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村居民收進差異的基本特征及其影響因素

我國農村居民收進差異的基本特征及其影響因素

我國農村居民收進差異的基本特征及其影響因素
【 作 者 】段慶林
【作者簡介】段慶林 作者：寧夏回族自治區統計局農調隊 統計師 銀川 750001
【內容提要】我國農村居民收進差距除受地區間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制約外，還取決于
農民自身對政策機遇的把握，包括級差收益、市場化、分工專業化和產業化。我國農村
居民收進差距的基本特征表現為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地區收進差距擴大及地區內
部收進差距的擴大及縮小、城鄉收進差別的變化、工資性收進分配的不均等以及農民財
富分配的不同等程度大于收進分配的不同等程度等。當前我國國民經濟有效需求不足在
一定程度上是分配差異過大造成的，因此必須進行農村宏觀分配關系綜合改革，建立與
農村微觀經濟相適應的宏觀分配體制。
【 正 文 】
農村居民收進差異是我國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過度過程之中最為重要的社會
現象；城鄉居民政治分層的淡化與收進差異的擴大，對農村經濟起到了很大的激勵作用
。影響農民收進差距的政策機遇主要有：
1.家庭經營承包中的級差收益分配機制題目。農村家庭承包經營以后，農村微觀分
配過程的順序，從過往由集體基本核算單位先對總產品作必要扣除，然后再對工分賦值
，轉變為由承包者“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農戶成為一定意義
上的剩余索取者，改善了農村微觀分配的激勵機制。(1)聯產計酬。這種由經驗確定的聯
系承包產量間接計算勞動報酬的方式，根本放棄了評工計分的企圖，其超過承包產量的
逾額收進回承包者支配，刺激了農戶投資的積極性。但在客觀上也出現了對個別勞動進
行社會評價的要求。(2)增量改革。答應在完成承包扣除后增量部分可以到集市交易的政
策，除了有刺激增量部分擴大的效應外，市場價格的出現更為農村微觀與宏觀分配溝通
了信息渠道。(3)級差收益。固然在承包時通過不等額的承包扣除已將部分級差收益抽回
集體支配，但在傳統體制下要素生產率很難充分發揮，造成了承包扣除的低估。當原有
的生產要素在市場經濟新形勢下重新評估時，距市場遠近等新因素也就顯得非常重要。
使級差收益在承包與實際間也形成差額，這是逾額承包收進的重要來源。由于稅收和提
留調節滯后，級差收益成為農民收進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對新
經濟機遇的把握，成為影響收進分配的重要因素。
2.市場化改革中的行業比較收益題目。市場是分配財富的最有效的場所，它可以增
加生產剩余和消費剩余。改革后居民收進差距急劇擴大為消費需求的分層提供了依據。
而收進彈性和勞動生產率上升決定了產品間的比較收益。糧食由于至今還受到定購政策
的制約，各種稅費負擔較重，成為農村比較收益最低的產品。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的
迅速進步使居民進進副食替換消費階段，肉類、奶類、蛋類、果品和水產品需求強勁，
而且率先放開經營，沒有及時開征農業特產稅又造成比較收益高，一時間多種經營蓬勃
發展。短短數年內生產就超過了有效需求。與此同時經濟作物和其它農副產品生產及其
加產業、工貿易、飲食服務業、運輸、建筑等非農產業也發展迅速。80年代初，農民重
新獲得身份和擇業自由，標志著農民階層對非農產業比較收益的分享；而80年代末以來
農業增產不增收的深層原因，是農產品供給對需求變化的不適應。在再分配機制的僵化
