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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體系極化效應及其對當代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影響
摘 要:立足于經濟和金融全球化這一基本背景,以中長期視角研究了國際金融中心的最新發展趨勢,深入探討了金融體系極化效應的作用機制及其對當代金融中心競爭可能產生的重要影響,指出這一機制是當代金融發展導致金融集聚方式發生改變的一個重要特征。 關鍵詞:全球化;國際金融中心;金融體系極化效應一、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和發展的新趨勢
在過去30年里所加速推進的經濟全球化過程,仍在不可逆轉地使世界經濟發生著根本性變化。尤為重要的是,這一全球化過程是與運輸、通訊、企業組織技術和生產技術等一系列重大革命性變革相互滲透和耦合的,信息和交易成本的大幅降低以及企業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大幅提高,不僅導致了以跨國公司全球化擴張為主要載體的生產要素的大規?缇沉鲃雍驮谌虺叨葍鹊闹匦屡渲,而且顯著擴展了貨幣和金融在全球跨時空“延展”和“壓縮”經濟活動的功能。
第一,在經濟全球化的加速推進過程中,隨著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和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東亞經濟區)經濟的迅速發展,世界經濟運行方式和整體格局已發生重大改變[4],①實體經濟與金融業在更高的水平上實現了融合性發展,全球金融運行規則和標準逐漸明確和統一,單個金融中心對全球經濟運行的控制性影響相對減弱;但因在資產定價、風險控制、信息傳遞和資本集聚與擴散等領域所具有的難以替代的作用,國際金融中心仍是世界各國(地區)在經濟、金融等領域展開競爭的主要焦點之一。
第二,全球金融深化與金融發展的平均水平顯著提高,各國金融結構趨同化發展趨勢明顯,資本市場在國際金融中心競爭中的作用日漸突出。特別是金融結構傳統上以間接金融為主的國家,在金融自由化和放松金融管制背景下,更加注重直接金融的作用;相應地,資本市場在金融中心競爭中處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第三,雖然以經濟金融規模及其交易總量為基礎的金融集聚規律并未發生根本性改變,地理區位仍是金融中心發展中的基礎性決定因素之一,但在金融自由化和現代信息技術條件下,金融制度、金融結構和金融工具的完善和創新以及金融工具數量和種類的增長等基本因素的協同作用,已使國際金融中心向最大程度地節約交易成本和提供盡可能高的流動性的方向發展,信息生產能力和金融體系極化效應在金融集聚中的作用已顯著增強。這是當代金融發展導致金融集聚方式發生改變的一個重要特征。
第四,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國際金融中心傳統的形成路徑(由國內逐步向國際金融中心的過渡式發展)已發生某種程度的改變。
二、金融體系極化效應及其對當代金融中心競爭和發展可能造成的影響
金融體系是金融中介、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場的統一體。經濟學家在解釋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時,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從機構的角度來解釋的,認為金融中介因市場上存在各種摩擦或因市場的不完備性而在金融市場上發揮作用。托賓(Tobin,1984)等經濟學家認為,金融中介機構是市場演變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階段,其最終階段是一個涵蓋所有商品和所有意外事件(contingencies)的完整市場體,它們被稱為完全市場[12]。另一種觀點則從功能的角度,即從金融體系所提供的服務(如初創性、配置性、融資性等)的角度對金融中介的存在予以解釋[1~2]。
從金融產品的風險和收益分布看,金融中介和金融工具越發達,則不同金融產品的價格越可能成為不同市場風險水平的連續函數,這種市場就越易于滿足具有不同風險偏好的資金供求者的需要[3~5]。當金融中介和金融工具所構成的網絡與不同的市場參與者的不同風險偏好形成一一對應時,不確定性的金融市場將轉變為一種便于風險定價的市場。這種市場所具有的風險甄別和提供廣泛流動性的能力,對金融交易會產生一種向內集聚和向外擴散的極化能力?紤]到金融體系作為一個廣義性范疇,涵蓋了金融中介機構、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場等諸方面,為方便起見,我們將這種效應稱為金融體系極化效應。在當代金融自由化條件下,這種效應成為金融中心在全球范圍內集聚金融資源的一種重要的內生機理。
我們的分析方法仍然只是把金融體系極化效應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而未明確地涉及金融產品和金融市場本身的結構和性質。為深化分析,我們可以進一步明確地區分哪些金融產品或市場可能產生更強的金融極化效應。Clark 和O’Connor(1997)在分析金融業的地理集中性時,根據不同金融產品所具有的信息特征,將其區分為三種主要類型,并將其內在性質與金融業的地理集中性聯系起來。透明類金融產品交易量巨大,只有更大的金融中心才具有集聚這類產品的能力和效率,所以透明產品的設計和生產成為金融體系最頂層的服務[6]。
從全球金融市場的實際發展情況看,近三十年來金融工具的數量和種類及其交易量的史無前例的巨大增長,主要與透明性產品的創新及其迅速增長的交易有關,并且它們主要集中在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但是,對于半透明性和不透明性的金融產品,根據它們所具有的信息特性,其交易顯示出更多的地理性特征,這類產品的交易規模往往更多地與其所涉及的經濟區域的實體經濟規模具有密切的聯系。
三、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金融體系極化能力:相關經驗證據
我們可以從當代金融中心各競爭要素的作用中進一步觀察金融體系極化效應可能產生的重要影響。英國倫敦金融城在2007年度競爭力指數報告中,更加明確地將進入金融市場的成本和難易程度等因素(market access)作為影響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的五大基本因素之一,①它通過金融中心的證券化水平、股票和債券的存量及交易規模等關鍵性指標來反映[7~8]。 根據倫敦國際金融服務公司(IFS)2006年11月發布的統計數據,全球外國股票交易量的74%、外匯交易量的50%、交易所衍生品交易合約的40%、場外衍生品交易量的67%、對沖基金資產的87%、基金管理業的55%以及國際債券二級市場交易量的70%以上等重要的金融市場和交易,都集中在美國和英國兩個發達國家,其中,紐約和倫敦是這些市場和交易的主要集中地[9]。它們對全球金融資源的這種集聚和配置能力,顯然與其金融市場所產生的極化效應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
