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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知識經濟的社會文化觀與現代治理會計
一、知識、知識的文化觀
關于知識經濟題目，是我國學術界當前正在討論的熱門題目之一。但總的說來，討論的重點主要集中于它的技術層面，很少涉及到它的社會文化層面。
什么是知識經濟？現有相關的闡述大同小異，多是引用“國際經濟合作與組織”（OECD）所下的定義。
我個人的熟悉是：“知識經濟是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其基本特點表現為它是以人的創造性知識（廣義理解的知識）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瓘亩菇洕陌l展不再屬于資源依靠型，而轉化為知識依靠型（依靠于人的知識的發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資源總是有限的，而人的頭腦中的知識卻可源源不斷地開發出來，因而知以經濟作為知識依靠型的經濟，就可保待長期持續發展�！�
現在的題目是：上述關于知識經濟的界定中，廣義理解的創造性知識怎樣才能源源不斷地開發出來呢？這就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題目，而胄先是一個社會文化題目。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與“人性化”humanized）的題目，假如知識經濟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術題目，那就只能稱之為技術經濟，而不是知識經濟；
為什么這樣說呢？這是由于，創造性知識是人的創造性思維的結晶，是人的大腦的產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個孤立的人，而是作為“社會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總是生活在定的社會關系中。和現實都充分證實：人的大腦能個能獨立自主、精神煥發地進行創造性思維，從而相應地產生創造性知識，是有條件的。也就是說，它首先同人們所處的大環境、人們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經濟條件有著直接的聯系。這是由于，“創造性思維不同于一般思維，往往表現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規）、它有個性（獨出心裁）、富有開拓精神、獨創性與靈活性�！倍拐嬲哂猩鲜鎏卣鞯膭撛煨运季S得以自由馳騁，從加使異彩紛呈的創造性知識得以源源不斷地大量涌現，又有賴于與此相適應的催人奮進的社會大環境的激發和孕育才有可能實現。這也正是至今仍有很多人總是帶著極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國公元前年齡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叫的和西歐14世紀到16世紀文藝復興時代的根本原因所在。由于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兩個黃金時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處于大變革、大發展、大創造的時代，也是科學、藝術上英才輩出、群星燦爛的時代�！边@兩個中、西文化史上黃金時代所產生的訂多出類拔萃的大師們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和閃耀的思想光輝，可以看作是他們所處的偉大時代精神的生動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輝，令人無窮敬仰。
關于創造性人才（具有創造性思維的人才）輩出與社會大環境的關系，我國晚清大學者龔自珍對此也有極為深切的感受。從他所寫的一首膾炙人口的著名詩篇：“九州生氣情風雷，萬馬齊暗誠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兩句充分反映了他對封建社會末期的思想禁錮壓抑了創造性人才成長的無窮惋惜和哀嘆。而后兩句則充分表達了”他強烈要求進行社會變革，為創造性人才茁壯成長創造良好的社會大環境的熱切追求和無窮向往，因而他的這一寓意極為深刻的詩篇，就是今天讀來，也足以振聾發聵、發人深省。
從以上可以看到，發展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由于知識是人的頭腦的產物，是同每個人的精神狀態緊密聯系的，因而它就決不可能是單純的自然科學技術題目，而應首先看作是社會文化題目。發展知識經濟，使它真正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價值、尊重人格的獨立和人的尊嚴，突出人的主體地位，做到以人為本、技術為用。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激發每個人的創造性思維，為促進知識經濟迅速而健康的發展，提供無窮盡的精神和聰明的源泉。
二、知識經濟的形成與發展同宏觀與微觀經濟治理體制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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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明確，在我國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要形成和發展知識經濟，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們可以設想，假如沒有二十年來的改革開放，特別是假如沒有1992年春***南巡講話的推動，以加速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撲面而來的以創造性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將無法在我國生根、發芽和結果，從而使我國又將失往一次重大的歷史機遇，即導致我國經濟的發展將無法融進世界性知識經濟發展的大潮流，而陷進行動維艱的困境。
