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印度國內市場規模對出口貿易分析論文
引言
Krugman(1980)借助模型推導發現本地市場效應現象的存在，即在存在規模報酬遞增和貿易成本的前提下，那些擁有較大國內市場的國家將成為凈出口國。中國和印度有著巨大的潛在市場，同時兩國近些年經濟發展增速較快，明顯高于發達國家平均經濟發展增速，這使得兩國各自的經濟規模不斷壯大。尤其是中國，2010年經濟總量躍居全球第二，并逐漸逼近全球第一美國。因此，筆者擬選取法國、英國和德國來比較研究中印兩國對上述三國工業制成品雙邊貿易中的本地市場效應。
圍繞本地市場效應進行的研究有很多，然而將本地市場效應與中印對比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文獻卻是寥寥無幾，較為典型的為范愛軍和劉馨遙(2011)對中印工業制成品對美國雙邊貿易中的本地市場效應進行了比較研究。相較于現有研究，筆者將中印的雙邊貿易伙伴國進一步拓展為英國、法國和德國。
研究方法概述
(一)實證模型
此方程反映了兩國的貿易狀況取決于兩國間的市場規模和要素稟賦，其中，lnYi-lnYj反映兩國相對市場規模，lnyi-lnyj反映兩國相對要素稟賦，因此β1a-β3a體現了兩國貿易中市場規模作用的效果，β2a-β4a則體現了要素稟賦作用的效果。當β1a-β3a>0時，兩國貿易中存在本地市場效應;反之，則不存在本地市場效應。
(二)數據采集與處理
依據聯合國SITC2標準的商品分類，工業制成品主要為SITC5、6、7、8、9類商品，依次為化學和相關產品、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機械和運輸設備、雜項產品和未分類的其它商品。由于9類即未分類的其它商品的數據不完整，且不具有代表性，故筆者將其剔除，不予考慮。實證模型中中印與英法德的雙邊貿易數據均來自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Comtrade)，各個國家GDP以及人均GDP數據均來自于世界銀行WDI數據庫。另外，對于部分年份貿易數據存在缺失的商品類別，在實證研究時予以剔除。最后，上述所有數據的采集區間為2000-2013年。
實證結果與分析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對比中印兩國的本地市場效應情況，故在此僅羅列有關本地市場效應的運算結果部分即β1a-β3a。
(一)對英貿易中的本地市場效應
從表1中可看出，中英雙邊貿易中，共有21個種類的工業制成品的β1a-β3a為正值且具有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依據系數值的大小，從大至小依次為85類鞋類產品;75類辦公設備和自動數據處理設備;84類服裝及服裝輔件、飾物;81類衛生、管道、供熱、照明燈具及配件;76類通信設備、音頻復制錄制設備;83類旅行用品、提包及類似用品;63類軟木、木及軟木制品;64類紙、紙板、紙制品、紙板制品;66類未列明的非金屬礦物制品;82類家具及其部件;67類鋼鐵;62類未列明橡膠制品;65類紡紗、紡織物、未列明人工紡織物和有關紡織產品;51類有機化學品;77類電氣機械、儀器和用具及零件;89類未列明的雜項制品;55類精油和香水材料、衛廁和清潔配制品;69類未列明的金屬制品;52類無機化學品;74類一般機械設備及零部件和88類攝影設備和供應品、光學產品、手表等。很顯然，中國與英國在上述21個種類的工業制成品的雙邊貿易中存在著本地市場效應，即中國可通過擴張國內的市場規模來促進本國上述21個種類的工業制成品的對英出口，其中85類商品的本地市場效應系數最大，88類商品的'本地市場效應系數最小。
至于印度，在印英雙邊貿易中，共有3個種類的工業制成品的β1a-β3a為正值且具有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依據系數值的大小，從大至小依次為79類其他交通設備;54類醫藥產品和63類軟木、木及軟木制品，本地市場效應系數分別為3.27、1.86和1.63。很顯然，印度與英國在上述3個種類的工業制成品的雙邊貿易中，存在著本地市場效應，即印度可通過擴張國內的市場規模來促進本國上述3個種類的工業制成品的對英出口，其中79類商品的出口促進作用最大，54類商品次之，63類商品最小。
綜合來看，在工業制成品的對英貿易中，中國的本地市場效應現象十分突出，而印度相差很多，僅有3個種類的工業制成品存在本地市場效應。另外，中印在63類商品的對英貿易中都存在著本地市場效應現象，其中，中國63類商品的本地市場效應系數為1.68，而印度為1.63，這也預示著隨著印度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中國在該類商品對英貿易中的本地市場效應會受到印度的負面沖擊。
(二)對法貿易中的本地市場效應