近二十年來,隨著企業、金融機構以及各類基金組織大量運用衍生金融產品以規避價格波動風險,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場(無論是場內交易還是場外交易)獲得了迅猛發展;同時,金融中心的該類市場越是迅猛發展,其集聚和極化效應越是得到強化。倫敦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從2001年4月到2004年4月,全球場外(OTC)衍生品市場日均交易量從7 640億美元猛增到15 080億美元。此間,倫敦的市場領導地位不斷得到強化,其全球性市場份額從1995年的36%上升到2001年的36%,2004年則進一步上升到43%。需要強調的是,倫敦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處于全球市場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不斷地推出一系列金融創新產品,而這正是金融體系極化效應的本質所在。據英國銀行業協會估計,2003年在全球35 000億美元的信用類衍生品(credit derivatives)中,倫敦占有45%的份額,而這一地位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其強大的金融創新能力──通過金融創新,使金融市場在深度和廣度上動態化地滿足具有不同風險偏好的市場參與者的需求。
四、結論
本文以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為背景,研究了國際金融中心的最新發展趨勢,重點研究了金融體系極化效應的作用機制及其對金融中心發展可能造成的影響。
根據本文的分析,金融中心的金融體系極化能力在較大的程度上與該金融中心的金融工具、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形態及其信息生產能力具有密切關系[10~11]。由于半透明、不透明性金融產品(如信貸和保險市場)的交易通常與特定的交易主體有關,其內含的信息具有顯著的地理性特征,跨越地理障礙的金融極化能力相對較弱。為突破這一障礙,實施跨境、跨地區的金融兼并或到金融中心設置分支機構成為解決信息不完全問題和產生金融集聚的重要方式。但是相對來說,透明性的金融產品和市場(如股票和金融衍生品市場)由于便于標準化,有利于大幅降低國際化交易的信息成本,因而更易于產生金融極化效應,該市場越發達,則跨境、跨地區集聚金融資源的能力就越強,這也成為當代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全球金融資源的重要領域和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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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張幼文.經濟全球化與中國開放戰略的升級[D].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工作論文,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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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lark, G. L. and O’Connor, K.(1997) The informational content of financial products and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global fiancé
industry, in K. Cox(ed.),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Reasserting the Power of the Local New York: Guiford.
[7] City of London (2005): “The competitive position of London as a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www.cityoflondon.gov.uk/economicresearch.
[8] City of London(2007), “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Index”, www.cityoflondon.gov.uk/economicresearch.
[9]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2006),“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 the UK”.
[10]Porteous,D.(1995), “The Geography of Finance: Spatial Dimensions of Intermediary Behaviour”, Aldershot: Avebury.
[11] Porteous,D.(1999),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centers: Location, information externalitie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Martin R.(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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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obin, J.(1984),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Lloyds Bank Review,15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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