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石武四郎日記中的陳寅恪

倉石武四郎日記中的陳寅恪

一、倉石武四郎及其中國學研究成果　　倉石武四郎（1897-1975）先生是日本著名的中國學家，尤其在戰后以對漢語研究、漢語教育及辭典編纂的功績而成為現代日本漢語研究的泰斗。他對現代漢語教育的貢獻成為日本中國學發展的重要推進力和具體成果，1974年被授予日本朝日文化獎。但是，語言的工具性往往使人們忽視其學術史、思想史的意義。隨著時年的推移，在日本，翻閱經典的《巖波中國語辭典》（巖波書店1963）雖然成為與中國交流的當然渠道，但在匆匆地尋找著中日詞匯的對應義之際，人們已很少去注意到主編者的名字，更不用說在這種習以為常之中去體味倉石武四郎揚棄傳統漢語訓讀法而使日本走上漢語學習康莊通衢的歷史了。在中國，倉石武四郎的名字除了出現在《巖波日中辭典》（商務印書館1986）上外，更是罕為人知，作為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者，其影響之不及引進新知者，似乎是中外交流史上的通例。　　但日本漢語教育與中國學研究的發展壯大，在中日兩國交往史上的現代意義，卻是無法回避的。理解和認識倉石武四郎這位在戰后崛起的中國學研究前輩，其意義和價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倉石武四郎于明治三十年（1897）出生在新潟縣高田市，他的父親倉石昌吉是明治維新時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澤諭吉的學生，典型的書香門第使他從小就喜歡日本與中國的古籍。1921年，他在東京帝國大學支那文學科畢業。同年，到中國江蘇、浙江沿海進行考察，短期的中國之行使他對“訓讀”法與中國現代語之間的隔膜產生了深刻的認識，因此成為他一生研究漢語教育、改革的契機。雖然在那一年他考上了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的特選公費生，但一年之后即中途退學，于1922年進入當時日本中國學的中心——京都帝國大學大學院，在狩野直喜、內藤虎次郎等日本中國學的奠基者指導下從事研究。　　1926年，他擔任了京都帝國大學講師，1927年升任助教授，1928-1930年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留學。留學回國后，他繼續在京都帝國大學任職，并兼任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前身）研究員。1939年，他以《段懋堂的音韻學》獲文學博士學位。同年，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1940年，又兼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1949-1958年，任東京大學專任教授。此后又擔任日中學院院長等職�！　∽粤魧W回國后，倉石武四郎即致力于漢語教育的改革，創立中國語學研究會（今中國語學會）、倉石中國語講習會（日中學院前身），并通過《支那語教育的理論與實際》（1940）、《漢字的命運》（1952）、《中國語五十年》（1973）、《架起通往中國旳橋梁：倉石25年中國語教學總結》（1977）、《ことばと思惟と社會》（1981）、《漢字?日本語?中國語》（1982）等研究專著與《倉石中國語教本》、《巖波中國語辭典》（1963）等教材和工具書的編纂，深入漢語研究并推廣漢語學習�！　〈送�，作者的研究成就還表現在中國經學、文學等多重研究領域，其《尚書正義（校訂本）》（1936）、《段懋堂的音韻學》（1941）、《中國文學史問題》（1957）、《中國文學史》（1956初版、1962再版）、《吳稚暉：中國的思想家》（1963）、《中國文學講話》（1968）、《目錄學》（1973）等著作都是中國學研究的重要成果�！　∨c漢語教學的推廣普及一致，倉石武四郎還以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中國文學作品的譯介傳播中。1955年，他參加《現代中國文學全集》（15卷本）的編譯，主編第14卷《短篇集?