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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看我國的宏觀經濟
[摘要]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收入分配問題日漸突出，成為宏觀經濟領域中的重大問題。本文將建立一個以收入分配為起點的循環體系，并以此為基礎闡述包括收入分配、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在內的宏觀經濟運行。
[關鍵詞]收入分配 需求結構 產業結構
近年來，收入分配問題一直是我國宏觀經濟領域中備受關注的問題。收入分配的狀況決定需求結構的變化，而不同的需求結構會使得不同產業的發展速度有所不同，產業發展的不均衡又將直接影響收入分配的格局。這是一個循環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收入分配既是起點也是終點。本文以此為基礎闡述包括收入分配、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在內的宏觀經濟運行。
一、 城鎮居民收入及財產的分布格局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來源有所變化。按照《中國統計年鑒》的標準，我們把城鎮居民的全部收入大體劃分為四部分：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我國城鎮居民收入來源自90年代以來呈現出如下特點：
首先，工資性收入仍舊是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但是不同行業的職工工資收入相差較大。1985年，我國城鎮居民平均每人的年工資收入（包括全民所有制職工工資和集體所有制職工工資）是569.4元，平均每人全年全部收入是748.92元，工資收入占總收入的76%。1990～2004年，工資收入占城鎮居民總收入的比重最高時達到72%，最低時達到67%。平均來看，城鎮居民總收入中有七成左右來自于工資收入。毫無疑問，對我國城鎮居民來講，無論是改革的初期還是市場經濟深入人心的今天，工資收入一直是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改革開放以前，各行業之間職工的收入有所差別，但相差不多。改革開放后，隨著分配制度的改革，勞動者的積極性充分調動。在職工的工資收入總體上漲的同時，不同行業工資收入的差距也日益拉開。2004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為16900.2億元，比1978年（568.9億元）增長29倍，平均每年增長112%；職工平均工資為16024元，比1978年（615元）增加了25倍，平均年增長96%。1985年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是地質勘查業、水利管理業為1406元，最低的行業是社會服務業為777元，兩者相差額為629元，比1978年拉大了1.37倍，扣除物價因素，實際拉大1.02倍。1995年，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是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為7843元，最低的行業是農、林、牧、漁業為3522元，前者是后者的2.23倍，相差4321元。到2004年，職工平均工資最高和最低的行業工資收入相差27377元，前者收入是后者的4.60倍。也就是說，收入最低的行業（農、林、牧、漁業）職工要工作近五年才能得到收入最高行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職工一年的工資收入。
其次，在各種收入來源中，工資收入的平均增長速度最慢。1990～2004年的14年間，年均增長最快的是經營性收入，年均增長率達到149.64%，其次是財產性收入66.64%。排在第三位的是轉移性收入，43.33%。增長最慢的是工資性收入，年平均增長率僅為37.30%。
再次，大體上講，從經濟周期來看，在經濟的高漲階段，財產性收入的增長速度快于工資收入的增長速度；在經濟的低靡階段，財產性收入的增長則慢于工資收入的增長。就我國宏觀經濟而言，1991～1996年是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名義GDP年平均增長率超過20%。這段時期中，財產性收入以近乎兩倍于工資收入的速度飛速增長。而1997年開始，由于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和一些政策原因，我國宏觀經濟出現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名義GDP的增長率由兩位數降到一位數，經濟陷入了長時間的低靡狀態。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2002年。在經濟最為不景氣階段，如：1999和2000年，財產性收入一度出現負增長的局面。除了1998年以外，財產性收入的增長速度均低于工資收入的增長速度。2003年，名義GDP重新恢復兩位數的增長，經濟全面回升。這一年的財產性收入增速為32.18%，而同期工資收入的增速僅為11.68%。前者的增長大大快于后者。
這些變化影響了收入分配的格局和財富的集中程度。中國統計局信息網資料顯示，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而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0%，另外80%的家庭占有財產總額的53.6%。從人均資產來看，由于部分城鎮居民的債務超過了其財產總額，從而造成了人均財產最少的10%的人口擁有相當低的財產份額，低到了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而對于人均財產最多的10%的人口來說，他們擁有的財產占城鎮總財產的份額高達33.85%。還有，人均財產最少的20%的人口所擁有的財產份額也只有2.75%，而人均財產最多的20%的人口所擁有的財產份額達到51.07%，后者超過前者的18倍。