那么，知識為什么必然會同我國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水火不容呢？
從文化觀看，須從經濟與文化的關系談起。
關于經濟與文化的關系，正如“毛澤東在其所著《新***主義論》中說：‘一定的文化（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和作用于一定的社會和經濟�！�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一個新的開始。當時，根據毛澤東提出的‘一邊倒’的國策，在經濟上照搬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其主要特點是：采用國家所有制，所有除極少數屬于集體所有外，都屬于以國家為代表的‘全民’所有，國家通過下達指令性計劃進行‘大同一’的直接治理；在財務上實行‘統收統支，統負盈虧’，企業沒有獨立自主的經營權。經濟體制上的‘大同一’，要求文化上的‘大同一’與之相適應�！笸弧奈幕�，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表現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馴服性的明顯特點。
一元性是指夸大‘社會本位論’，個人作為社會整體的一分子，不應有獨具‘個性’的自我追求，個人的人格獨立和正當利益得不到應有的尊重，要求每個人‘盡不利己，專門利人’；否則，就會被誣為‘個人主義’嚴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與一元性相聯系，夸大任何人不能游離于一定的社會組織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須依附于一定的組織，從而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一個無所不包的層層依附于上級的金字塔式的依附。
馴服性是指夸大個人對組織必須盡對服從，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動上有任何‘越軌’之處。要求人們以做組織的‘馴服工具’為榮。
這種‘大同一’的文化，一方面將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應遵循的道德準則和社會成員中極少數先進英雄模范人物‘無私奉獻’的精神風范相等同，嚴重脫離社會客觀實際，勢必導致‘假、大、空’風氣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對人的‘個性’的抹殺，也對社會成員主動性和聰明才智的發揮起到嚴重的窒息作用�！庇纱硕纬傻闹R界“萬馬齊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為知識經濟的形成與提供無窮生機的精神動力與聰明源泉呢？
市場經濟體制則與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價交換的基礎上的經濟�！暗葍r交換”的原則，其基礎是確認交換雙方地位的同等，并不因金錢或權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別。而市場經濟優越劣汰的競爭機制，又有利于調動人類可貴的開拓進取、不斷創新的精神，即我國優秀文化傳統中“天行健，君子以發奮圖強”(《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學·孔經》）的精神，這兩個方面的結合，就表現為力求達到永無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經濟生活中這種精神的發揚，有助于促進人的人本態度、主體意識和人性聰明的回回。從而可以為知識經濟在我國的形成和發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礎。
從以上關于知識經濟形成與發展宏觀基礎的，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會文化，而不是技術題目。對有關題目假如不從社會文化的大視野進行深層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們的熟悉陷進機械論或工具論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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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微觀上看，在企業內部建立公道的權力結構，實行真正***的、人性化的治理，借以為知識經濟在企業內部奠定微觀基礎，在西方經濟發達國家，也走了一段很長的彎路。本來西歐14-16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 Renaissance）和17-18世紀的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所倡導的“人本主義”和“天賦人權”的思想，已經促成了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廣至公民（citicens）至少從上看，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享有廣泛的***權利，如可參與議員和總統的直接選舉等等。可是，在企業內部，長期以來，所實行的仍然是縱向的獨裁獨裁式的集權化治理，廣大員工仍處于無權的狀態，他們所進行的一切活動都為等級森嚴的官僚體制所控制。從而使廣大員工在企業內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應有的尊重，他們的主動性、積極性以及聰明和創造力，因受到種種壓制而無法充分發揮。
如不徹底改變這種情況，知識在內部的落實無從談起。
