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村商品流通市場現狀與對策(1)

我國農村商品流通市場現狀與對策(1)

　　摘要：目前，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農村商品流通的市場體系、縮小城鄉區域在商品經濟上的發展差距，成為我國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筆者對東北、西部、東部和中部的一些代表區域進行了實地調研，發現當前我國農村商品流通市場普遍存在著農產品商品化率低、農資供應不暢等問題，并且已成為嚴重制約我國農村商品流通市場體系發展的不利因素。

　　關鍵詞：農村商品流通；農產品商品化；農村商品經濟

　　黨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國家新的發展戰略思路，將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任務提上了我國當前最重要的國事日程。商務部、發改委、財政部、農業部等八部門于2005年8月聯合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村商品流通工作的意見》中，明確提出了“要大力發展農村新型流通方式，力爭用五年左右的時間，初步形成以縣城為重點、鄉鎮為骨干、村為基礎的農村消費品零售網絡”的目標，并部署在全國部分縣市開展“萬村千鄉”市場工程。2006年2月，商務部又發布《關于實施“雙百市場工程”的通知》，指出國家將重點改造100家大型農產品批發市場和著力培育100家大型農產品流通企業。國家發展農村商品流通經濟的新政措施，是否能夠改變我國農村商品流通經濟落后的基本現狀，進而實現農村商品流通市場的繁榮是本文的思考內容。為此，筆者調研發現當前我國農村商品流通市場普遍存在著農產品商品化率低、農資供應不暢、生活消費低迷的現象，并且這些現象在傳統流通體制和消費觀念的影響下正逐漸形成惡性循環，成為嚴重制約我國農村商品流通市場體系發展中不利的現實因素。

　　我國農村現代商品流通體系的建立，關鍵在于理順和建立農業生產與農產品銷售、農業生產資料與日用消費品供應等流通渠道的互動關系，惟有如此，才能形成我國協調發展、良性循環的農村商品流通體系和市場機制。然而，由于長期以來我國側重于城市化建設和城市商業的發展，與日新月異的城市繁榮相比，我國農村商品流通經濟的發展卻明顯滯后，這種強烈的反差成為我國城鄉發展嚴重失衡的縮影。

　　農產品商品化制約農民購買力提高

　　發展農村商品經濟和提高農民的購買力水平，關鍵取決于農產品的商品化程度，這也是發展我國現代農村商品流通經濟的根本基礎。農產品商品化是實現農民增收和提高農民購買力的最直接而有效的途徑，沒有農民購買力的提高，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只能是紙上談兵，農村商品流通市場體系的建設也就只能是無源之水。

　　按照國家發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我國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為3255元，不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的三分之一。剔除農村的區域性發展差距、貧富差距和統計偏差等因素，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特別是中西部的老少邊窮地區，農民的實際收入水平更加偏低，有的甚至不及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如北京市農民的年人均純收入為7860元，而西部山西省柳林縣和中部湖南省新化縣農民的年人均純收入分別僅為1515元和1536元，全國一億多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的貧困人口的絕大多數生活在農村，我國農民這種現實的經濟收入狀況，決定了他們的購買能力和消費水平依然只能是處在維持生存需求的范圍之內。造成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相當程度在于我國農村農產品商品化水平嚴重低下的狀況。

　　從我國農村居民的經濟收入結構來看，當前農民收入中的農產品生產經營性收入比例普遍偏低，非農性收入比重日漸增大，農村居民的實際購買能力低下。在我國中部的許多農村地區，農民的農業生產性收入不到總收入的50%，大部分經濟來源于外出務工所得的非農性收入或其他經營收入；而在中、西部偏遠地區，還有相當部分的農民群體依然在從事著自給自足式的農業生產，他們除了因基本生存需求而進行簡單的商品交換外，其他生活需求通過簡單的農業生產實現自給，基本被排除在現代市場流通經濟的循環體系之外；即使在粵、閩、浙、蘇、魯等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省份，同樣有不少偏遠農村的貧困區域，農民的收入結構大體相近，而“城鄉兩重天”的狀況仍然存在。由于農民收入結構中相當部分的收入來源于農村本土之外，而這些外出務工農民的生活消費需求只有通過城市實現，使得農村居民實際購買能力原本低下的狀況顯得更加突出。