據美聯儲對美國家庭收入調查，近5年來（1997～2001年），美國10%最富有家庭擁有的凈資產（扣除債務）增長69%，平均每戶資產達到83.6萬美元，而20%最窮的家庭凈資產只增加20%，平均每戶僅有7900美元，貧富家庭凈資產相差104.5倍，中國貧富家庭資產相差倍數大于美國達254.5倍。金融財產是居民財產中最具有生命力的一部分。1990年我國城市居民每戶平均金融資產尚不足8000元，12年后，這一數字已達到7.98萬元，平均年遞增17.3%。到2002年6月底，我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戶均總值已達22.83萬元，戶均金融資產達7.98萬元。從1984到2002年戶均金融資產增長速度為25.5%。近年來，金融資產確實存在著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按五等法劃分，最高的20%的家庭，平均擁有金融資產146615元，占全部金融資產的55.4%，而最低20%的家庭平均只擁有金融資產4298元，僅占全部金融資產的1.5%，高低相差33.1倍，占全部金融資產的比重相差53.9個百分點，中國8.6%的富戶占有60.47%的金融資產，已超過世界上基尼系數最高的拉丁美洲的10%的富戶占有50%的國民收入的比重。所有這些都充分展現了我國收入分配不斷拉大的現實。
二、 需求結構
“金字塔”式的收入分配格局引起了需求結構的一些變化。投資需求在總需求中的比重上升，消費需求的比重則有所下降。2000年以來，我國有效需求越來越依賴于投資的拉動。
首先，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對消費的影響。根據凱恩斯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富人的消費傾向低于窮人的消費傾向。貧富差距拉大，高收入和低收入的人群增加，整個社會平均的消費傾向就降低。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呈上升態勢，由1997年的35.98%上升到2000年的40.66%，2003年躍為45.8%，6年間上升了近10個百分點。收入分配狀況惡化導致我國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持續走低。2000年，居民平均消費傾向是48.01%，接下來的3年中，消費傾向分別為46.55%、 45.30%和43.35%。消費需求的不足也正是我國近年來有效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收入差距的拉大除了對整個社會的消費傾向構成影響以外，還引發了對不同行業的商品的需求狀況的變化。在改革前那種收入分配比較平均的狀況下，人們的消費結構趨同。這種低水平平均分配形成的同步購買力，使產品結構單一化，不利于形成完整的、連續不斷的產業鏈條，并且成為市場和社會形勢動蕩的潛在動因。改革后，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漸拉開，由此形成了多層次的消費需求。然而，當收入分配的差距繼續擴大，貧富相差懸殊的時候，對不同商品的需求就會出現不均衡，一部分富人的需求趨同，對基本消費品的需求減弱，對高科技產品和奢侈品的需求提升，屬于享受型的需求層次。與此相對應，低收入者的需求則僅限于生活必需品，尚處于生存型和發展型的需求層次。
其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對投資的影響。我國居民金融資產中大約97%是人民幣金融資產，而人民幣金融資產的大部分都是儲蓄起來的，儲蓄最終會轉化為投資。幾年來，金融資產不斷向少數人集中，使得這部分人的金融資產規模迅速擴大，投資能力迅速提高。2000年時，我國的投資率是36.4%。到2004年，投資率達到44.2%，上升了7.8個百分點，年平均上升近2個百分點。此外，投資的增長速度自1998年以來持續提升，2000年以后超過居民消費的增長。2001～2004年，投資增速分別為15.26%、12.93%、21.86%和21.96%，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而同期的居民消費的增速分別為7.92%、6.57%、7.48%和11.77%。
三、 產業結構
有什么樣的需求結構就會有什么樣的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具有導向作用，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依據。由收入差距擴大引發的需求結構的變化體現在產業結構上，就是各產業發展不均衡。
第一產業發展滯后。改革開放初期，第二產業一直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而第一產業發展僅次于第二產業，在GDP中比重最小的，發展最慢的是第三產業。1984年，隨著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推行，城市經濟的發展大大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日新月異。1985年，第三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28.5%）開始超過第一產業（28.4%）。隨著改革的推進，這種勢頭愈加迅猛。2004年，第一產業在國內生產值中的比重下降到15.2%，而同期第三產業的比重則上升到31.9%。1991年以來，無論是對GDP的拉動率還是對GDP的貢獻率，第一產業都遠遠落在第二、三產業之后。以2004年為例，第一產業對GDP的貢獻率僅為9.2%，而第二、三產業的貢獻率達到61.8%和29%。2004年第一產業對GDP增長的拉動率是0.9%，第二、三產業的拉動率高達5.9%和2.7%。
第三產業發展迅速。伴隨著以城市為取向的改革的展開，第三產業發展突飛猛進。1985年，第三產業的增長率達到44.4%，創歷史最高紀錄。20世紀90年代初期，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一度超過第一產業。1997年以來，除了個別年份（2000年和2003年），第三產業一直是國民經濟中增長最快的產業，平均增長率達到9.65%。而同期的第一產業的平均增長率僅為3.08%，第二產業的平均增長率為9.02%。1997～2002年，從第三產業增加值構成來看，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金融和保險業以及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在第三產業增加值中的比重最高。從增加值的平均增長速度看，社會服務業增長最快，年均增長15.01%，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影電視業次之，為14.47%，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排在第三位，為13.11%。
