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媒介表達失語現象的經濟學透視

農民工媒介表達失語現象的經濟學透視

【摘要】 農民工是我國改革開放和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雖然為我國經濟和城市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由于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至今仍處于弱勢地位，沒有話語權，尤其在媒介表達方面基本處于失語狀態。探析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以有多個視角，但在媒介產業化發展的今天，唯有從經濟學視角來分析其深層的經濟原因，才能抓住問題的實質�！　　娟P鍵詞】農民工 媒介表達話語權 失語 經濟原因
　　
　　隨著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各階層加大了對資源特別是權力資源的追求，以大眾媒介為主的文化產業也成為各個階層爭相追逐的資源。文化資源擁有的多少決定了一個階層在社會中的地位和聲音的強弱。這種聲音即話語權，也就是媒介表達的權利。農民工由于本身的社會地位、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在事實上的低下，文化素質不高，加之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分立，使他們和城市市民形成了較大的差距，并被孤立在城市中，沒有話語權。即使在作為社會公器的媒介中，農民工的信息空間和報道角度也極其狹窄。一般來說，受眾在大眾傳播中的基本權利有傳播權、知曉權和傳媒接近權。而從現實情況看，農民工這三個方面的權利都沒有得到充分的實現。
　　農民工群體媒介失語具體體現在：農民工在利益受到損害后，無法在利益博弈中發出自己的聲音，不能為其行為辯解以維護其權益；農民工沒有一個能夠整合自己利益、代表自己利益、提出自己要求、表達自己聲音的組織，使農民工在公共決策中缺乏發言權，在分配與再分配活動中缺乏主體性；在改革開放催生的中國話語體系轉換中，農民工被卷入城市話語體系，在其生存半徑內，農民工話語與“權利”脫鉤，出現了農民工話語異化現象。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農民工的經濟弱勢和媒介的市場化運作是其中的深層原因。
　　
　　一、媒介話語是媒體獲得經濟利益的稀缺資源
　　
　　從經濟學角度看，媒介話語是一種“經濟物品”。它既是消費品，也是生產品。從消費品的角度看，媒介產品的消費者是雙重的，它既是消費報紙新聞或電視節目等實體產品的一般受眾，又是廣告客戶。從生產品的角度看，媒介話語要經過媒體投入成本、加工制造，才能生產出供人們消費的媒介產品。農民工的產生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媒介資源，然而由于農民工無力獲取媒介表達話語權，其在媒體的話語表達狀況只能取決于大眾傳媒的利益需要。
　　 1、媒介表達話語權是一種稀缺的經濟資源
　　話語權是目前文化與傳媒研究中出現頻率甚高的一個詞。后現代思想家�？轮赋觥霸捳Z，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于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并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痹捳Z蘊含并顯現著權力，是由其權勢和某一領域的權威所決定的。話語的爭奪意味著權力的爭奪，話語的擁有意味著對權力的擁有。因為市場經濟是一種注意力經濟，市場的爭奪和利益的獲得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于其能否引起足夠的注意，是否具有較大的社會能見度。“社會能見度是公眾在社會生活和媒體環境中影響力的總和，它是一種資源，能帶來政治和經濟回報”。社會能見度的高低決定于個體或群體的社會地位，表現為在媒體上話語音量的不同。人們都希望提高社會能見度，這需要通過自身不斷地努力來壯大實力，更需要借助媒介的力量。在媒體的聚焦下可以進一步提升其社會能見度。因此，媒介表達話語權是一種稀缺的經濟資源，成為各個社會群體爭奪的焦點，媒介表達話語權也因而成為媒體獲得經濟利益的法寶。話語權作為一種潛在的現實權力，更多程度上體現的是一種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在當代社會集中體現為經濟關系。在發展經濟成為第一要務的今天，經濟勢力已經成為一種真正的權力，經濟地位也就進一步決定了話語地位。