加劇市場缺陷的情況下，農戶間收進差異的主要根源在于所從事生產的比較收益不同。
3.專業化分工中的規模效益題目。分工是經濟發展的根源，專業化可以進步生產率
，實現規模經濟。聯產承包后“專業戶”大量涌現，隨著資本積累增加，經營形式不斷
創新，呈現出與原先勞動密集型截然不同的特點：(1)市場規模。建立在區域上風之上，
在專業戶的示范效應下，我國出現了大批“專業村”，以至形成農村專業市場，這種戶
際協同的“規模結構”有利于解決信息、技術、加工、運輸和銷售等題目，進步了規模
效益。(2)要素規模。農村非農產業以其較高的收益而迅速實現規模經營已屢見不鮮，困
難在于耕地規模狹小影響了農產品有效供給和農民收進進步。除了原有的邊疆開發型外
，在傳統農區，農村土地規模經營80年代中期首先出現于北京市郊縣等鄉鎮企業發達地
區。由于就業和收進結構與水平的變化，發達地區盡大多數農民的基本生計擺脫了對土
地的依靠，為實現規模經營創造了條件，同時集體以一定的保障形式縮小農業生產者與
其他經濟成員間的收進差距，這種集體農業支持政策實際上是發達地區地方政府完成資
本原始積累后對農業的補償。而在一些耕地資源相對充裕的次發達地區，為了緩解農地
細分對農業的影響，山東平度縣等地將原承包地劃分為福利性的“口糧田”和責任性的
“承包田”，明確集體提留的對象是承包田，從而打破均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耕
地相對集中，但進一步加劇了收進差異和短期行為。(3)服務規模。然而在廣大不發達地
區資源約束嚴重，規模經營只是空想。起源于發達地區的雙層經營，通過集體經濟組織
在村級或鄉級范圍內的經營與治理，提供一系列的具有某種規模效益的農業社會化服務
活動，因其較好的適應性而得以在全國推廣。
4.市場格式變化后農業產業化的利益分配題目。農業產業化的實質就是依靠經濟和
法律關系將農業與其相關的工商服務等行業交易中出現的外部性內部化。其既是對市場
的替換，更是對“官商”的替換。農業產業化的主要分配功能是：(1)風險規避。在我國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度過程中，市場體系和機制發育不夠完善，加之“官商”逆向
調節和地區市場封閉，使農業生產市場風險極大，“買難賣難”頻繁交替出現。為了減
少不確定性，降低交易用度，農工商以聯合或契約形式確定穩定的合作關系，進步了農
業生產的組織程度，解決了家庭經營與市場風險的矛盾。(2)利益均沾。我國耕地資源高
度短缺約束與均田制下超小規模農戶經營，造成了農產品高價值量現象，即使在市場交
換中也存在一定的工農業產品交換剪刀差。對農村產業化利益的分享，是維系一體化的
焦點所在。當然在形成經濟共同體后，龍頭企業對農業在資金、技術、服務等方面的投
進，也有利于促進農業資源公道配置和農業生產方式的根本轉變。
我國居民收進差異主要表現為城鄉差別和地區差距，在城鄉差異仍然較大的情況下
，地區差距的迅速擴大尤為引人注目。據專家測算：1985-1995年間，我國地區內部及其
之間居民收進差異均呈擴大趨勢，在地區間居民收進總體差異的構成中，三大地帶間差
異的貢獻由27.4%上升到46.6%，進步19.2個百分點。這期間錫爾系數的增加有64%以上是
由東西部差異擴大引起的。我國城鄉之間及其內部居民收進差異也呈擴大趨勢，但城鄉
間差異對總體差異的影響從47.1%上升到52.2%，進步5.1個百分點。農村居民人均純收進
分配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2124擴大到1996年的0.3259，20%人口高低收進組收進倍數同
期亦從2.88擴大到5.39。我國農村居民收進差異的特征如下：
一、我國農民收進差距變化的特征主要是宏觀經濟過熱時期差距擴大、緊
縮時期縮小。