第二產業一直是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在GDP中的比重位居三大產業之首，并且穩中有升。1997～2004年，第二產業占GDP中的比重平均在50.56%，對GDP的貢獻率平均達到63%，拉動率平均為5.2%。2001年我國28個制造行業完成工業總產值83103.7億元，占當年工業總產值的87.1%；工業制成品出口2398億美元，占全部出口的90%；全部從業人員8083萬人，占當年全國工業從業人員的90.5%；“中國制造”的產品在全球制造份額中的排名日益前移，電視機、冰箱、鋼、水泥等主要工業品產量全球第一。建筑業也快速增長。1997年全國建筑業總產值是9126.4777億元，2004年全國建筑業總產值實現27745.3761億元，增長了2.04倍。重工業的絕對優勢明顯，增長速度較快。根據對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的統計（按當年價格計算），1998年以來，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平均在六成以上。2003和2004年，重工業增長率分別達到36.12%和35.73%。而輕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僅占四成左右，且發展相對較慢，發展最快的2003和2004年，增長率僅為16.47%和24.07%。
上述我國的產業結構的特點是由我國現階段特有的需求結構決定的。首先，從需求角度考察，絕大多數農產品需求彈性較低，農產品的最終消費需求在總需求中的比重不斷降低。其次，小部分高收入家庭集中了大部分的金融資產，具備很高的投資能力。調查結果顯示：在有投資能力的高收入家庭中，選擇股票的次數占總的投資次數的33.07%；商業和服務業占20.42%；國庫券占10.63%。這部分人的投資需求刺激了第三產業中金融保險業的發展。還有，部分高收入居民的消費轉向奢侈品和高科技產品，對社會服務、教育及文化藝術的需求提高，這部分居民的特殊的消費需求大大促進了第三產業中社會服務業、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影電視業以及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的發展。最后，收入較高的居民對住房和像汽車之類的耐用消費品的需求增加，必將促使第二產業進一步發展。再加上一些行業，如：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這些行業具有壟斷的特性，它們的發展在相當長時間內會保持較快的速度。第二產業將繼續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主要產業。
四、 再談收入分配
如上所述，目前需求結構決定了產業結構發展的不均衡。而產業發展不均衡除了體現在發展的速度和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上之外，一個最為直觀的影響就是引起了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表1是1992年以來我國職工平均工資最高和最低的行業的名稱和極值比、極值差。20世紀90年代初期，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集中在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該行業憑借國家賦予的壟斷地位取得超額利潤，其職工也享受了所有行業中最高平均工資的待遇。20世紀90年代后期，金融、保險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成為所有行業中最高的，這是由于金融資產集中于少數居民手中，居民的投資需求和投資能力上升的結果。本世紀初，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及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職工的平均工資躍居首位，原因在于一部分高收入居民的消費需求的拉動。同時，表1還顯示出：第一產業中的農、林、牧、漁業一直是平均工資最低的行業。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人們收入提高后，對農產品的需求在總需求中的比重下降。
從總體上看，行業間職工平均工資的差距存在著擴大的趨勢。1992年，職工平均工資最高達到3392元，最低是1828元，兩者相差1564元，前者是后者的1.86倍。1994年，職工平均工資最高和最低的行業職工工資相差3893元，前者是后者的2.38倍。2004年，最高和最低行業的職工工資相差27377元，前者是后者的4.60倍。
五、小結
以收入分配為起點和終點的循環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客觀存在的，也是改革和發展不可避免的。但是，這并不是說這種循環是良性的。若不停地繼續下去，會造成產業的畸形發展和收入分配的進一步惡化，并且最終抑制經濟的增長。在該循環中，收入分配是起點。所以，要改善這個循環，使其走上良性的軌道，需要從收入分配入手。從政策、體制、制度等各個方面調節居民的收入分配，縮小高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差距，這樣才能改變目前不合理的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這也是解決我國有效需求問題、 經濟增長問題等一系列宏觀經濟問題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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