　　從我國農產品商品化程度的現實水平來看，農產品生產以家庭小規模方式為主，農產品交易以簡單的交換形式為主，農產品價格就市而不隨行，這種商品化程度低下的狀況嚴重制約著農民收入水平和實際購買能力的提高。我國上世紀80年代初在農村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在相當程度上提高了農民種地的積極性和農業生產的效率，較好地解決了廣大農民吃不飽飯的問題；而就建立現代農業商品經濟而言，雖然單位面積的產量提高了，國家也多次通過市場調節方式對農產品流通體制進行改革，分步放開了對水產品、蔬菜、水果、生豬、麻類、糖料等多數農產品的價格控制，但農村目前普遍存在的個體生產、分散經營的組織形式，嚴重地分化了農戶的市場主體力量，使之在農業商品經濟關系中處于極其弱小的地位。筆者在農村地區農產品商品化過程的調研中發現，農戶個體在農產品的種植生產之初就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隨意性，缺少有效市場信息和專業技術的依托指導，生產出的農產品質量良莠不齊，缺乏品質檢測和分級分類標準；進入農產品銷售階段后，農民根本沒有定向的目標市場和銷售對象，全憑自己肩挑車拉運到附近集市出售。例如在中部的許多農村地區，農戶在天亮前將蔬菜從地里刨出整好，然后挑著上百斤的擔子走好幾里甚至十幾里山路，趕在清晨時上市銷售，運氣好一天就可賣完，能夠收入幾十元，否則晚上還得挑回去，自己吃不了或當地市場飽和買不出去時就只能喂豬了，這樣做的結果只能造成很多上好的成品蔬菜最后卻成了不催肥的豬飼料。

　　農業生產手段的傳統落后和農村土地資源的分割經營，很難適應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這種缺乏科學的產業規劃、規模生產、信息指導、組織水平、特色發展的農業生產狀況，直接制約了我國農產品商品化和農民購買力水平的提高。當前，除加快我國城鄉農副產品批發市場等硬件規劃建設外，逐步推進初級農產品的升級加工，著重提高農民在農業商品經濟關系中的平等地位和維護好農民在農村商品流通交易中的應得利益，大力提高農村居民購買能力和消費水平，這無疑是建立我國以農產品商品化為基礎的農村商品經濟體系的重中之重。

　　農村日用品流通重在整肅市場環境

　　農村日用消費品的流通作為我國農村商品流通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承擔著保障和滿足廣大農村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商業職能，而理順和建立適宜農村日用品流通發展的市場環境，關鍵在于正確處理和解決“農民放心消費、商人規范經營、政府監管有序”的三大關系問題，這也可以確立為現階段我國農村商品流通領域中市場環境的整肅目標。通過對農村商品流通市場環境的整肅，保證農村居民在其相應的購買能力范圍內可以放心消費商品，商人在法律規定的許可范圍內合法從事商品經營，政府主管部門在履行法定的職責范圍內實施有效市場監管，從而促進我國現行農村商品流通機制向一個互制互動、有序良性的循環機制轉變。然而從當前我國農村日用品流通市場的整體情況來看，“農民買廉、商人販假、監管缺位”的市場環境狀況非常普遍，農村市場環境在受到買方和賣方的雙重制約下大都處于原始或初級的市場階段。從現實狀況來看，目前影響我國農村日用品流通市場環境主要存在三大要素矛盾：

