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量法學本體問題研究

計量法學本體問題研究

關鍵詞: 計量法學　實證研究　研究方法

內容提要: 計量法學是一門研究具有數量變化關系的法現象的法學學科，它有其獨立的研究對象和特殊的研究價值。本文在對計量法學進行科學的學科定位的基礎上，探討了計量法學的應用領域，對計量法學的研究方法以及典型范例進行深入剖析，并對運用計量法學方法進行法學實證研究的具體步驟進行了闡述，從而揭示出計量方法作為一種新的方法在法學研究中的應用前景。

      一、計量法學的學科特性與學科定位
      由于計量法學是通過以一定的法學理論和統計資料為基礎，綜合運用數學、統計學與計算機技術，以建立數學模型為主要手段，來研究具有數量關系的法律現象的學科，因而它在研究方法上和傳統法學的研究方法不一樣。傳統法學主要采用法解釋學、規范分析方法、法價值分析、邏輯分析等方法進行法學研究，而計量法學則主要運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并結合傳統法學的研究方法進行法學研究，因此它能解決許多傳統法學研究中由于方法論上的缺陷而不能解決的新問題。然而，計量法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基礎在于其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即以應用計量方法研究法現象。但是，從法律現象的性質上來分析，并非所有的法學現象都具有數量變化關系，或者現有的物質和技術條件尚不能實現法律現象的數學化，因而，在研究對象上，計量法學的研究對象僅僅包括具有數量變化關系的法現象，[1]計量法學的研究范圍僅僅屬于法學研究對象的一部分。所以，在學科的特性上，計量法學是運用計量方法對具有數量變化關系的法現象進行研究的學科[2]
      計量法學以具有數量變化關系的法現象為其研究對象，因而，必須綜合運用法學理論、統計學、數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從而能夠使法律的制定更加科學化，以及能夠使法律的適用得到客觀評價；[3]能夠增強法律的確定性；[4]體現法學工具主義的特點。[5]由于它具有獨立的研究對象和特別的研究價值，因此其具有獨立的學科特征，在本質上與數學、法經濟學、法社會學等學科有所不同，保持著自身的獨立性。
      第一，計量法學是屬于法學的分支而不是數學的分支。計量法學的研究對象是法現象，是對具有數量關系的法現象進行定量研究，但是法學和數學相結合形成的計量法學僅僅限于法學領域，不能離開法學的學科背景、更不能脫離法學本身而進行科學解釋，因而計量法學是一門法學學科。
      第二，計量法學與法經濟學、法社會學有著本質區別。法經濟學和法社會學的側重點分別是經濟學和社會學。雖然計量法學和法經濟學、法社會學都以客觀存在的現象為研究對象，在研究方法上也都注重實證研究，甚至都遵循著理論假設———模型制定———材料的收集整理———檢驗的研究程序。但是它們的價值基礎和概念體系以及邏輯結構決定了三者的本質區別，法經濟學和法社會學分別歸屬于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學科體系，而計量法學則是屬于法學的學科范圍。
      二、計量法學的應用領域
      由計量法學的研究方法和學科特性所決定，我們認為，計量法學的應用范圍大體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立法的科學性研究、法律實施效果評價、法律對經濟社會發展影響評價。
      立法的科學性研究就是在立法階段對法學現象中的各個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整理分析，弄清影響法律變遷的各個因素，進而運用實證的研究方法對各個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通過立法的科學性研究保證法律規則在社會運作中的相對穩定性和凸顯法律規則的人文關懷。
      法律實施效果評價是對實際運行中的法律實際效果如何的科學評價。法律承擔著特定的社會功能，因而需要研究法律的實際運行效果，需要評價法律制度的優劣；[6]考察客觀效果與立法意圖之間的吻合程度，立法以及司法所產生的客觀效果是否符合“應然”狀態的價值要求；[7]以及法律的社會反響和民眾的認可接受程度如何等等。