通貨膨脹首先通過產業結構影響農民的名義收進，進而通過價格指數影響農民的實
際收進，拉大了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和農戶之間的收進差距。我國農民收進增長的泡沫
現象值得留意。1978-1984年間，我國農民名義與實際收進年均增長速度為17.9%和17.7
%，差距僅0.2個百分點；1985-1988年間，農民收進名義遞增11.3%，比實際增長率5.0%
高6.3個百分點；1989-1991年間農民實際純收進年均僅遞增0.7%，而名義增長率為9.1%
，差距為8.4個百分點。這13年間農民名義與實際收進增長速度呈階段性減少趨勢。199
2-1995年間，農民名義收進年均遞增22.0%，而實際僅遞增4.8%，差距擴大到17.2個百分
點；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名義與實際收進增長速度是相互背離的，說明農民所得的虛增與
貶值。1996年我國的通貨膨脹得到抑制，農民收進名義增長22.1%，扣除價格因素后，仍
然實際增長10.4%，差距縮小到11.7個百分點。宏觀經濟環境的好轉將有利于進步農民收
進。
經濟過熱時期高收進階層往往有機會和實力從事較高需求彈性產品和服務的生產，
尤其是發達地區鄉鎮企業和土地市場的活躍使農民收進增加較快；而不發達地區農民或
低收進階層一般從事農業等比較收益低的產業，不但名義收進增加緩慢，實際收進還總
是受通貨膨脹影響呈負增長，造成收進差距擴大。經濟緊縮時期，鄉鎮企業、房地產業
等首當其沖受到資金、需求等限制，從而抑制了高收進階層收進增長速度；而主要從事
農業生產的低收進階層則從政府重視農業生產的政策中獲益，收進增加較快，也在低通
脹中免受損失，從而收進差距縮小。
附圖{圖}
二、地區差距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進分配領域最為引人注目的現象，貧
困地區農民在本世紀內擺脫盡對貧困仍需各方努力。
我國幅員遼闊，在經濟地帶與行政地區各成員間甚至內部均存在著自然和經濟方面
的明顯差異。我國農民收進地區差距的突出特征是：從80年代中期以后地帶間差距迅速
擴大。1985-1995年間，我國地帶內農民收進差異對錫爾系數i的貢獻率從52.56%降低到
36.69%，地帶間差異的貢獻率從47.44%擴大到63.31%。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地帶間農
民收進差距系數從1980年的1.28:1.06:1擴大到1997年的1.95:1.37:1。1980-1993年間地
帶內部農民收進分配基尼系數，東部從0.28擴大到0.33，西部從0.24擴大到0.30，而中
部僅從0.25擴大到0.26。中部是我國的農業主產區，均田制使中部各省區農民收進差距
不但在省際間較小，省內差距也相對較小。1994年省內基尼系數低于0.3的中部省區有7
個，占盡大多數；而高于0.3的東部有6個，西部有4個，東部和西部地區農民收進差距較
大，可能是這些省區內部自然和經濟條件差異較大引起的。而農村居民省際間收進分配
的基尼系數從1980年的0.137擴大到1995年的0.2297。地區收進差距是“民工潮”出現的
重要原因。
農村地區收進差距的主要原因是鄉鎮企業發展以及土地等資源資本化水平的差異，
而地方資本原始積累水平決定了區域間農村公共品本錢分攤方式的迥異。經濟發達地區
基層政府的運作建立在集體經濟基礎之上，有條件通過以工補農減輕農民負擔。而越是
經濟不發達地區各項事業越依靠收取稅費運轉。1996年我國農民人均負擔集體提留攤派
和上交集體承包任務，東部地帶60.9元，其中上海、廣東、天津集體提留和攤派分別僅
為3.41元、6.21元、12.78元；中部地帶97.1元，其中黑龍江、河南、湖北集體提留和攤