　　一是農村居民的購買力水平與現實生活需求和理性消費意識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反映出廉價的生存需求是多數農民選擇商品消費的主要動機。由于受購買力水平的限制，商品價格在相當程度上成為決定農村居民消費的首選要素，而對商品最重要的品質和安全要求往往局限于直觀感覺，尤其對商品可能存在的潛在品質與安全問題大都缺乏必要的防范意識，有的明知是假冒偽劣商品也同樣購買消費，唯一的原因和充足的理由就是價格低廉，“只求價而不求質，只求有而不求好”成為農村地區消費者的普遍消費心理。其實，在我國農村居民生活水平依然處于溫飽階段、甚至有些地方還吃不上飯的情況下，這種狀況的出現并非異常。如果沒有相應購買力的支撐，就無法實現農村居民正常的生活需求和提高他們的理性消費意識。換言之，要滿足農村居民逐步提高生活品質的現實生活需求和樹立理性消費觀念，必須建立在相應條件下的一定購買力水平基礎上的。

　　二是商業經營的利潤期待和市場條件與農村居民現實生活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反映出農村商品流通的商業價值在傳統模式下難以正常實現。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吸引商業資本進入農村的最基本驅動力在于商業資本對市場的利潤期待。如果在基本利潤期待難以實現的情況下，商業資本就很難主動地流向農村。隨著我國以統購統銷模式的原有農村供銷合作社體系解體后，取而代之的是以農戶個體兼營為主要特色的農村日用消費品流通模式，整體呈現出“散、亂、差、小”的市場特點，那就是網點分布隨意散亂而缺乏合理規劃，經營環境差而商品質量得不到保證，經營面積普遍偏小、品種單一，有的農家小賣店就是幾百元錢的投入甚至經營與生活不分，缺乏專門的經營人員和基本的商業常識，他們的經營動機只是在不脫離農業生產的同時，通過附帶經營以獲得一些額外生活補貼，無稅收、工資、租金等經營成本負擔，經營的投機色彩較強。即便這樣，許多農村小賣部也存在經營困擾，即村民鄰里間的信用賒欠問題，有的甚至連初始資本金都賒欠出去了，歸結原因，還是受制于農村居民的現實購買力水平。這樣一種市場條件，難免對商業資本的自然流入帶來負面影響。

　　三是農村商品流通市場的地域廣闊和網點分散與政府實施有效監管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反映出政府監管部門難以保障農村市場在公平競爭基礎上的有序經營環境。在對各地的市場調研中筆者發現，當前不少地方政府主管部門對當地農村商業網點的監管職能基本處于缺位狀態，農戶個體經營的流程就是從周邊縣鎮集市以較低價格批發回商品，帶回鄉后再出售給村民消費，從中賺取批零差價。在整個經營過程中，工商、稅務、質監、衛生等主管部門由于農村市場的點多面廣、地處偏遠，均難以保證連續有效地履行法定的監管職能。這種監管缺位帶來的直接后果，使得農村市場成了名副其實的假冒偽劣商品傾銷地，無疑造成了對農村商品流通市場環境的不良損害，顯然也對正規商業資本介入正規經營形成了一定的市場難度和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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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出處（作者）：因此，我國在推進農村商品流通市場體系建設的同時，需要面臨一個對農村市場環境的整肅過程。一個良好的農村市場經營環境的培育形成，在于農村居民具有與其消費需求相適應的購買能力、商業資本規范的經營行為和政府連續有效的市場監管，并在消費需求、購買能力、商業經營和政府監管等要素間形成一個有機互動的市場機制。而在當前狀況下，如果農村市場環境條件不能得到根本改觀，而只是通過采用單純的補助方式人為地推進農村商品流通網點的建設，也將難以帶來農村市場的真正繁榮和市場體系的長續運營。

