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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國古代文學的文字特質探源

        時間:2020-10-01 15:17:45 古代文學畢業論文 我要投稿

        中國古代文學的文字特質探源

          漢字有不同于拼音文字的個性,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漢語言文字文化,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中國古代文學的文字特質的論文范文,歡迎閱讀參考。

          摘 要:漢語言漢字獨具個性,中國古代文學之所以能夠表現出自己獨特精神風采,與獨具表現力的漢語言文字密切相關。同時,揚棄外來“解構”主義的研究思路也將拓寬研究視域。

          關鍵詞:漢語言文字 中國古代文學 解構

          語言文字是信息的載體。漢字有不同于拼音文字的個性,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漢語言文字文化。文學是語言文字的藝術,是文化的重要內容。中國古代文學所達到的藝術高度,無一不體現了獨特的文學風格,這與頗具個性的漢語言文字密不可分。尤其是唐詩宋詞的獨特表現形式,使語言文字的潛質發揮到了極至。

          一

          漢字的直觀表意性蘊含著深層的意象性。漢字起源于原始圖畫,而圖畫形象性特點就是讓人可以直觀感受到所描之物“體”的質感。我國“六書”中的“象形”,乃漢字的先行者,由其奠定了漢字的基礎!墩f文解字》中曾提到“象形者,畫成其物……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1],從在形體上來看,這類逐步由圖畫形狀變成由筆畫構造的方塊形符號,不但使得漢字頗有線條優美和書畫同構的藝術屬性,而且它還集形、聲、義三者為一體,尤其是形和義直接聯結,常常能引起美妙大膽的聯想,給人以無限美的享受。

          漢字因源起象形,其形和義的聯系非常之緊密,造就了較強的表現力甚至視覺效果。特別是詩詞曲賦把漢字的這一特點發揮得淋漓盡致。譬如賦中常大量用對偶、排句、連詞,層層渲染,使得文章增添了詞采的富麗,像司馬相如的《上林賦》“撞千石之鐘……川谷為之蕩波”[2]。這類描寫著實氣勢恢弘,波瀾充沛。而對聯則更是講究對仗工整,譬如有些對聯的求部首偏旁相同。像“煙鎖池塘柳,炮鎮海城樓”,上、下聯中的部首偏旁則分別都取“火金水土木”。

          漢語言文字因具表意性,由其作為載體而組成的中國古代文學則具有模糊性。由于模糊性,讀者在鑒賞之時,各自懷有不同的情感與想象,去感受漢語言文字迷人而神秘的意蘊。譬如唐人孟郊《秋懷》中的詩“商氣洗聲瘦,晚陰驅景勞”,詩中是在描寫秋風蕭瑟,凋零萬物,進而將自然界的聲音都洗瘦了。自然之音被“洗瘦”的'想象,可謂詭譎大膽,超越了聽覺局限,讓人聯翩浮想。一個“洗”字和一個“瘦”字模糊了原有的表達習慣,拓展了無限詩意,凸顯了無盡詩情,達到了意想不到的審美效果。又如“紅杏枝頭春意鬧”和“云破月來花弄影”,正像王國維先生所言“著一鬧字”、“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3]。

          二

          由于言文分離,使得中國古代文學日常化和經典化。文言與白話能和平相處,因而使得白話文學和文言文學也能雙軌并行。“五四”運動之前,文言是占統治地位的書面語被代代相傳,其語言成分基本未變。譬如先秦的一些基本的句式、虛詞的常用法等都在各代文言中得以保存,甚至作為語言三要素中最活躍的詞匯,在文言中也較穩定:有的詞其古義在口語之中早已經消失,可文言中卻依舊在使用?傮w來說,文言在詞匯、語法系統等方面基本保留。

          中國古代浩瀚若煙海的材料被保存,現代人可直接查閱古代文獻,在文字上基本沒多大障礙。譬如《論語》“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句,現代人稍加指點即能讀懂。古代典籍大多用文言寫成,不朽之作歷來以簡約精練著稱。文言本身就包含著簡練的因素:第一,文言中單音節詞居多,雙音節、多音節詞較少;第二,文言多省略,略去主、謂、賓、介詞的情況很普遍。再加上各代名流大家重語言錘煉,講究“微言大義”,重音律和諧,于是就形成了文言簡潔嚴密的文風,也就形成了古代中國獨特寶貴的文化傳統。

          漢字因其多義性和意義的增生性,也就造成了理解和闡釋的多重可能性。譬如,馬致遠《天凈沙·秋思》此曲前三句的九個意象,沒采用一個連詞或動詞,琢句煉字足見精當,但羈旅秋思之情卻被表現得深沉濃厚。這種非邏輯的情感表達方式,造成了句子成分的缺失,形成了句法上的空白,如此簡約而充滿隱喻的表現方式留給了讀者大量可再創造的藝術空間,造就了豐富的語義體驗。季羨林先生曾言,古漢語由于缺少形態變化,一句中的字與字關系經常難以確定,可有多種解釋,模糊性較強。所以,季老告訴我們,理解這種語言,不能光靠分析語法,而要重語感,F代漢語雖缺少形態變化,但字與字間的關系逐漸明了,閱讀的模糊性逐漸減少。讀起來,靠語感的比重漸減,靠分析的比重漸增。但現代漢語的綜合性任存在,因而模糊性和多義性還將存在。所以學漢語,語感依然重要。

          三

          20世紀60年代后,人們把研究重點從“語言”轉向“文字”。從亞里士多德以來,西方哲人及語言學家們,“一直將語言看成思維的符號,而文字則是語言的符號,語言被視為第一位的事物,而文字則是第二位的事物”[4]。雅克·德里達發現:“延續了二十世紀之久并且最終匯聚到語言名義之下的一切, 又開始轉向文字的名下,或者至少統括在文字的名下。”[4]關于語言與文字的關系,德里達得出了與西方傳統截然相反的觀點:“文字先于語言而又后于語言, 文字包含語言。”[4]

          利用解構主義來審視中國傳統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最主要的是要承認語言文字的多元性。從解構主義的立場來看,漢語言文字學的發展,應從漢語言文字組成的文本出發,走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自主創新之路,從而擴大漢語言文字的研究領域。

          “解構”為我們提供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在中國的影響早已顯示。在此視角下,我們在反思漢語言文字學的研究,既要承認業已取得的成就,同時也要發現研究中的諸多問題。即應在繼承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從漢語言文字的客觀事實出發,總結出漢語言文字的規律,開拓新世紀漢語言文字學的研究道路,從而也為我們的中國古代文學開創一個新的研究思路。

          參考文獻:

          [1]許慎,徐鉉編.說文解字附檢字[M].北京:中華書局,2004.

          [2]袁行霈編.中國文學史(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王國維,陳鴻祥編.人間詞話、人間詞注評[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4](法)雅克·德里達,汪堂家譯.論文字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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