派分別為172.73元、71.51元和70.51元；西部地帶新疆負擔上交和提留141.8元，其他省
區27.3元。農業省份負擔最重。在農業稅下劃的激勵下，不發達地區調整農業稅的意愿
較強，但賬外耕地分布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的負相關，使調整在實際操縱中首先碰到農民
負擔題目，不可避免地使地區間農業稅負擔累退現象加劇。這些都可能激化不發達地區
的社會矛盾。我國收進分配差距目前處于“倒u型”軌跡的上升階段，收進差距仍有擴大
的趨勢。隨著中心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地區收進差距可能會有所抑制。
三、城鄉差距固然社會地位意義下降，但仍然是影響我國居民收進總體差
異的主要因素，特別是西部地區城鄉居民收進差距的擴大應該引起重視。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以戶籍制度限制農戶的身份和擇業自由，并以財政保障城
鎮居民的就業和福利，使城鄉差別制度化。城鎮居民生活費收進與農民純收進的差距系
數從1957年的3.23:1，縮小到1964年的2.22:1，又擴大到1978年的2.37:1。農村經濟的
率先改革使城鄉差距縮小到1983年的1.70:1。80年代初期城鄉居民收進的盡對差距也呈
縮小趨勢。但城市經濟松動后差距又急劇擴大，1994年達到2.60:1，超過了改革初期。
最近兩年城鎮居民增收渠道較少，而農民收進增長較快，差距縮小到1996年的2.27:1，
1997年全國城鄉居民收進差為3070.2元，城鄉比為2.47:1。需要說明的一是假如考慮城
鎮居民享有的福利住房、公費醫療、實物收進、價格補貼等隱性收進，與少數人的灰色
收進，城鄉居民的實際收進差距可能很高；二是改革前城鄉差別主要的是社會地位懸殊
，而改革后部分農民收進已超過城市居民，并有了改變社會角色的機會。
改革初期城鄉居民收進差距的區域性差別并不明顯，固然三個地帶的城鄉居民收進
盡對差距均有所擴大，但其相對差距都受宏觀政策影響呈相同的階段性變化。中部從改
革開始就成為我國城鄉盡對差距最小的地帶，而且相對差距從總體來說也迅速縮小，個
別年份甚至低于東部。西部是我國城鄉差距最大的地帶，盡對和相對差距均比改革初期
擴大了。（見表2）
附圖{圖}
資料來源：《改革開放十七年的中國地區經濟》中國統計出版社1996年。
城鄉差是城鎮居民生活費收進與農民純收進的盡對差額。
城鄉比是兩者（以農民純收進為1）的相對倍數。
四、工資性收進分配的不均等是影響農民收進差距的主要原因，財產性收
進和非農產業收進對差距擴大的影響力正迅速進步。
家庭經營仍然是農***要的收進來源，1996年家庭經營收進占總收進的比重為76.1
5%。其分配較為均等，擬基尼系數為0.1040，比總收進的基尼系數約低42.2%。其中現金
收進分配不夠均等，其擬基尼系數為0.2459，實物收進的分配較為均勻，擬基尼系數為
0.0233。現金收進差距能夠解釋總收進差距的96.16%。家庭經營中三次產業的擬基尼系
數分別為0.0950、0.2152和0.1496。第二產業的分配較為不均勻，但因其在總收進中的
比重較小，而影響不大。農業收進較為均勻，第一產業對總收進不均等的解釋力為35.1
9%，比其在總收進中的比重低31.42個百分點，值得留意的是糧食收進的擬基尼系數高于
第一產業，對總收進差距的解釋力為18.51%，說明糧食生產區域分工已有一定程度。工
資性收進和財產性收進分別僅占總收進的19.26%和1.74%，但其分配不均等程度相當高，
其擬基尼系數分別為0.4680和0.2828。工資性收進對總收進差距的解釋力為50.1%，遠遠
高于其在總收進中的比重。財產性收進的省際高低倍數為45.69，固然現在在總收進中比
重和影響較小，但其對總收進差距的影響呈加速擴大趨勢。轉移性收進擬基尼系數為0.