      法律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即運用計量法學的研究方法(統計數據加定量研究方法)，以法律為其變量，定量分析法律對經濟發展、社會變遷的影響，揭示法律和經濟、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近年來法金融學的興起就是很好的例證。Djankov等人用司法質量和合同執行效率、市場進入管制等來研究法律規則對經濟、社會的影響；[8]Freund和Bolaky利用數據實證研究表明在市場管制較低的國家，貿易開放增加了人均收入；[9]Botero等人實證研究勞動力市場管制對資源配置的影響；[10]Micco和Pages等人發現法律對雇傭的保護降低了勞動力的流動性；[11]特別是以LLSV組合為代表的法金融學者利用各個樣本國家的數據實證分析法律對投資者保護、所有權以及對公司治理的影響等。[12]這些富有重要意義的實證研究從某些側面定量研究了法律因素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三、計量法學的研究方法范例舉要
      從現有的運用計量方法研究法學現象的文獻來看，各個學者在各自熟悉的領域進行了計量法學的嘗試研究，其方法多種多樣，如Jeff Strnad提出在法學實證研究中引入貝葉斯方法；[13]M.O.Finkel stein采用非參數統計中的中位數檢驗和秩方差分析研究立法差異如何影響罰金判決；[14]R.Grosse利用卡方檢驗和U檢驗評估1970年《安第斯外資法典》的影響；[15]GregoryMitchell則認為法學研究中應引入元分析；[16]我國學者白建軍應用回歸分析方法研究法律的確定性與公正的可檢驗性問題；[17]D.N. Figlio通過時間序列模型證實美國威斯康星州提高合法飲酒年齡的法令對降低由21歲以下年輕司機因飲酒所導致的交通事故發生率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18]M. N. Bhattacharyya和Layton通過干預分析法測量澳大利亞昆士蘭州的安全帶法在減少交通事故中發揮的作用；[19]S. Sridha-ran等人也應用干預分析方法研究1990年美國弗吉尼亞州的刑罰改革和取消假釋對各種犯罪活動的影響。[20]
      目前研究法律實施效果和實際影響的定量方法可大致歸為假設檢驗、回歸分析和時間序列分析三大類。[21]
      假設檢驗是推斷統計學的基本方法之一，在一定的假設條件下，由樣本指標估計總體指標。首先根據原資料作出一個總體指標是否等于某一個數值，某一隨機變量是否服從某種概率分布的假設，然后利用樣本資料采用一定的統計方法計算出有關檢驗的統計量，依據“小概率事件原理”，以較小的風險來判斷估計數值與總體數值(或者估計分布與實際分布)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是否應當接受原假設選擇的一種檢驗方法。根據問題的需要對所研究的總體作某種假設；選取合適的統計量，這個統計量的選取要使得在假設成立時，其分布為已知；由實測的樣本計算出統計量的值，并根據預先給定的顯著性水平進行檢驗，作出拒絕或接受假設的判斷。常用的假設檢驗方法有檢驗法等。
      現以《行政處罰中罰款數額的設定方式———以上海市地方性法規為例》為分析藍本，[22]簡單介紹假設檢驗在法學研究中的應用。首先，定性分析我國法律責任體系中現有罰款數額設定方式及其組合形式的使用現狀，進而闡明在罰款設定方式上存在的不同觀點；其次，選取第八屆至第十二屆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會所制定的現行有效且設有法律責任條款的113部地方性法規，以其中涉及罰款的1222個條款為樣本進行全樣本分析，得到不同屆別、不同領域法規的罰款數額設定方式，使用百分比檢驗統計分析各種罰款設定方式的構成，并選取卡方檢驗方法進行假設檢驗；再次，以每屆法規與使用的復用類罰款設定方法具有顯著差異為其零假設，以其反命題每屆法規與使用的復用類罰款設定方法不具有顯著差異為其備擇假設，經過卡方檢驗，另接受零假設，故接受每屆法規與使用的復用類罰款設定方法具有顯著差異的零假設。以復用類罰款設定方式與其分布的12個調整領域地方性法規具有顯著關聯為零假設，同樣進行卡方檢驗，并接受零假設，并對量化分析之后的結果進行法學解釋，即進行法學層面的檢驗；最后，對罰款設定方式及其組合進行反思和完善。
      回歸分析法，這是一種從事物因果關系出發進行預測的方法，是在掌握大量觀察數據的基礎上，利用數理統計方法建立因變量與自變量之間的回歸關系函數表達式(稱回歸方程式)，即回歸模型的具體函數形式與模型參數的估計值，是研究變量之間非確定性相互依賴關系的經典方法之一。所謂被解釋變量，即其變化受其他一個或幾個變量影響的變量，故又稱“因變量”或“應變量”；解釋變量即那些影響被解釋變量的其他變量，也叫“自變量”。當研究的因果關系涉及一個或多個自變量時，分別稱為一元或多元回歸分析；此外，又依據描述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函數表達式是線性的還是非線性的，分為線性回歸分析和非線性回歸分析。
