書目，才稍稍懂得點按目尋書的知識。為了在書店能隨時決斷應購何書，就必須熟記書名并知有幾種版本及版本優劣等等”（此信公開刊載于《藏書家》第4輯）。北京大學歷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學校自然可想而知。幾年前，有一位行將退休的老教授，也是畢業于著名學府且供職于著名的學術機構，曾私下向我咨詢，謂聽說有一部給古代傳世文獻做提要說明的書，如果書店有的話，讓我順便幫助買一本�！@位老教授想問的書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件事情完全可以證明類似情況的普遍性和嚴重性。
周清澍先生說現在的研究生上學時就能具備相關版本目錄基礎，那可能是由于他在經歷了長期暗中摸索之后，深知這些學問是入門的必備知識，于是開宗明義，就把它傳授給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這樣，只能說他自己的學生有幸，卻并不能說明現在的一般狀況。以我接觸到的情況來看，目前大學本科生、碩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學素養，與上世紀50年代相比，總體上并沒有多大變化。不然我們就不會經常看到有一些碩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導，在使用《西漢會要》、《十國春秋》、《續資治通鑒》、《遼史紀事本末》、《金史紀事本末》，直至當今生人編纂的《清史編年》這樣一些根本沒有史料價值的著述來作為研究的依據了。
要在學習階段打好史料學基礎，需要有合適的入門書籍。過去有些人是依賴清代乾隆年間纂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但是它對于現在的初學者來說，顯然過于繁難，而且無法利用它來了解乾隆年間以后的大量重要典籍，所以并不適用。清末張之洞撰著的《書目答問》，是專門為指導初學而開列的基本書目，選書雖大體精當，但只列書名，沒有作者和內容的介紹，同樣不宜于現在的學生用于初學。
民國以來，出版過一些這方面的入門書籍，但是往往都是只側重某一個方面，如朱師轍《清代藝文略》，僅成經部，且只敘述清代經學書籍（對于了解清代經學著述，這是一部很好的導讀書，遺憾的是流傳甚為稀少，現在連專門做清代經學研究的人都很少知道）；呂思勉《經子解題》，僅敘述上古經書和諸子書；柴德賡著《史籍舉要》，王樹民著《史部要籍解題》，謝國楨著《史料學概論》，陳高華等著《中國古代史料學》，黃永年著《唐史史料學》等，都僅僅是從狹義的歷史學研究角度選擇典籍進行介紹，目前還沒有見到質量較高的全面介紹古代史料文獻的目錄書籍（朱自清《經典常談》見識通達且文筆流暢，最便初學，遺憾的是當時是為中學生撰寫，開列書籍太少，不敷學者入門之用）。最近鷺江出版社出版的黃永年先生著《古文獻學四講》，可以說是應從和滿足了學術界長期以來的迫切需要。
《古文獻學四講》是鷺江出版社《名師講義叢書》中的一種。顧名思義，都是用以教授過學生的講義。黃永年先生這“四講”，包括“目錄學”、“版本學”、“碑刻學”和“文史工具書簡介”四種講義。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在西安隨史念海先生讀書時，史念海先生要求必須去聽完黃永年先生開設的上述幾門課程。史念海先生當時特別講到，不聽好黃先生這些課程，就無法掌握讀書做學問的門徑。所以這本《古文獻學四講》都是我聽過的課程的講義，當年油印向學生發放過。黃永年先生不僅學識淵博，而且善于演講，授課神色生動，把這些一般人看來枯燥單調的課程講得妙趣橫生，牢牢吸引我如饑似渴地聽完了各門課程。后來我能夠在學術上嘗試著做出一點研究，首先就是依仗這些課程所打下的最重要的基礎。由于自己基礎較差，許多授課內容，一下子不能很好理解和記憶，工作后就仍一直把講義放在手邊，隨時翻檢查閱，不斷加深掌握和理解�，F在讀到正式出版的講義，既親切，又興奮，引發了一些感想。
打好基本功，這是黃永年先生在授課和治學中一貫強調的基本看法，這也是他教授學生時首先要講授上述課程的原因。他曾針對時下學術界一些人毫無根基地胡亂著書立說的情況，舉述其中典型的荒唐例證，撰寫過幾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如《還是要倒好基本功》等，多已收入先生隨筆集《學苑零拾》）。學術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內容，在史料學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包括如下三個方面，一是注重傳世文獻，強調讀常見書；二是要盡可能深入地掌握基本史料的內容和性質；三是要盡可能廣博地多了解各類史料的內容和價值。
談到重視文獻資料，在實際研究工作中存在兩種不同路數。一派特別強調尋找從未被人利用過的資料，尤其是地下地上新發現的史料。論者往往引據陳寅恪先生的話，謂“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甚者且謂學術之每一新進展，必定要仰賴于新材料之出土。另一派則是強調讀傳世基本文獻，當代著名代表性學者如顧頡剛、余嘉錫等均是如此。據先師史念海先生講，當年顧頡剛先生向他傳授的讀書門徑，就是以讀常見基本史料為正途，要把從人所共知的基本文獻中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見解，作為治學的基本功夫，顧頡剛先生稱此為“化腐朽為神奇”。
學術研究，各自有所偏好，存在不同的路數，所謂“各遵所聞”，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前一派援依陳寅恪先生的說法為其張目，卻未必盡合乎陳氏本意�？匆豢搓愐∠壬闹饕獙W術貢獻全在于使用兩《唐書》、《通鑒》等最大路的史料，就可以明白，陳寅恪先生本人并不特別依賴所謂新材料來做學問。陳垣先生有相當一部分研究，由于題目所需，是比較重視某些當時學術界相對生僻的史料的，陳寅恪先生的話出自他為陳垣《敦煌劫馀錄》撰寫的序言，是否帶有某些應酬的成分，恐怕還需要結合他自己的研究來揣摩。我想在熟悉基本文獻的基礎上重視新出土資料，讀常見書而知生僻書，這才是對待史料比較合理的態度。
黃永年先生在治學上是師承上述后一派傳統的，所以這部《古文獻學四講》，核心內容是傳世基本文獻的版本目錄。常用文史工具書是讀古書、做學問的一般工具，版本學、目錄學是講傳世文獻自不必說，所謂“碑刻學”，也不是像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那樣是講述出土碑刻資料，而是講授宋代以來的碑刻學知識傳統，以便更好地利用這些疊經歷代摩挲已成為傳世文獻組成部分的碑刻資料。黃永年先生在序論中說，他是鑒于時下“碑刻之學中衰”，而“專設碑刻學課程者幾無所聞”的情形，才“為研究生開設此課，總結近半個世紀個人業余從事此學之所得，竊欲重振斯道，且使從學者開闊眼界，借免拘墟之誚而已”�？梢娖渲救づc爭競觀睹新見石刻碑版資料者亦判然不同，從本質上是把碑刻看作傳統目錄學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來加以闡釋的。
黃永年先生本人從青年時期起就收藏善本書籍和碑帖拓本，幾十年間所得甚豐，早已是蜚聲海內外的藏書名家，可是做學問卻極力主張以讀常見基本史籍為主。黃先生文史兼通，在歷史研究方面，更強調要首先花大力氣讀正史�！豆盼墨I學四講》書后附收了他撰寫的三篇文章：《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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