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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民國時期中西交通史課程設置論文
20世紀上半期中國現(xiàn)代史學發(fā)展最為重要的成就之一即中西交通史研究，然而對1949年前中西交通史及其教學情形進行系統(tǒng)研究的論著，還比較欠缺。方豪《六十年來之中西交通史》(《華學月刊》1974年第25期)一文，評論了10余位學者的成績，但仍有許多學者被遺漏，且對課程設置狀況，甚少論述;修彩波《近代學人與中西交通史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版)從史學史角度，對民國時期中西交通史研究作了較全而梳理，但對課程設置同樣著墨不多。本文詳人所略，略人所詳，對當時中西交通史課程設置情形，擬加以系統(tǒng)論述，以期更全而地反映中國學者在中西交通史學科建設方而的特點。
“中西交通史”列為大學課程之一，在中國為時并不太晚。1917年北京大學建立史學門，同年即有曹位康(馥珊)主講“中國與亞洲諸國交通史”，然內(nèi)容陳舊。1920年留美歸國的陳衡哲在北大開設“歐亞交通史”，蓋為中西交通史進入大學課程之始。與其他各專史課程相比，中西交通史出現(xiàn)于大學課程還算早。1920年9月，教育部頒布大學令，文科科目分為哲學、文學、歷史學、地理學四門。歷史學門中國史及東洋史學類，沒有正式將“中西交通史”列入，但設有“塞外民族史”、“東方各國吏’、“南洋各島史”諸課程①，均與中外交通史有一定關(guān)聯(lián)。
1920年代，國內(nèi)只有陳衡哲、張星娘等少數(shù)學者講授此課。1930年代以來，隨著相關(guān)中外研究著作和譯著的日益增多，講授中西交通史性質(zhì)課程者明顯增加，尤其是張星娘、向達二位先生，長期在主流大學講授此課，對推動中西交通史課程建設貢獻甚大。除個別例外①，這門課大多作為大學史學系(或史地系，或歷史社會系)的高年級選修課。然而，1940年教育部頒布《大學科目表》，居然無“中西交通史”一門，遂引起有些學者的批評，認為課程中應添設“中西文化交通吏，、“南海史(南洋婦”,“西域史”。一方而使本國史、外國史之間減少隔閡，并使學生認識本國之地位，且易了解外國史;另方而近代列強在中亞、南洋之爭奪，己引起各國史地學者對于此等地帶強烈之研究，“我國近年亦頗注意及此，惜乎專門人才甚少，且不普及，故應于師范教育中，加以強化，使史地教育更能適應復興民族之需要。”②民國史壇頗為繁榮，但研究中西交通史者相對而言則為少數(shù)，勢必影響到該課程在大學的普及程度。作為一種專門化程度較高的課程，中西交通史并非一般教員都能勝任，而且由于它在大學史學系課程中的地位并不突出，沒有制度化的保證，故它的開設常隨教員流動而時續(xù)時斷。
最早在大學講授中西交通史者系陳衡哲。1920年夏，陳畢業(yè)于芝加哥大學歷史系，獲碩士學位，論文“The intercours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ancient and mediaeval times (221 B. C.1367 A. D. ) "，署名"Mrs Sophia H Zen"，現(xiàn)藏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共48頁，分古代、中古兩部分，從政治、商貿(mào)、宗教三方而對中西交通史上諸問題，如張賽、班超出使西域、陸海路貿(mào)易、中印交往、中國與波斯、阿拉伯之關(guān)系、景教的傳播等，勾勒出清晰的歷史線索。參考文獻(Bibliography)除3種為中文，其余均為西文。由于缺乏中文資料，陳對論文不甚滿意;至于西文文獻，陳謂在美國研究此題，曾遍搜此類史籍，才找到20余種文獻，“據(jù)我所知，還沒有一本著作對這個課題做過系統(tǒng)研究" ( there is not a single book that I know of that treats this subject systematically)。在鄒寸歐美漢學界，有關(guān)中西交通史專著確實罕見，玉爾(Henry Yule)、夏德(F. Hirth)的著作，或提供有價值的原始材料，或僅處理某一專題，并未對中西交通史作貫通梳理。陳文之價值恐怕在于，據(jù)西文資料，充分消化西方漢學成果，初步架構(gòu)了1367年前中西交通史的大致輪廓。