      現以《論法的確定性與公正的可檢驗性》為分析對象，[23]簡單介紹回歸分析方法在法學研究中的應用。首先，對死刑適用的確定性分析應用回歸分析方法進行實證考察，并結合定性分析方法規范分析法律確定性的意義、闡述各個學者的不同觀點，并提出法律確定性的真正問題是確定性的程度問題，即法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確定性；其次，針對提出的問題，作者從刑法角度以示范性案例庫中的全部有罪判決(3341個)作全樣本研究；再次，通過對樣本應用回歸分析進行實證研究。以案件中依照刑法規范認定的各項法律事實、情節為自變量，以宣告刑的輕重變化為因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以確定系數是否接近于1來確定法律是否具有確定性。通過對3341個示范性案例運行后得到的一系列量化分析結果，認為：用法庭認定的規范性事實只能預測大約48. 8%的量刑結果；理論歸納后的法律理由與法律結果之間的關系呈現出某種確定性；不同法律事實對刑罰輕重有程度不同的解釋力。并在此分析的基礎上導出了公正的可檢驗性命題，并闡述了公正的檢驗標準以及審判質量管理的實踐方案。
      時間序列分析是一種動態數據處理的統計方法，該方法基于隨機過程理論和數理統計學方法，研究隨機數據時間順序的數字序列所遵從的統計規律，并預測未來事物的發展，進而解決實際問題。干預分析是時間序列分析的一種特殊情況，最先被G. E. P. Box和George C.Tiao采用進行經濟環境問題研究。干預分析的實質是在時間序列分析的基礎上將外部沖擊(干預)通過階躍函數或脈沖函數引入ARIMA模型之中。由于該方法能夠定量描述并預測政策變化對社會生活、經濟過程的影響，因而可以預見這種方法將來會被廣泛應用于評價法律的實施效果。例如，M.N. Bhattacharyya和Layton應用干預分析測量澳大利亞昆士蘭州的安全帶法在減少交通事故中發揮的作用；[24]S. Sridharan等人應用干預分析研究1990年弗吉尼亞州的刑罰改革和取消假釋對各種犯罪活動的影響。[25][26]

四、運用計量法學進行實證研究的步驟
      由于當前計量法學研究還在起步階段，對計量方法在法學研究中的運用尚缺乏較深入的研究和系統的總結，因而對建立計量法學模型的步驟和方法還缺乏應有的研究，對如何運用計量法學方法進行實證研究，筆者認為，其至少具備如下要素和步驟：
      第一，運用計量法學方法進行研究必須具備三個要素：法學理論、研究方法和相關數據，三者缺一不可。法學理論，即所研究的法學現象的相關理論；研究方法，就是計量法學的研究工具和手段；相關數據，即反映所研究的法學對象各個影響因素之間的相互聯系的數據，在廣義層面就是對計量法學研究對象的客觀描述。
      第二，由上述要素所決定，運用計量法學進行實證研究的步驟具體分為理論模型的設計、樣本數據的收集、模型參數的估計、模型的檢驗四個方面。
      理論模型的設計：通過對所要研究的法學現象進行深入的法理分析，根據研究的目的，選擇模型中包含的各個要素，并根據法學理論和樣本數據顯示出來的變量間的關系，設定描述這些變量之間關系的數學表達式，即理論模型，理論模型的設計主要包括選擇變量、確定變量之間的關系、擬定模型中待估參數的數值范圍。
      樣本數據的收集：數據的類型一般分為四種：時間序列數據、截面數據、面板數據、虛變量數據。時間序列數據是按照一定的時間先后排列的統計數據；截面數據是一批發生在同一時間截面上的調查數據；面板數據則是兩者的綜合，既有時間維度又有空間維度；而虛擬變量數據也就是二進制數據，一般選取0或1。
      數據的質量大體上可以概括為完整性、準確性、可比性、一致性四個方面。完整性，即模型中所包含的所有變量都必須得到相同容量的樣本觀測值。但是實際當中“遺失數據”的現象時有發生。如果樣本容量足夠大，樣本點之間的聯系并不緊密，可以將“遺失數據”所在的樣本點整個地去掉；如果樣本容量有限，或者樣本點之間的聯系緊密，去掉某個樣本點會影響模型的估計質量，則要采用特定的技術將“遺失數據”補上。準確性具有兩方面的含義，遺失所得的數據必須準確反映它所描述的法學現象狀態，即統計數據或者調查數據本身是準確的；二是它必須是模型研究中所準確需要的，即滿足模型對變量口徑的要求�？杀刃�，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數據口徑問題。容易收集到的數據，可比性一般比較差，其原因在統計范圍口徑的變化。樣本數據本身就是法學現象的一種客觀描述，因而樣本數據必須經過處理后才能為我所用。計量法學的分析方法就是從樣本數據所體現的客觀性中尋找法學現象本身客觀存在的規律性。一致性，即母體與樣本的一致性。從統計學的角度講，從母體中隨機抽取的個體樣本估計母體的參數，那么必須要求個體樣本在母體中具有代表性，也即個體和母體必須是一致的。
      模型參數的估計：在建立理論模型并收集整理了符合模型的樣本數據之后，就要選擇適當的方法對模型進行估計，得到模型參數的估計量。模型參數的估計是一個純數學技術的過程，在數學領域已經有很成熟的研究，只需借鑒相關成果。
      模型的檢驗：模型參數估計量得到之后，此時一個計量法學模型已經基本建立起來，但是它是否能揭示所研究的法學現象中諸因素之間的關系，能否在實際中得到運用還必須通過相關的統計學檢驗，更得回到法學的研究背景下進行法學層面檢驗和解釋。
      五、結語：方法的轉型
