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元祐時期的士人心態及其影響下的文學創作

論元祐時期的士人心態及其影響下的文學創作

【內容提要】：元祐時期是北宋具有“分水嶺”的關鍵時期，通過探討元祐黨爭的緣由來揭示這一時期的士人的心態及其影響下的文學創作，進而總結出文學和政治的關系，及士人生活的真諦�！娟P鍵詞】：意氣之爭 畏禍心理 文學創作【正文】：一．簡介元祐黨爭及其發生的原因元祐，是宋哲宗趙煦的第一個年號，凡八年。這八年，是北宋黨爭全面走向情緒化、意氣化的八年，它使元祐之后的北宋政局深深地陷入周期性動蕩的怪圈；是北宋黨爭的具有“分水嶺“意義的八年，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它承接熙、豐黨爭，下啟紹述黨錮。元祐黨爭是北宋黨爭的重要的組成部分，究其發生的原因，有以下幾點：（1）北宋統治者的重文抑武的政策，使知識分子參政熱情空前高漲；（2）北宋士人深受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影響，尚黨盟，有極高的經綸濟世的精神；（3）宋中期以來的三冗問題（即冗兵、冗官、冗費）的激化，士人的高度關注，紛紛提出自己觀點，因政見不合，逐漸形成兩派，即舊黨和新黨，互相傾軋，形成于慶歷新政，激化于熙、豐變法（即通常所說的王安石變法），故促成了這八年的黨爭。二．元祐士人的矛盾心態與成因元祐黨爭有其的特殊性，即士人的參政熱情極高與其特有的畏禍心理互相互動和其影響下的元祐文學并沒有其他黨爭文學走向衰沉而閃爍著其思想光輝�？v觀整個中國古代史，知識分子的參政熱情是很高的，尤其是處于亂世的春秋戰國時期，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五代十國的亂世年代。他們積極參政的同時，又時刻保持著知識分子特有的“詩人敏感’,常懷有“稍有不慎，輒遭其禍”的畏禍心理。同樣，處于執政主體的元祐黨人（舊黨）持著高度敏感，謹慎畏禍的心理，但有其的特殊性。其特殊性產生的兩點原因：（一）元祐黨人的“喜同惡異”的主體性格和悉改“熙豐之政”役法問題是元祐黨爭初始，新舊黨爭爭論的問題。其實，免役法在實行之后，于國于民利大于弊，但司馬光持著高太后，粗暴地阻止免役法繼續實施，甚至還六次專門上疏論之弊，“他直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①朱熹對司馬光的評價“溫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曉”，但恐怕不止此因，應該是“喜同惡異、黨內伐異”的主體性格所引起的“憤嫉太深”。元祐黨人其實不太支持司馬光這一做法。程深感司馬光這一做法，會帶來“衣冠之禍”，從而時時懷著畏禍心理。“以母改子”論則是司馬光依靠高太后的威權，悉改熙豐之政,“以母改子”，貶逐神宗所用之臣，大大損害哲宗的皇權自尊心，違反了“三年無改父之道”的儒家經訓，為后來的“紹述黨錮”埋下了禍根。元祐黨人深知此點，只好把畏禍心理和傾軋新黨結合在一起，成了一場“意氣之爭”。（二）來自元祐黨人的內部傾軋元祐黨人內部各分黨與后，也采用了傾軋新黨的手段自相殘殺，尤以“蜀、洛兩黨”為甚。如元祐六年，朔黨劉摯因接見章惇子弟及曾與新黨刑恕通書，被指控為勾結新黨，旋罷相位，又如“兩次策題”之謗對蜀黨領袖人物的陷害。這種內部爭斗，使本就深憂“衣冠之禍”的元祐黨人更覺得更加的“身自不安”.蘇軾《與張君子五首》其五又云：又自顧衰老，豈能與人計較短長是非，招怨取謗耶？若緘口隨眾，又非平生本意，計之熟矣，以此不如且在外也。元祐黨人因內部自分黨與，傾軋不已而導致的畏禍心理，于此可見一斑。以上倆原因說明元祐黨爭時期的士人心態是：受儒家淑世精神的影響，充滿激情地投入了這個“身非我有”的名利之域，且無怨無悔，但普遍“身自不安”，存在著畏禍及身的心理。作為參政主體和文學主體的元祐黨人，帶著特殊的心態，必然會影響著這個時期的文學，如：文學題材，文學基調和文學風格等。為后人稱盛的元祐文學，就這樣產生了。三．矛盾心態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元祐文學是黨爭激烈下的文化產品，有著特定的內涵。它給了士人一個參政的工具，又給士人一個寧靜無色的心靈天空。文學在這一時期不再盡于審美，可以淪為政治的工具，繼續加深自己的處境；又可以生活的娛樂工具，締造新的生活真諦。于是，適合于討論的散文和適合于抒情的詩歌，就成了這一時期士人創作的首選，為這一時期文學的主要創作題材。