謝冰心篇》，1955-1958參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中國文學部分的編寫，1956年參加《東洋名著》的編寫，主編《中國篇?中國文學名著》，同年任《變革時期的中國研究》的主編，1959-1961年任《中國古典文學全集》（33卷本）總主編之一，并編譯《歷代詩選》（1961），1959-1962年參加《亞洲歷史事典》（10卷本）的編寫，1965-1966年參加《世界文學小辭典》的編寫，1968年參加《世界文學大系》中國文學的翻譯，1970-1972年任《增訂中國古典文學全集》（60卷本）的總主編之一并具體編譯第4卷《莊子》、第20卷《宋代詞集》。他還是將魯迅作品搬上日本大學講堂的第一人�！　�從以上的歷程和業績可以看出，倉石武四郎的學術成就主要是在1928-1930年留學回國之后開始的，近兩年半的中國生活無疑對其后來的事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一點，由于《述學齋日記》的出現而使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將倉石武四郎的留學生活放大開來�！　《�、倉石武四郎的留學生活與《述學齋日記》　　1928年3月23日，倉石武四郎以日本文部省資助的在外研究人員身份來到北京，開始了他的留學生活。在規定的兩年期滿后，他又得到上野育英會的獎學金資助，繼續在中國逗留了四個多月，于1930年8月5日回到日本。在他留學的后期，留下了一份日記手稿，即《述學齋日記》一卷�！笆鰧W齋”是作者給自己的書齋起的室名，日記記錄了他在中國留學最后八月的讀書生活，自1930年1月1日至8月6日，共218天（其中7月20日、8月6日兩天有日期而無記錄），總字數28000余字，原文用漢字小楷書寫在北京琉璃廠清秘閣印制的九行箋上，共45葉，此前復有引首一葉，書七絕一首，表述其在北京購書的志向。　　這一份珍貴的日記，在許多方面體現出重要的意義：首先是在作者本身的學術生涯中，這是其唯一用中文書寫的日記文字。我們從他《追趕魯迅》一文可知[1]，他平時很少寫日記：　　我們究竟是在哪月哪日訪問魯迅先生的呢？對于我這個一般不記日記的人來說，不久就忘卻了；然而，《魯迅日記》上卻清楚地記著這一天——五月三十一日，那距今已是三十七年的事了呀。　　從這里的記載可以知道他也沒把《述學齋日記》這樣短暫的日記當回事。雖然《述學齋日記》標明為“卷一”，但在此后作者并沒有再作續卷。日記在寫作旨趣上明顯受到清人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的影響，從其日記之名稱到內容，都體現了專述學問的內涵。這在其日記中即有敘述：　�。ㄕ�月）初三日。晴，寒甚。偶翻李越縵日記，頗動效顰之興�！　。ㄕ�月）初六日。晴，比日寒甚。……補寫元日來日記�！　∮纱丝梢�，作者是在《越縵堂日記》的引導下進行日記的[2]。在中日近現代交流史上，由日本學者撰寫的以學術交往為內容的留華日記寥寥無幾，而日記體還原現場的時代性，就更使得《述學齋日記》具有了重要的信史價值�！　∑浯�，日記詳細記錄了其以學問研究為內容的豐富生活，這由幾個方面組成：　　一、聽課。在日記所涉及的1929-1930學年兩個學期中，除了星期天，作者每周六天都穿梭在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大學之間，聆聽錢玄同、吳承仕、孫人和、范文瀾、趙萬里、倫明等學者的課程，包括音韻學、說文學、三禮、周易、文法、詞學、版本目錄學等。而錢玄同的音韻學課程無疑直接影響了作者回國后的漢語教學改革——在某種程度上，五四新文化以來的“國語運動”在海外取得的巨大成果，正是通過錢玄同、倉石武四郎的交流而產生，這是新文化研究尚未關注的內容。這樣繁重的課程學習在日本來華留學生中是非常少見的，大量的留學生到中國來的名義都是“在外研究”，主要是收集材料、進行實地考察等，在倉石武四郎留學期間，真正能如此克服語言的障礙而虛心就學的，實際上只有他和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等少數的學者（此前橋川時雄也曾到北京大學旁聽，但很快就失去興趣[3]）。　　此外，作者還在每周二奔波于楊鍾羲、俞平伯的家中，跟從他們學習經史詞章和翻譯之學。前者是清朝遺老，曾經在那一時期開辦“雪橋講舍”，但最終前來的聽眾只有作者和吉川幸次郎兩位。俞平伯是較作者更為年輕的新文化人，但作者卻視為師友，在一起度過了許多教學相長的時光。