　　農資產品流通模式有待規范創新

　　農業生產資料作為專門服務于農業生產的特殊商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和影響著農業生產的效率水平，并關系到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和購買能力的提高，因而農資產品流通同樣是我國農村商品流通體系中特有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國農資產品流通領域大量存在著假冒偽劣、肆意漲價、服務性差、監管乏力等市場混亂現象，這種現象普遍涉及到種子、農藥、化肥、農膜等基礎性農業生產資料領域，已經成為破壞我國農業生產和損害農民群眾利益的嚴重禍害。因此，在我國現有農資產品流通模式中，農業生產資料市場在供應來源、質保檢測、銷售渠道、技術指導、價格監督、售后服務和損害賠償等環節，都有待于通過創新機制進行調整規范，在切實維護農民經濟利益和提高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積極性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和規范適應我國農業產業發展、服務廣大農民群眾的農資產品流通新秩序，這理當成為構建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商品流通市場體系的重要內容。

　　首先，應當加大對農資產品研發、生產、流通和消費等領域專項的財政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為農資產品的高效流通創造良好寬松的市場環境。相對其他行業的產品，農資產品是專門面向農業生產服務的特殊商品，其最終的消費使用者是農村居民這一社會經濟的雙重弱勢群體，這就決定了農資產品政策需要實行有別于其他商品的低利低價調節政策，否則無異于對農民的間接盤剝，從而造成更深的社會不公，畢竟農民在通過繁重而廉價的勞動承擔著解決全民糧食供應安全的重責。為此，國家應當通過財政補貼和稅收減免等方式，加大對農資產品研發、生產、流通和消費等方面的扶持，以轉移支付和二次分配的形式實現對農民的利益補償，從而促進農業生產的穩定發展和農民收入的持續增加。

　　其次，應當突破現有對農資產品流通發展的體制障礙，調整放寬對農資經營主體的不合理限制，國家應將工作重點轉向對市場主體資格和規范經營服務的管理監督，鼓勵農資生產廠家直接面向農村開展銷售經營和技術指導。國家通過制定對從事農資經營的準入條件，強化事前監督和培訓制度，以保證農資經營主體應有的基本專業素質，并從進貨渠道、運輸儲存、特品管理、技術指導、售后服務和責任追究等環節實行規范監管，鼓勵農資生產企業進駐農村直接為農民提供服務。同時，針對農業生產資料市場目前的經營狀況及其在農業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制定單行的法規或條例，以法律的形式從生產和經營兩方面確保農資產品市場的規范發展。

　　再次，應當積極培育和重點扶持專業性的農資經營企業，鼓勵和幫助他們采取連鎖經營的形式擴大經營網絡，為廣大農民提供規范化、專業化的農業生產服務。農業生產資料的經營不同于其它普通商品的經營，它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非最終消費功能、隱性化專業技術含量和滯后性風險后果，因而農資產品的經營主體應當具備有相應的專業技術條件，在農資經營企業中配備相應的專業技術人員，使農民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能夠及時接受農耕育種、栽培、養護、農機維修等方面的專業服務。在規范市場秩序上，應當完善農資市場監管體系，繼續加大對從事假冒偽劣農資產品經營行為的處罰力度，從而較好地保護農民群體和正規經營者的正當利益。同時，鼓勵和幫助專業農資經營企業在農資流通領域積極采用連鎖經營等現代商業形式建立營銷網絡、擴大經營規模，促進農資經營企業走向規范化、專業化、規�；�的良性發展軌道。

　　合理地規劃我國農業生產資料的流通模式，對于增加我國農作物產量、推廣農作物改良品種、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促進農民收入增長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必須根據我國農村發展的實際狀況，強化農資產品流通模式的規范創新，逐步使我國農資產品流通體系形成以經營企業為主體、專業服務為內容、農民利益為中心、政府監管為保障的特殊農村商品供應體系。

　　城鄉商品流通梯度消費模式探析

　　我國農村商品流通體系的建設規劃，重點在于解決農村居民的購物便捷和消費安全問題，從而滿足農民群眾對日漸增長的物質生活標準的實際需求。同時，根據我國長期以來城鄉經濟發展和城鄉居民收入所存在的客觀差距，在規劃和建立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條件下的市場流通體系中，應當采用實行全國市場一體化的城鄉商品流通梯度消費模式。這是因為在區域面積和居住人口上占我國絕大多數的廣大農村地區，原本就是我國商品流通市場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不應當采取二元結構模式分割處理城鄉商品流通問題，否則只能分化和加深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發展的鴻溝；而采取城鄉商品流通梯度消費模式正確處理好農村商品流通問題，無論對國家、企業還是城鄉居民都具有明顯的實際意義，并且將對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系發揮重要的作用。