　　 2、媒介表達話語權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媒介經濟利益的訴求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新聞改革的深入，大眾媒體逐漸開始市場化運作，媒體產業化的步伐大大加快，經濟利益的訴求成為該行業的首要任務，經濟收益決定了價值取向�，F代媒介產業要生存要發展，不得不考慮經濟利益、考慮成本和銷量，又由于媒介資源的經濟稀缺性，媒體完全可以憑借其對媒介資源的壟斷而獲得經濟利益。所以媒體不會無償出讓媒介話語權，也就是說，從經濟學角度講，只有能給媒體帶來經濟利益的群體才能獲得相應的媒介話語權，否則這個群體將基本處于媒介表達失語狀態。這些因素給中國的媒介生態帶來了沖擊，在其話語表達上也出現了異化現象。
　　作為一種經濟組織，媒介的市場化行為是以注意力為中心的“兩次銷售”過程，注意力成為傳媒賺錢的終端產品。而真正有價值的是傳播行為所凝聚的注意力和背后的受眾潛在的消費能力，沒有這樣的消費潛能作支撐，即便是再龐大的注意力對于媒體的運行、廣告的售賣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廣告商在選擇媒體時，除了媒體的知名度以外，更在意媒體受眾是否和自己產品的受眾相契合，以便產生更好的廣告效果。為此，多數媒體寧愿分眾傳播，輻射有影響力和購買力的人群，而不會把傳播機會讓與雖具有廣泛注意力卻無影響力和購買力的農民工群體，因為只有高能見度的資源才是媒體吸引眼球、擴大影響、提高效益的關鍵。而對于社會能見度低的個體或群體而言，因其本身泛大眾的特質和邊緣化的傾向，既不符合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又缺乏必要的經濟支持和調動能力，自然被排斥或回避而不大可能贏得媒體的眷顧，有意無意地被遺忘或忽略。
　　同時，在傳媒市場化的進程中，經濟權力越來越深刻地制約與影響著媒介的價值取向。經濟權力是經濟主體通過對經濟資源的控制而達到對他人的統治和支配的能力。經濟利益集團依靠廣告、參股等經濟手段，一方面可以直接操縱媒體的話語表達，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其影響力和購買力來間接影響媒體的話語表達，從而主導了媒體的議程設置，即選題和報道迎合經濟權力者的口味和需要。由于媒體背后存在著這些利益集團，人們要獲得完整真實的信息，要完整地表達自己的觀點都會受到這些利益集團的限制。而基于經濟原因，農民工無法主導消費潮流，他們在政治上處于弱勢地位，相對于知識精英，他們被視為下里巴人，同時他們也是這個時代距離時尚最遠的人。如果按上面的標準來衡量，農民工是媒介最不“合格”的受眾，因而自然被媒介所忽視。
　　
　　二、經濟弱勢使農民工失去媒介表達話語權
　　
　　媒介表達話語權作為一種經濟資源，只有付出一定的經濟成本才可能享受到。農民工的微薄收入和沉重負擔使得媒介表達對他們而言成為奢侈品。即使強勢集團會出讓部分媒介表達權給弱勢群體，但由于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都相對較低，政治地位、社會地位也相對較低，因而無法有效使用。加之媒介從業人員的階層偏見，也使得農民工具有了弱勢的宿命。
　　1、農民工話語表達缺乏經濟保障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大眾傳媒屬于上層建筑范疇，農民工群體媒介話語權的缺失，其深層原因在于其經濟地位的低下。弱勢群體作為傳媒“失語者”并非生來就沒有發言的本能，或者說沒有為自身基本權利去拼爭的心愿，他們的“失語”只不過是囿于特殊的經濟條件和社會環境的無奈選擇。農民工是改革開放后出現的新群體，他們的產生本身就有其自發的經濟因素在起作用。人類自古以來就存在城鄉之間對經濟發展成果的不均衡分享，我國建國以來這種不均衡表現的更為突出，幾乎以掠奪的方式集中鄉村資源支援城市發展，導致了目前鄉村不能充分分享自己的經濟發展成果。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人口增長，中國農村出現大量剩余勞動力，加之農業的邊際收益率低下，使得許多農民涌入城鎮成為農民工，這種現象表明，在中國大陸，作為工業化和現代化一般規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過程已經開始，不過這種轉移不同于西方國家以及其他已經基本上實現城市化的國家所發生的農村向城市的移民過程。西方國家的移民過程是農村的居民到城市中工作和定居，而這個過程在中國是以“農民工”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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