本世紀中葉以來，在西方企業內部興起的“產業***運動”（Industrial Democracy Movement）正是以徹底改變上述違反進步潮流的情況，作為其基本出發點�！啊a業***運動’以為，企業內部傳統的獨裁獨裁式的治理等級制度所形成的治理權力結構，必須作重大的、帶根本性的變革，使之與反映歷史進步潮流的 ‘以人為本’的治理思想相適應。即以為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和啟蒙運動所提出的‘人本主義’和‘天賦人權’的思想，不僅要體現在整個國家的、生活中，同時也應體現在企業的內部治理中。廣大員工在企業內部治理中處于無權的狀況必須根本改變，要在企業內部實行‘產業***’，將原來縱向的獨裁獨裁式的治理轉變為橫向（扁平式）的分權化的***治理，借以使員工和經理職員處于同等地位，享有同樣的參與權力，把人本主義、***治理的思想貫串于企業治理過程的始終。從而使企業真正成為一個***的、人性化的組織（Humanized Organization）。只有這樣，才能使每個員工的主動性和創造精神充分發揮出來�！睘橹R經濟在企業內部生根、發芽、結果形成廣泛的人文基礎。
三、知識經濟的形成與將對現行治理體系產生重大
�。ㄒ唬┢髽I經營目標的多元化
企業經營目標是企業一切生產經營活動的出發點和回宿。治理會計，作為為企業生產經營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決策支持系統”，其一切活動，也應以企業的經營目標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進和服務于企業經營目標的實現。
應怎樣界定企業的經營目標？國內外各相關學科的學者對這一題目的熟悉有一個逐步深化和發展的過程。我以為，其熟悉的深化和發展，又同人們對人性（personality）怎樣熟悉有著直接的聯系。
大家知道，美國學者 Abraham H． Maslow是行為的先驅者之一，他在本世紀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層次論”（Hierarchy of Needs ory），該以為“人的需要可以分為5個等級，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財產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與回屬的需要：是指人進進組織后，組織成員之間相互信任、友好相處，成員對所在組織形成回屬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應受到尊重，在組織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氣氛，進而激發人們對所從事的工作產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實現（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對完成自己矢志獻身的創造性事業，可從中得到最大自我滿足的需要。這種自我實現是一種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個層次的需要，形成一種金字塔式的結構。
我感到，對 A H．Maslow的理論．也可從另一角度來領會，據以把人依次分成三種類型，即經濟人（Economic man）、社會人（Social man）和文化人（Cultural man）。意思是可粗略地以為：側重于第1、2層次的人屬于“經濟人”；側重于第3層次的人屬于“社會人”；而側重于第5層次的人屬于“文化人”；而第4層次則介乎第3層次與第5層次之間，既同“社會人”有關，也同“文化人”有關。
對人的類型作這樣一種分類，有什么重要意義呢？我以為可以作為確定企業員工的個人目標和作為由員工組合而成的企業整體經營目標的客觀依據。
具體地說，在經濟發展的前期，本世紀初以泰羅為代表的管家以為，企業的組成職員，都是在一定環境和條件下進行活動的“經濟人”。企業整體的生產經營，也遵循“經濟人”的行為準則。因而企業整體的經營目標是“利潤的最大化”。對員工的激勵也主要運用經濟激勵機制。
當產業經濟發展到較高級的階段，行為科學家則以為，不能把企業的“組成職員看作是只尋求經濟利益的‘經濟人’，而應把他們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愛好和主動性、能動性的‘社會人’。因而以為，企業作為一個社會單位，是一種社會的有機聯合體。在這種社會有機聯合體中，不存在像‘利潤最大化’這樣一個單一的可以普遍適用的經營目標。從長遠的觀點看，應把企業的長期健康發展看作是它的總體目標�！仨毰ο浴麧欁畲蠡癁閱我荒繕丝赡軐е缕髽I側重短期行為的種種消極因素。除利潤之外，還必須同時在開發、產品開發、產品的市場占有率、人才開發、生產安全、技術裝備水平、生活福利設施等各個方面同時下功夫，才有可能為企業長期的健康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奠定牢固的基礎。與此相聯系，企業的員工作為‘社會人’，不是單純‘經濟人’，他們的個人目標也是多樣化的，應包括心理、社會和經濟需要等各個方面，并不會以單純追求經濟利益作為其唯一目標。因而，對人們的激勵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經濟因素，而應同時包括心理、社會和經濟等各個方面�！�
當進一步向知識經濟轉變，的組成是以高智力的員工為主體，他們已經達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業作為由文化人組成的集體，它們的生產經營當然不會以產業經濟后期“企業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為經營目標，更不會以產業經濟前期所采用的“單一的利潤最大化”作為經營目標，而會適應“文化人”的特點和要求，采用以服務于“本位”的更高層次的多元化因素作為經營目標。這種更高層次的多元化因素，從根本動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為主導。這是由于以“文化人”為主體組成的知識經濟社會，是高度文明的社會，根植于這種大環境的企業，會以更廣闊的視野，更恢宏的心胸，力求它所擁有的巨大上風，不斷為其賴以生存的社會創造盡可能多的新價值，借以為解決社會面臨的諸如資源、環境、等眾多，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作出盡時能大的貢獻。
總括地說，企業的經營目標，從“單一的利潤最大化”，到“企業本位的經營目標的多樣化”，到“社會本位的經營目標的多元化”，反映了一個由低到高的過程。其中，財務能最直接有效地為實現較低層次的