      每一次方法上的轉變，都將會給社會科學的發展帶來一種新的影響。計量法學作為一種新的法學研究方法，在英美法系國家已經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在我們國家，盡管對該內容的研究較晚，但值得欣喜的是，已經有學者對此展開了一定的研究。[27]該種研究方法的提出，必然會給我國傳統法學帶來新的沖擊。這種沖擊首先體現在改變法學研究的路徑，進而影響立法乃至司法并在立法和司法層面呈現出新的轉型。只有這樣，才能適應現代社會中千變萬化的社會現實，使得法律的制定、法學研究的成果轉化更能夠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  
 
 
 
注釋:
  [1]關于計量方法在法學研究中運用的認識論基礎請參見屈茂輝、張杰：《論計量方法在法學研究中的運用》，載《浙江社會科學》第3期，第21頁-27頁。
  [2]張文顯認為凡屬與法有關的法律問題和現象都是法學的研究范圍，因而具有數量關系的法現象只是法學研究對象中的一部分。張文顯：《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2頁。
  [3]屈茂輝、張杰：《論計量方法在法學研究中的運用》，載《浙江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第21頁-27頁。
  [4][意]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72頁。白建軍：《論法的確定性與公正的可檢驗性》，載《中國法學》2008年第2期，第51頁-61頁。
  [5][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下)，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1版，第18頁；葛洪義：《理性化的社會與法律-略論韋伯社會理論的法律思想》，載《比較法研究》2000年第7期，第311頁-320頁。
  [6]冉井富：《當代中國民事訴訟率變遷研究———一個比較社會學的視角》，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1頁。
  [7]張紹謙：《我國刑罰學應當加強實證研究》，載梁根林主編：《刑法方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285頁-286頁。
  [8]Simeon Djankov，RafaelLa Porta， Florencio Lopez de 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The Regulation ofEntry，Harvard Institute ofEconomic Re-search PaperNo. 1904，KSGWorking PaperNo. 01-015，World Bank PolicyResearchWorking PaperNo. 2661.
  [9]Bineswaree Bolaky and Caroline L. Freund，Trade， Regulations， and Growth，World Bank PolicyResearchWorking PaperNo. 3255.
  [10]Juan CarlosBotero， Simeon Djankov， RafaelLa Porta， Florencio Lopez de 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The Regulation ofLabor， 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Vo.l 119， No. 4，November2004.
  [11]AlejandroMicco and Carmen Pages，The Economic Effects ofEmployment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Industry-LevelData， IZA Discussion PaperNo. 2433.
  [12]LLSV組合(Rafael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RobertVishny)在其研究領域中取得的一些主要成果有： 1.各國法律淵源不同決定了各國對投資者產權保護程度的差異，進而導致了各國金融發展水平的差異，即好的“法律淵源、金融有關制度安排”決定了一國金融發展的水平。2.投資者法律保護的水平與所有權集中程度之間呈顯著負相關。3.金融市場發展與法律和監管基礎設施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
  [13]JeffStrnad： Should LegalEmpiricistsGo Bayesian？ Stanford Law and EconomicsOlinWorking Paper.No. 342， 2007.