1885，略高于總收進基尼系數，但其主要是在外人口寄回收進和農村外親友贈予收進，
財政轉移支出作用并不明顯。我國省際農民純收進的基尼系數是0.2166，比總收進的分
配更為不均等。按純收進排隊計算的擬基尼系數工資性純收進為0.4952，經營性純收進
為0.1049，工資性收進分配更趨不均等。工資性與經營性純收進分別占純收進總額的27
.42%和66.57%，扣除用度后工資性純收進對純收進的解釋力上升到62.69%，經營性純收
進的解釋力相應下降為32.24%。而轉移性和財產性純收進的解釋力反而略低于其在純收
進中的比重�？梢哉f，我國農民收進差距主要是工資性收進分配不均等造成的，鄉鎮企
業發展水平不均衡是最重要的原因。財產性收進和非農產業收進固然目前解釋力還較小
，但其影響力正在迅猛擴大。
附圖{圖}
資料來源：據國家農調總隊《中國農村住戶調查資料》（1996年）計算。
擬基尼系數是按總收進排序計算的該項收進的基尼系數。
五、我國農民財富分配的不同等程度一直大于收進分配的不同等程度，由
于產業結構的不同，地區間農民家庭生產性固定資產與其收進并不相關。
改革使農民重新獲得了積累和擁有財產的權利。固然家庭經營是以瓜分生產隊集體
財產為出發點的，但迅速發展的農村經濟使農戶的經濟積累不斷擴大。我們通過測算得出
，1996年末我國農村居民家庭每戶擁有財富28905.97元，比1984年增長6.22倍。家庭經
營收進中資金的貢獻率逐步進步。1996年農民戶均財產性收進188.25元，占其純收進2.
21%，財產性收進對農民收進差距的影響正迅速擴大。通過分析我們還發現：第一，我國
農民家庭財富分配的不同等程度從聯產承包變革以后至今一直大于農民收進分配的不平
等程度，而且呈逐步擴大的趨勢。那種以為“中國收進分配的不同等程度遠遠大于財富
分配的不同等程度”的判定最少在農村領域缺乏實證支持。我國固然名義上堅持公有制
，但通過產權分離實現著產權從中心到地方、從政府到集體、從集體到居民的轉換，以
“國有資產流失”這種形式隱性私有化，與普遍私有化相比具有更大的不同等性。即使
是農村土地承包和集體財產分配也僅僅是在社區范圍內實現了福利性均分。中國區域間
自然稟賦和經濟水平的巨大差別決定了不同地區居民可支配資源及其財富分配的不同等
。第二，農民家庭財富與純收進水平呈高度正相關，然而與收進相關程度最高的是住房
、金融資產和耐用消費品，即收進決定消費和積累。收進與家庭生產性固定資產呈微弱
的負相關，與庫存糧食折價呈微弱的正相關，這是由于發達地區農民收進的主要來源鄉
鎮企業和聯辦企業的資產在家庭統計口徑之外，而不發達地區農民家庭擁有較多的役畜
產品、糧食等但其比較收益卻并不高。由于耕地價值的差別，收進和耕地面積也呈低度
負相關。第三，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帶農民家庭財富的差距系數從1984年的1.49:1
.17:1.00擴大到1996年的1.92:1.24:1.00，地區財富差距主要是住房價值、金額資產以
及耐用消費品的差別引起的。（見表4）
附圖{圖}
資料來源：國家農調總隊《中國農村住戶調查資料》1984年、1996年。
說明：1.基尼系數是以省際人均財富計算的，相關系數是以省際農民人均純收進和
財富計算的。
2.金額資產包括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糧食折算價格是全國糧食均勻收購
價格。耐用消費品折算價格是以1984年和1996年兩年農民購買耐用消費品分項價格的均
值計算的，剛剛進進農民家庭的商品以1996年價格計算。
總之，我國農村經濟改革可以劃分為1979-1984年微觀體制改革時期與1985年至今宏
觀體制改革時期兩個階段。即聯產承包變革取得成功以后，由于受城市改革滯后和農產
品供給能力的制約，農村第二步改革固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總體來說是迄無成功。
當前我國國民經濟出現衰退跡象，有效需求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是分配差異過大造成的
，特別是城鄉差別和地區差距。必須進行農村宏觀分配關系綜合改革，建立與農村微觀
經濟相適應的宏觀分配體制。其基本思路是：減購、放價、改稅、規費，相應進步財政
支援農業的比重，切實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改善普通群眾的收進狀況。
【責任編輯】許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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