企業經營目標--“利潤最大化”服務，而治理會計則有更廣的活動空間，即可為實現較高層次的企業經營目標--“企業本位的多樣化的經營目標”和“社會本位的多元化企業經營目標”服務。特別是能更有效地為較高層次的根植于知識經濟社會的“社會本位的多元化企業經營目標”的實現服務。
（二）“決策支持系統”從為“金字塔式”的“決策系統”服務轉變為同時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決策系統”服務
我們曾較早地撰文論述治理會計是“決策支持系統”的一個子系統，其首要職能是從事決策的工作。題目在于：我們原來在這一方面所作的論述，是以縱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權化治理模式為基點的。因而對“決策支持系統”如何進行決策研究，是把重點放在如作甚企業最高領導人進行終極決策的金字塔式的“決策系統”提供信息與智力支持。這種熟悉顯然是很不全面的。由于它既不符合“產業***運動”的要求，也同知識經濟形成與發展的總趨勢不相適應。由于知識經濟既然是以人的創造性知識作為最重要的核心生產要素，而知識又是深躲于廣大員工大腦中的精神財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強制（如通過上級的發號施令）把它挖掘出來的。唯一的辦法，是形成一種新的有效的機制，從內心深處來激發每個員工自身的主人翁責任感和樂于奉獻的精神動力，使他們每個人頭腦中的知識寶庫都能轉化為企業取之不盡的創造源泉。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改變企業治理原來的權力結構，即從縱向的集權化、控制性的治理轉變為橫向的、分權化的***治理，以基層作為治理權力的基點，真正確立廣大員工的主體地位，賦予他們充分的自主權、知情權和參與權，即堅持員工本位的原則，使每個員工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都有權依據他們直接了解的情況，善于審時度勢，適應情況的變化自行進行決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決策體系，并在其運作中形成一種以”自主治理”為基礎的“自行調節”、“自行控制”、“自行適應”的機制。只有這樣，才能從整體上極大地進步企業對客觀環境、條件變化的靈活反應能力，從根本上消除在集權化治理模式下凡事要層層請示匯報才能采取行動、勢必貽誤稍縱即逝的時機而造成損失的嚴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決策體制以后，企業的高層領導應怎樣實現其領導職能呢？我以為，宜實行較為超脫的、富有感***彩的“鼓舞性領導方式”（Inspirational leadership)或稱“支持性的領導方式”（Supporting leadership），進而收到“官閑民樂”的效果。這里所說的“官閑”，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決策體制”，企業的高層領導可以無所事事，而是指他們應盡量避免往直接干預其所屬各層次、各單位廣大員工所從事的日常具體事務，而應集中主要精力往研究企業發展的全局性、長遠性、戰略性的大題目，從宏觀上對企業整體性的發展進行高屋建瓴式的謀劃；而“民樂”，則指廣大員工在遵循企業總的經營規范的條件下，可以獨立自主。心情愉快地開展工作，而不致于經常受到外來的種種無謂的干擾。這樣，就可以為企業生產經營創造一種布滿無窮生機與活力的條件，有助于促進廣大員工在各自的崗位上，各盡所能，才思泉涌，從而創造出盡可能優良的業績，為企業整體的健康發展作出盡可能大的貢獻。
治理，作為決策支持系統，應怎樣做才能同上述新的決策體制的要求相適應呢？我以為，上述新的決策體制對“決策支持系統”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由于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為生產經營第一線的廣大員工提供動態追蹤式的瞬時信息溝通，為他們進行日常經營決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為企業高階層領導進行全局性、長期性、戰略性的決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這樣上下結合，使全局與局部、長遠與當前、戰略與戰術互相貫通，就可收到最優的整體效果。
�。ㄈ┲卫頃媽摹柏攧諘嫛钡摹岸S結構”向“三維結構”轉變，走上自己獨立的道路
會計的發展變化同它所依存的環境條件的發展、變化和技術的發展水平，有著密切的聯系。對會計發展史作一簡單的回顧，可以看到，從它的基本結構上看，已經完成了從“一維結構”向“二維結構”的發展，即從“單式簿記”向“復式簿記”的發展，這一發展歷程，是同從基本上屬于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向以生產社會化為基礎的經濟的發展相適應的。現在我們面臨從產業經濟向知識經濟新的轉變。由于知識經濟是以創造性知識為其核心的生產要素，進一步深化和發展了原有的產業經濟，于是出現了很多新，這些題目，從會計上看，依靠財務會計原有的“二維結構”模式是無法解決的。因而產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治理會計要突破財務會計“二維結構”的既定框框，轉變為在“三維結構”模式的基礎上，走獨立發展的道路，這已成為的必然。
較具體地說，從歷史上看，以自給自足為基本特征 的農業經濟，生產出來的東西消費以后，假如還有剩余，是以“資產”的形式存在，不管是農民，還是地主，只會把所占有的資產積存起來，甚至把它埋在地下也就是他們只會存錢，不會用錢，更不會把所占有的資產拿往投資，使資產轉化為資本，由于當時還沒有出現像“資本”或“投資”這樣的經濟概念。在這種情況下，占有資產的人要利用會計記賬，只要用“一維結構”的單式簿記就夠了，由于要把握資產占有量的增減變化，只需要了解期初原來存多少，本期新收到了多少，本期用掉了多少，最后得出期末還存多少、用公式表示，就是：舊管＋新收－件除＝實在，十分簡單明了。
我在1994年寫的為紀念帕喬利“復式簿記”發表500周年題為“帕喬利對復式簿記的歷史性貢獻為此后會計科學的發展奠定了牢固基礎”的文章中，曾把會計體系比作是“一棵枝繁葉茂、繁花似錦的樹”。現在再以此為基礎作進一步展開。我以為，從會計結構的發展看，可以這樣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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