  [14]MichaelO. Finkel stein，QuantitativeMethods in Law： Studies in the Application ofMathematical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to Legal Problems，New York：The Free Press and CollierMacmillan Publishers， 1978， pp. 249-262.
  [15]RobertGrosser，TheAndean Foreign InvestmentCode’s Impact onMultinationalEnterprises， 1989；Reprinted in PeterRobsoned，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RegionalEconomic Integration，London：Routledge， 1993， pp. 265- 282.
  [16]GregoryMitchel：l EmpiricalLegalScholarship as Scientific Dialogue，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Vo.l 83， 2004.
  [17]白建軍：《論法的確定性與公正的可檢驗性》，載《中國法學》2008年第2期，第51頁-61頁。
  [18]DavidN. Figlio，TheEffectsofDrinkingAgeLaws andAlcoholRelatedCrashes：Time-SeriesEvidence fromW isconsin， JournalofPolicyAnaly-sis andManagement， 1995， 14(4)， pp. 555-566.
  [19]M.N. Bhattacharyya andA. P.Layton，EffectivenessofSeatBeltLegislation on theQueenslandRoadTol：l AnAustralianCase Study in Interven-tion Analysis， Journal ofAmerican StatisticalAssociation， 1979， 74， pp596-603.
  [20]Sanjeev Sridharan， et a.l， Intervention Time SeriesAnalysis ofCrime Rates， Tibergen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2003-040 /4， Armsterdam：Tibergen Institute， 2003， pp. 16-17， pp. 22-23.
  [21]雖然國外的相關研究各有側重，比如《法律的博弈分析》應用的是博弈論的思想，但是其中沒有具體真實案例考察。參見[美]道格拉斯G•拜爾等：《法律的博弈分析》，哈佛大學出版社，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貝葉斯方法在法學實證研究中很有用，但它僅僅只是一種估
  計的方法。JeffStrnad， Should LegalEmpiricistsGoBayesian？， Stanford Law and EconomicsOlinWorkingPaper.No. 342， 2007.通過google學術搜索、www. ssrn. com和LexisNexis法律專業數據庫以及在英美法系國家圖書館查閱到的相關文獻進行整理分析，基本同意張曉斌關于計量法學研究方法的分類。張曉斌：《法律實施效果的定量評價方法》，載《法商研究》2006年第2期，第154頁-160頁。
  [22]徐向華、郭清梅：《行政處罰中罰款數額的設定方式———以上海市地方性法規為例》，載《法學研究》2006年第6期，第89頁-101頁。
  [23]白建軍：《論法的確定性與公正的可檢驗性》，載《中國法學》2008年第2期，第51頁-61頁。
  [24]M.N. Bhattacharyya and A. P.Layton，Effectiveness ofSeatBeltLegislation on theQueenslandRoadTol：l AnAustralian Case Study in Interven-tion Analysis， Journal ofAmerican StatisticalAssociation， 1979， 74， pp596-603.
  [25]Sanjeev Sridharan， eta，l InterventionTime SeriesAnalysis ofCrimeRates，Tibergen InstituteDiscussion Paper2003-040 /4，Armsterdam：Tiber-gen Institute， 2003， pp. 16-17， pp. 22 - 23.
  [26]考慮到這兩篇文章都是典型的數學論文的寫作技巧和寫作方法，側重點是介紹數學方法。法學研究側重的是它的法學背景和具體的法學解釋，并且在國內目前也沒有相關的法學論文可以用來做分析，因而暫且對此方法不進行介紹，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相關的參考文獻。G.E. P. Box andG.C.Tiao， InterventionAnalysiswithApplications toEconomic andEnvironmentalProblems， Journalof theAmerican StatisticalAssocia-tion，Vo.l 70，No. 349(Mar.， 1975)， pp70-79；馮文權、蔡基棟：《干預分析模型及其應用》，載《武漢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4年第6期，第29頁-35頁；王振龍主編：《時間序列分析》，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第1版。
  [27]徐向華、郭清梅：《行政處罰中罰款數額的設定方式———以上海市地方性法規為例》，載《法學研究》2006年第6期，第89頁-101頁；白建軍：《論法的確定性與公正的可檢驗性》，載《中國法學》2008年第2期，第51頁-61頁；屈茂輝、周志芳：《中國土地征收補償標準研究———基于地方立法文本的分析》，載《法學研究》2009年第3期， 163頁-1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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