陳畢業(yè)回國，被蔡元培聘為北大歷史系教授，為中國第一位女教授。她在北大最初開設的課目是“歐亞交通史”，這正是她在美國的研究題目。1922年陳休假回南京居住，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史地研究會借此機會，聘她作為校外指導員，并請其演講。1922年4月29日，陳在史地研究會演講“中國與歐洲交通史大綱”，限于中國與歐洲之交際，縱分為上古、中世、近世三期，其橫的區(qū)分，則謂當注意政治、商務、宗教三方而。所講內(nèi)容，大致以此為準，“而于古代交通，闡明匈奴西域與交通之關(guān)系，及早年絲茶之貿(mào)易，尤多中國史籍上所不可考。其于近世，則以時近有征，故講述從略。末復繪一起伏大勢圖，表明自秦至元明中西交通之盛衰�！碑斎盏綍叱藭䥺T之外，旁聽者不少，徐則陵也在場。此次所講大體屬她碩士論文的內(nèi)容。史地研究會原本將陳的演講稿發(fā)表，但她自謂于中國方而史籍研究尚淺，故不欲發(fā)表。除了短暫在北大歷史系講授此課，陳氏后來再也沒有開設過。
陳衡哲答應史地研究會會員可在每星期日下午閱讀其所藏史學書籍③，且將其學位論文中的Bibliography送給研究會，發(fā)表于《史地學報》(1922年第1卷第3影�！熬幷吒接洝毖�: 1930年，向達經(jīng)趙萬里介紹，任國立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此后他更可大規(guī)模地梳理中外文獻。1933年10月，哈佛燕京學社出版其代表作《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燕京學報》專號之二)，對唐代長安、洛陽的“胡化”現(xiàn)象，包括服飾、飲食、宮室、樂舞、繪畫、宗教、游樂等方而作了詳盡考察，從而確立了他在中西交通史領(lǐng)域的學術(shù)地位。賀昌群認為向著“多起裙披疏通之勤，而惜其少獨發(fā)之功”，除了“長安打球小考”外，其余皆為他人先道之，“惟著者更刺取舊文，為之加詳其說”①。
向著雖吸收了歐美、日本漢學者以及國內(nèi)學者如馮承鈞、陳垣等人研究成果，但專論西域文明在唐代的傳播及其影響，仍為當時國際漢學界最為詳實的著作。1947年華盛頓大學留學生朱士嘉在《遠東季刊》發(fā)表英文評論，向西方讀者全而介紹了向著各章內(nèi)容大意，對史料來源、文字表述、謀篇布局均予肯定②。 張維華對中西交通史發(fā)生興趣，與他的一位美國老師奚爾恩(J. J. Heeren)有關(guān)。奚爾恩畢業(yè)于德國哈雷灘滕貝格(alle Wittenberg)大學，獲博士學位。1911年來華，在山東濰縣廣文學堂供職。后任齊魯大學歷史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張在齊魯大學跟隨奚爾恩學習歷史，先后四年，對他后來治史產(chǎn)生深刻的影響。奚爾恩是一位遠東史專家，與張立志共同編著《遠東歷史略圖》(商務，1926) ,《中外條約匯覽》(世界書局，1930) ,《遠東史》(商務，1935)。張維華選修過奚爾恩“遠東史”一門課，采用的是美國人寫的課本。書中詳論南洋群島的歷史，尤其歐人在南洋發(fā)展的情形以及怎樣使南洋群島先后淪為殖民地。這些內(nèi)容對張很有感觸，他回憶奚爾恩說:“在大學學習期間，我受他的影響很大，影響我一生�！�
1932年在齊魯大學資助下，張維華在燕京大學讀研究生。期間發(fā)表《葡萄牙第一次來華使臣事跡考》一文③，引起伯希和的注意，在《通報》介紹了這篇論文，并指出其中錯誤，稍后張氏在《大公報·圖書副刊》(1934年第52,53期)發(fā)表《對于伯希和評(葡萄牙第一次來華使臣事跡考>要說的幾句話》，在史壇初次嶄露頭角。在洪業(yè)的指導下，他以《明史·外國傳》為題，完成碩士論文《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里亞傳注釋》(《燕京學報》專號之七)，燕京哈佛學社1934年出版，為其成名之作，此后研究方向拓展及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
上海大夏大學史學系1931年開設“東西文化交通史”，謂“我國因地理關(guān)系，與其他文化頗形隔閡，然遂謂其絕無往來不可也。漢世張賽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勇，甘英抵條支，歷安息，臨兩海以望大秦，皆鑿空之事，于東西文化之交通關(guān)系甚大。其后唐朝版圖擴大，地壤相接愈近，文化交通亦愈緊。元朝跨有歐亞二洲，交通更為便利，印刷術(shù)即以是時傳至歐洲，開彼土新文化之局。本學程即以東西文化相互關(guān)系為研究之骨干�！雹苤� 1940年大夏大學歷史社會系，仍設置“中西交通史”為選修課③。1931年度史學教員僅三位:王國秀、孟壽椿、楊鴻烈，而只有王國秀對中西交通史有所用力，此課當由她主講。王國秀(1895-1971)，又名竹素，江蘇昆山人。1921年清華學校派遣赴美留學。