　　城鄉商品流通梯度消費模式的基本內容，就是在全國商品市場一體化的前提下，根據城鄉不同的消費需求和消費水平實行相應的商品供銷配備機制，將城市供應日趨飽和的成熟消費商品通過市場機制積極引導向農村市場逐漸拓展和轉移，確保農村市場商品的物美價廉和消費安全。事實上，在我國城市居民和農民收入比例從1984年的1。84：1擴大到2005年3。22：1的情況下，如果期待在短期內消除這種長期發展失衡造成的收入與消費差距根本不可能，國家政策也只是抑制和縮小這種差距而已，這就決定了我國城鄉商品流通市場體系建設基礎差異性將長期存在。而實行城鄉商品流通梯度消費結構能夠較好地適應當前我國城鄉消費水平差距的實際狀況，當城市高消費能力支撐下的高商業利潤商品趨向飽和后，在商品生產工藝逐漸成熟和產品質量逐漸穩定的情況下，大規模的商品產能和市場有限需求所帶來的行業競爭加劇，必然推動商品生產成本和流通利潤的下降，經歷市場競爭去除利潤泡沫規�；�生產商品，這應當成為我國農村消費市場流通商品的基本構成。

　　實行全國市場一體化的城鄉商品流通梯度消費模式，有利于國家對全國商品流通市場實施統一的政策和監管，可以通過整合現有產業資源減少對農村市場體系建設的投入，并有利于在城鄉發展差距逐漸縮小的不同時期實行有效的動態調整。對此，不應主張制定城鄉兩套政策標準專門針對農村市場研制生產所謂特殊的消費商品，反對以降低原料等級和原料成本等偷工減料方式為農村市場生產劣質低價的專屬商品，防止人為地將大眾商品區分為“城市商品”和“農村商品”；而應鼓勵通過去除過度包裝、降低流通費用的方式減少商品生產流通成本，簡易包裝的質優價廉商品不僅農村市場需要，而且同樣會受到城市居民的喜愛。同時，隨著農村居民購買能力和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國家在這種全國市場一體化的背景下可以適時動態地調整城鄉商品流通市場的發展布局。

　　實行全國市場一體化的城鄉商品流通梯度消費模式，有利于商品生產流通企業延長產品生命周期和拓展市場區域，并可通過農商產業聯盟的形式獲取額外的經營利潤，從而促進農商經濟的互動發展。隨著產業技術、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產品更新速度日益加快，大大縮短了商品在研發、生產和流通過程中的生命周期，而農村消費市場的廣闊性和城鄉消費水平的差異化，正是商品生產流通企業延長產品周期的現存資源和有利條件。同時，商品流通企業可以發揮自身在城鄉市場商業網點的資源優勢，將農村優質的農副產品回購輸往城市經營，通過城鄉間商品與農產品的雙向流通經營實現額外的商業利潤。

　　我國農村商品流通市場的發展現狀與水平，決定了當前發展我國農村商品流通經濟的關鍵，在于正確協調處理目前農業生產資料供應、農村農產品商品化程度和農村日用品消費三者的互動關系問題。而且應當通過強化規范農資產品的研發創新、新品推廣和技術指導職能，以不斷提高我國的農業生產效率和農產品質量水平；通過擴大完善農產品流通渠道的網絡建設，以不斷提高農副產品商品化程度和農民經濟收入水平；通過逐步推進農村日用消費品流通市場的體系建設，不斷提高與我國農村居民購買力水平相適應的商品消費水平。惟有如此，才能真正發揮我國廣大農村市場在挖掘擴大內需潛能和提高農村居民生活質量的巨大作用，從而更好地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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