（一）.文學題材散文和詩歌是元祐文學的主要文學題材。散文以政論文（如奏議）為主。據《蘇軾文集》統計，奏議凡一百五十篇，其中從元豐八年十二月還朝至紹圣元年被貶之前，蘇軾就創作了一百五十九篇；再據《欒城集》，直接議論時事的書、狀共一百五十一篇，作于元祐年間的為一百四十篇，可見創作之多。詩歌則以題畫詩和酬唱詩為主。在元祐時期，以二蘇為宗主的文人中，均或多或少地作有題畫詩。據《欒城集》，蘇轍作有題畫詩凡十三題十八首；據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黃庭堅在元祐作題畫詩四十五題五十四首；又據孔凡禮校點《蘇軾詩集》，蘇軾作于元祐的題畫詩三十五題四十八首。再看酬唱詩，“詩人酬唱，盛于元祐”， ②圍繞在兩蘇為宗主的文人，由于師從的關系，幾乎都對當時兩蘇和黃庭堅的詩進行唱和，有時還對古人的詩進行唱和，如：元祐元年，圍繞蘇軾《武昌西山》一詩進行唱和者，竟達三十余人之多;再如：元祐七年，蘇軾作《和陶飲酒二十首》，晁補之也隨之作《飲酒二十首，同蘇翰林先生次韻追和陶淵明》。從中可見元祐詩人酬唱之盛。由此可見，以政論為主的散文和以題畫酬唱為主的詩歌，構成了元祐黨爭時主要創作題材。由于題材的特殊性和兩重性，再加上士人的心態矛盾性，又奠定了這一時期的截然不同的兩種文學基調。（二）.文學基調以政論為主的元祐散文，政治色彩濃。大部分散文情緒化、意氣化色彩凝重，最能表現作為參政主體的元祐黨人的政治主體性格——喜同惡異，黨同伐異，和畏禍心理。如上述的役法問題，司馬光為廢除免役法先后六次專門上疏論之。如《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札子》一文論及差免優劣時指出：免役于上戶不利，但事實上，卻是“彼免役錢雖于大戶困苦，上戶優便�！眱烧叩挠^點可謂大相徑庭。朱熹評價此事，說司馬光“忠直”，其實不然，應該是“憤嫉太深而引起的剛愎自用，為的是驅趕新黨。在《長編》卷三五八元豐八年八月八日，至卷三七零元祐元年閏二月，不到八個月的紀事中，彈劾新黨和批評新法之弊，還六十七篇之多，在章惇被逐出朝后，王巖叟如釋重負：“余無大奸，皆柔之徒，易為處置，惟在常辨之，便之不可入而已”。便一語道破了他們以散文創作的形式參與更張變法的目的和功能，但司馬光和高太后去世后，這種參政心情就轉變為畏禍心理。在司馬光去世的當天，王巖叟上疏哲宗，要求“果于去奸，審于進賢”，其實怕元豐黨人卷土重來，離間元祐黨人和哲宗的關系，只能傾全力地繼續制造“文字獄”去攻擊新黨。在對新黨全力傾軋時，元祐黨人內部開始產生了分裂了，這就加深了其畏禍心理。元祐三年十月，蘇軾作《乞郡札子》和《與張君子五首》其五，就透露了這種心理。這次蘇軾因二次策題之謗，被洛朔兩黨人員的攻擊，“招怨取謗”，致使“身自不安”。元祐六年是元祐黨人的內訌趨向白熱化的一年。蘇軾還朝，蘇轍躋身執政，這一人事變動，立即引起了洛朔兩黨人員的反響，朔黨楊康國以中立不黨的口吻，攻擊蘇轍與群臣有隔膜，說“欲安散則不用轍”，說蘇軾，蘇轍兩兄弟“豺狼當路，奸惡在朝”�？梢娖鋬扔徶�深，這又加深了畏禍心理，其實就是學術之爭，上升到“黨同伐異”的境地。這些奏議政治斗爭色彩極濃，意氣化，情緒化，使文字淪為政治斗爭的工具，最終又加深了他們所具有的畏禍心理。以題畫和酬唱為主的詩歌，則體現出悠游的心理。題畫詩中，如：蘇轍的《書郭熙橫卷》，寫于元祐二年，前十八句可以看出詩人則通過畫境怡悅性情，“食罷起愛飛泉清”，從畫面上品味“巖頭古寺擁云木，沙尾漁舟浮晚晴”的真趣清味，可謂“不下堂筵，坐窮泉壑”，重現出往日的“江海興”和林泉蹤跡。然而，“歸來朝中亦何有，包裹觀闕圍重城”，詩人對山水的美感享受，僅是畫餅充饑式的心理滿足，自己仍深陷于“意氣之爭”，雖然有著對自主，自由的美好向往，但被君權和黨人的羈絆。再如蘇軾的《郭熙畫秋山平遠》，詩也作于元祐二年。此時，作者正充滿激情地參與“元祐更化”，突然因策題之謗早洛黨之攻擊，在觀賞郭熙《秋山平遠圖》，頓生歸臥秋山之想。“漠漠疏林寄秋晚”，“中流回頭望云巘”，是表達在畏禍心理驅使下的一種真實卻無法實現的美好理想，只能作一次心靈遠游。詩人此時正處于“受國恩深重，不同眾人，不敢妄退”的姿態，只能在再次陷入這個“是非之地”,陷入這無法改變的生命悲歌。面對這個無法解決的矛盾，詩人追求“平地家居仙”的處世模式。酬唱詩也是表達這種悠游心理。如黃庭堅和蘇軾關于贈茶的三首唱和詩，即黃庭堅《雙井茶送子瞻》，蘇軾《黃魯直以詩饋雙井茶，次韻為謝》和黃庭堅又作的《和子瞻》。