從表2中可看出，在中法工業制成品雙邊貿易中，中國有15個種類的工業制成品存在本地市場效應，依據本地市場效應系數值的大小，從大至小依次為76類通信設備、音頻復制錄制設備;85類鞋類產品;75類辦公設備和自動數據處理設備;81類衛生、管道、供熱、照明燈具及配件;63類軟木、木及軟木制品;82類家具及其部件;52類無機化學品;64類紙、紙板、紙制品、紙板制品;66類未列明的非金屬礦物制品;84類服裝及服裝輔件、飾物;65類紡紗、紡織物、未列明人工紡織物和有關紡織產品;68類有色金屬;77類電氣機械、儀器和用具及零件;71類發電機械設備和72類個別工業專用機械。這些反映出中國可通過擴張國內的市場規模來促進本國上述15個種類的工業制成品的對法出口，其中76類商品的本地市場效應系數最大，72類商品的本地市場效應系數最小。
在印法工業制成品雙邊貿易中，印度有5個種類的工業制成品存在本地市場效應，依據本地市場效應系數值的大小，從大至小依次為88類攝影設備和供應品、光學產品、手表等;76類通信設備、音頻復制錄制設備;82類家具及其部件;63類軟木、木及軟木制品和54類醫藥產品。這些反映出印度可通過擴張國內的市場規模來促進本國上述5個種類的工業制成品的對法出口，其中88類商品的本地市場效應系數最大，54類商品的本地市場效應系數最小。
綜合來看，在與法國的工業制成品雙邊貿易中，中國工業制成品的本地市場效應比印度更具有普遍性。另外，中印在63、76和82類商品的對法貿易中都存在著本地市場效應現象，其中，中國63類商品的本地市場效應系數為1.40，小于印度的2.18;中國76類商品的本地市場效應系數為2.55，小于印度的3.68;中國82類商品的本地市場效應系數為1.34，小于印度的3.24，因此，在這三個種類商品的對法貿易中，印度對中國的本地市場效應形成巨大威脅。
(三)對德貿易中的本地市場效應
從表3中可看出，在中德工業制成品雙邊貿易中，中國有11個種類的工業制成品存在本地市場效應，依據本地市場效應系數值的大小，從大至小依次為84類服裝及服裝輔件、飾物;75類辦公設備和自動數據處理設備;85類鞋類產品;64類紙、紙板、紙制品、紙板制品;82類家具及其部件;63類軟木、木及軟木制品;81類衛生、管道、供熱、照明燈具及配件;76類通信設備、音頻復制錄制設備;89類未列明的雜項制品;66類未列明的非金屬礦物制品和83類旅行用品、提包及類似用品。這些反映出中國可通過擴張國內的市場規模來促進本國上述11個種類的工業制成品的對德出口，其中84類商品的本地市場效應系數最大，83類商品的本地市場效應系數最小。
在印德工業制成品雙邊貿易中，印度有5個種類的工業制成品存在本地市場效應，依據本地市場效應系數值的大小，從大至小依次為88類攝影設備和供應品、光學產品、手表等;79類其他交通設備;81類衛生、管道、供熱、照明燈具及配件;55類精油和香水材料、衛廁和清潔配制品和58類人造合成樹脂和塑料材料、纖維素酯類等。這些反映出印度可通過擴張國內的市場規模來促進本國上述5個種類的工業制成品的對德出口，其中88類商品的本地市場效應系數最大，58類商品的本地市場效應系數最小。
綜合來看，在與德國的工業制成品雙邊貿易中，中國工業制成品的本地市場效應比印度更具有普遍性。另外，中印在81類商品的對德貿易中都存在著本地市場效應現象，其中，中國81類商品的本地市場效應系數為1.01，小于印度的2.02，因此，在該類商品的對德貿易中，印度對中國的本地市場效應形成巨大威脅。
結論與啟示
本文借鑒Schumacher的實證模型對中印兩國與英、法、德三國的工業制成品雙邊貿易的本地市場效應進行了比較研究，并發現如下四個特點：
第一，在與英、法、德三國的工業制成品雙邊貿易中，相較于印度，中國的本地市場效應更具普遍性。在與這三國的雙邊貿易中，中國存在本地市場效應的工業制成品的種類數分別為21、15和11個，而印度則分別為3、5和5個，明顯比中國遜色不少。
第二，在與英、法、德三國的工業制成品雙邊貿易中，中印兩國本地市場效應之間的相互干擾對中國的影響較小，而對印度的影響較大。因為在與英、法、德三國的工業制成品雙邊貿易中，中印兩國同時存在本地市場效應的工業制成品的種類數分別為1、3和1個，而這相對于中國兩位數以上的存在本地市場效應的工業制成品種類數，就顯得小了不少，而相對于印度，則是一個不小的數值。
第三，在中印兩國同時存在本地市場效應的工業制成品中，印度本地市場效應系數高于中國的工業制成品種類數較多。具體體現為在與英、法、德三國的工業制成品雙邊貿易中，中印兩國同時存在本地市場效應的工業制成品的種類數分別為1、3和1個，而印度本地市場效應系數高于中國的工業制成品種類數分別為0、3和1個。
第四，在與英、法、德三國的工業制成品雙邊貿易中，相較于印度，中國的本地市場效應具有一定程度的穩定性，部分工業制成品本地市場效應的存在與否不因貿易國的改變而輕易發生變化。具體體現為中國與上述三國的雙邊貿易都存在本地市場效應的工業制成品種類數為8個，而印度為0個。
基于上述結論可知：現階段，中國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國內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的機會，擴大相應類別商品對英、法、德三國的出口，而長期內，個別商品類別的本地市場效應會受到印度的沖擊，因此應重視和加強其它非國內市場因素對出口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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