在今天的俞平伯研究中，只是記錄了1954年10月13日，作者第一次訪問新中國時，曾在北京東總布胡同中國作家協會駐地，與俞平伯等中國作家舉行座談，有關他們在民國年間的交往，似也未被道及。而作者在孫人和家中居住，向孫氏的請益與互相探討更是形同家常便飯�！　《�、游歷、訪學。作者在留學的最后兩個月去了南方，并從上�；貒�。因此日記記載的內容里包括了他在中國南、北兩個文化中心的游訪歷程，與之交往的中國學者無疑在日記里組成了1930年的“民國學人譜”。據筆者的統計，與作者有直接交往的中國學人，在日記中多達80余人。如其記載與陳寅恪見面的事：　�。ㄎ逶露�十七日）晚宣南廣和居徐、趙、錢三先生招宴，坐者吉川、加藤、玉井而外，孫蜀丞、陳寅恪、喬□□（曾劬），真一時雅會。陳氏論如利刃斷亂麻，不愧靜庵先生后起矣。　　關于陳寅恪的研究成為今天重要的學術話題，這一當時的評說較之后來的“認定”自然更具有史料的客觀性[4]。在吉川幸次郎1974的留學回憶訪談中，也提及此事[5]：　　陳寅恪先生，我沒有正式拜訪過他，但見過他一次。前面提到日本“對支文化事業”做《四庫全書》提要續編的工作，最近成書了�！　∵@工作中需要搜尋和購買書籍，這方面的主任是徐鴻寶先生，據說現在他是上海博物館的館長，他與日本的學者也很熟悉，他為了把我們這些日本留學生介紹給陳寅恪，曾邀了陳寅恪，并叫上加藤常賢、玉井是博和我，一起吃過一次晚飯。就是在這一次我見過陳先生。這人看起來很敏銳，有西田幾多郎先生年輕時的風貌�！　≡趯﹃愐�恪的深刻印象上，吉川幸次郎的回憶無疑與作者當時的記載有一致之處，但落實到具體的細節如時間、地點、人物上，《述學齋日記》則顯示出作為第一手資料更為確鑿的價值。又如：　�。ㄆ咴鲁跞�）冒雨訪章太炎先生于同孚路。先生童顏短發，不飾邊幅，尤見其古怪也。操筆論對，頗出人之意表。其云：“治漢學者不可有好奇之心。”寥寥短句，足箴舉世。其論《左傳》，亦掊擊公羊家神怪之說；《春秋》即魯史，孔子則就魯史寓褒貶之意而已。《周易》所論，不出社會進化之過程，亦無可怪，而況其余乎？蓋古文家所說，應是而已。過午而辭。　�。ㄆ咴鲁跗撸┰绺爸醒氪髮W，先訪汪旭初先生于教習房廿二號，不在。轉訪黃季剛先生于大石橋四號。先生引見，所說侃侃，真國才也。小學一門特其專門。云：《古文尚書》作偽無疑矣，而其所用之字則真。又云：余所學不出嘉道間人，先學注疏，而后清人正義可看也；先熟《段注說文》，而后諸家《說文》可參也。又云：讀書不必自出新義，能解古人之意，于余足矣。叩其所業，則云黃以周氏之學也�！　∫陨蟽啥畏謩e是在上海、南京訪問章太炎、黃侃的日記，章、黃之學及其風貌在后人的記述中也是異說紛呈，而作者通過自己的訪談，在筆下言簡意賅地表現出來，同樣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秩绾�適長達半個世紀的日記，恰恰在作者與之交往的那段時間有所中斷。其時胡氏在辭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后的短暫北京之行，因為《倉石武四郎日記》的記載，使我們可以確切地知道他南返的時間及在上海的部分活動內容（參6月14日、27日、29日記載），從而補足了胡適年譜中的空缺。此外，在游歷過程中對北平故都與南方城市的風物描寫，雖亦總是寥寥數筆，卻頗能反映出當時當地的人文與自然景況�！　∪�、訪書、購書、校書。從日記中可以看到，作者幾乎天天都在訪書、購書和校書，并且非常勤快地記錄下經眼的大量書籍。在八個月的日記中，作者記下了近八百種書籍，使其日記本身具有了重要的書目價值。這里有作者經眼的北平圖書館、故宮博物院、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涵芬樓、南洋中學、江南國學圖書館等重要圖書館的藏本，也有如陳士可、傅增湘、張元濟、吳引孫等私人藏書家的珍品。更多的是作者在此期間購入和請人抄錄的大量書籍，后者因為價昂、或屬于藏書家的善本，而被借來請人抄寫，再由作者在晚上親自校閱，�？钡墓ぷ鞒蔀樽髡咧匾�的讀書方法，往往因此而忙至深更。這些書后來捐給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成為“倉石文庫”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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