黃庭堅先是以家鄉的雙井茶，旨在蘇軾的“黃州夢”，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蘇軾的和韻，首先感謝黃庭堅的贈茶，謝他借贈茶激發了自己歸隱山水的美好向往，表達了“明年我欲東南去，畫舫何妨宿太湖”的意緒。黃庭堅的繼和，則受此啟迪：“翰林貽我東南向，窗間默坐得玄珠”，雙方都表現了“只有病渴同相知”的心情�！巴�病”則寄寓了在意氣之爭畏禍及身得心病，同時也反映了祈取自我生命價值，企求個體主體的心理活動。這是元祐文學的基調——散文中政治色彩濃，詩歌含有悠游心理。這種文學，基調又和當時文學發展的主流，促成了元祐文學的風格。（三）．文學風格元祐處于宋代中后期，這時的文壇以二蘇為宗主，受自唐中期以來古文運動“文以載道”的影響，元祐散文說理成分較多；再加上這一時期政治斗爭的需要，散文更是幾乎通篇議論，樸素無華，所以歸結起來為崇尚本色。如：蘇軾《再乞郡札子》在說明自己自請離朝的原因，一開篇直說：“臣素疾程頤之奸，形于言色，此臣剛褊之罪也。而賈易，頤之死黨，專欲與頤抱怨，”直接指出是深憂奸人程頤死黨賈易必報舊怨，再罹誣謗之罪，為了避弟之嫌，才自請離職。不僅說明了作者自己的畏禍心理，條理清晰，而且更是情緒化、意氣化，“加足料”地攻擊洛朔兩黨，極富說理成分，樸實無華。由此可見元祐散文的風格為崇尚本色。詩歌方面，元祐黨人，由于受二蘇及黃庭堅等文壇宗主的影響，再加上作品的悠游心理的體現，形成了用典過多，刻意雅化的風格。如：黃庭堅的《演雅》一詩，詠及蠶，蛛，燕，蝶等43種動物，它們本來是自然意象，但作者卻在古代典籍里字里行間去認識它們，全詩充滿著典故。這就是刻意雅化的表現。再如：黃庭堅《雙井茶送子瞻》：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 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磑霏霏雪不如。為君喚起黃州夢，獨載扁舟向五湖。這一詩，將茶變為文人雅致生活的一部分。可見作者的可以雅化的傾向。再如：蘇軾《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讀〈漢書·儒林傳〉，感申公故事，作小詩一絕》云：寂寞申公謝客時,自言已見穆生機。
綰臧下吏明堂廢,又作龍鐘病免歸。雖然表達隱然歸去之意，但詩詠申公、蘭陵王臧與趙綰先后事楚王之子戊，及戊即位，綰、臧下獄自殺，申公以病免歸的故事�？梢娧呕�之勢。（四）.意義和影響這一時期的文學題材、文學基調和文學風格構成了為后人所稱盛的“元祐文學”。它存在的意義是不盡于審美，可以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也可以成為士人心靈的“歸宿地”。這一時期的文學表現出的士人不逃避現實和積極追求美好生活，跟其他的黨爭如牛李黨爭不一樣。其他黨爭，拿牛李黨爭為例，逃避現實只懂從文學的世界里尋求心靈的寧靜，造成文學的題材狹窄，基調悲涼和風格朦朧多義。元祐文學存在著了八年，這八年是北宋政治斗爭最為激烈的八年，它所造成的影響是：將原本熟悉的事物提升為文人雅致生活的一部分，“平地家居仙”的處世模式為后人所提崇。這些意義和影響，隨著元祐時代的過去，都甚囂塵上。四.總結總之，元祐黨爭是北宋黨爭的分水嶺，它使士人的心態呈現兩重性和矛盾性，即士人的參政熱情極高與其特有的畏禍心理互相互動。元祐士人的心態，又深深地影響文學創作，以政論為主的散文和以題畫酬唱為主的詩歌，散文中的政治色彩和詩歌中的悠游心理，散文崇尚本色和詩歌趨向雅化。這就是這一時期的所有的藝術成就�！咀⑨尅浚孩佟吨熳诱Z類》卷一三○，P3101②邵浩：《坡門酬唱集》卷首【參考書籍】：①《北宋文人與黨爭——中國士大夫群體研究之一》，沈松勤著，1998年12月第1版，1998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②《中國文學史》，袁行霈主編，2005年7月第2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③《論黃庭堅的題畫詩——紀念黃庭堅誕生96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胡迎建論文出處(作者):
論元祐士人的矛盾心態及其文學創作
中國古代文論的永久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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