1926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史學碩士學位。1928-1930年間，任中西女子金陵大學歷史科主任。1930年9月至1943年，任大夏大學歷史教授，兼歷史社會系主任。她的碩士論文為《中國對英國裝飾藝術(shù)的影響》(Chiue.se luflueuce on Eugli.sh Decorative Arts)，回國后發(fā)表的《十八世紀英國仿制中國磁器考》、《古代阿拉伯人在中國通商考》，以及《十八世紀中國的茶和工藝美術(shù)品在英國流傳狀況》⑥，均取材于碩士論文，并有所增補，足證她于斯學頗有造詣。
綜觀20世紀上半期中國史學界的中西交通史研究，最有成績的是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參與人數(shù)之多，發(fā)表論著之富，堪稱空前。研究古代、中古中西交通史者，如陳垣、陳衡哲、張星娘。陳垣早期史學作品大多關(guān)涉外來古宗教考，在國際漢學界極有地位，尤其《元西域人華化考》，未引用一條外文材料，而能寫出突破外國學者的杰作。但此后治學轉(zhuǎn)移到其他領(lǐng)域，據(jù)陳門弟子牟潤孫的理解，研究中西交通史最后勢必涉及許多外國與外族語言，而陳放棄斯學，與其說興趣轉(zhuǎn)變，不如說受了語言知識的局限③;陳衡哲雖然碩士論文做的是中西交通史，且在北大開設“歐亞交通史”，但回國之后并沒有繼續(xù)用力于此，轉(zhuǎn)而治西洋史;張星娘成名作《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僅第六章“明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屬于明清部分，1940年代以后他幾乎沒有發(fā)表過交通史方而的論文，學術(shù)興趣有所轉(zhuǎn)移。
一方而古代、中古中西交通史研究，外人成果豐碩，加之國內(nèi)缺乏西文材料，難以超越前賢;另方而如轉(zhuǎn)入研究明清中西交通史，個人優(yōu)勢并不明顯，難免隨人牛后。因此，1940年代，“中國歷代戰(zhàn)爭與氣候關(guān)系”成為他新的學術(shù)起點，且對此寄望甚高，“侯后將展為巨作，己有輔大畢業(yè)同學助之收集秦漢至明之戰(zhàn)爭史例，惟尚乏清，按類編輯，尚待先生闡述其間之關(guān)系”④。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張氏講授數(shù)十年之久的“中西交通史”一課愿意讓給方豪了;研究明清中西交通史用力較多的是陳受頤、張維華、閻宗臨、方豪諸人。陳受頤于中國文化對18世紀歐洲的影響，雖有若干篇高端作品問世，然學術(shù)興趣太博，分散了他對此學有更多的貢獻，治學不如方豪專精，更何況抗戰(zhàn)爆發(fā)后，他執(zhí)教鞭于海外，差不多在中國學界消失了;張維華于明清中西交通史方而論文頗多，但大多發(fā)表于抗戰(zhàn)時期，散落于各刊物，長期未集結(jié)成書出版，影響似沒有方氏之大;閻宗臨更是一位被遺忘的個案，在學術(shù)史譜系里幾乎沒有他的位置。就受教育背景及掌握外國語言數(shù)量而言，如在承平之世，他完全可能成中西交通史領(lǐng)域最為出色的學者。閻氏在瑞士取得博士學位，專研杜赫德，并在巴黎、梵蒂岡、布魯塞爾等地圖書館搜集第一手資料。
1937年回國之后，恰逢抗戰(zhàn)，在各地學校忙于教學生計，發(fā)表若干論文，均無甚影響;向達最初在北大講授“明清之際西學東漸史”，但這方而的研究成果甚少，值得稱道的僅《明清之際中國美術(shù)所受西洋之影響》一文①，后又將精力轉(zhuǎn)向敦煌學、西北考古;方豪之所以能在中西交通史“研究史”中占有特別顯著的地位，一方而他學有專攻，心無旁鶩，數(shù)十年來于此孜孜不倦，且掌握拉丁語和法語，對治明清中西交通史最有用處，于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另方而中西交通史領(lǐng)域的元老陳垣、張星娘、向達，后來皆有不同程度的學術(shù)轉(zhuǎn)移，從而也凸顯了方氏在這一領(lǐng)域的獨大之勢，由附庸蔚為大國。到了1940年代，方氏學生回憶他上課極為自負，除了陳垣，不作第三人想，似當屬實。放眼當時學界，可與方氏把酒論劍者，己廖若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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