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延遲退休年齡還需慎行
延遲退休年齡還需慎行
自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研究制定漸進式退休年齡政策”之后，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再次進入公眾視野，“漸進式退休年齡”、“彈性退休年齡”等退休政策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和討論。當前，延遲退休年齡政策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兩點考慮：第一，填補養老保險基金缺口，促進養老保險制度的持續發展;第二，基于人均預期壽命的提高，為增加勞動力供給、應對人口老齡化而延遲退休。
首先，單純為填補養老金缺口而延遲退休年齡具有極大的不合理性。
一方面，養老保險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國家應當承擔兜底責任，而且當前中國的養老金缺口很大程度上屬于國家90年代初改革的“轉軌成本”，單方面地讓基層勞動者分攤政府歷史欠債不僅會影響其心理預期，還會對政府信用造成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根據社科院報告[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4——向名義賬戶制轉型》之分報告《現行統賬結合模式下隱形債務預測與測算》，2014年12月28日]，中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統賬結合制度下的隱形債務已達86.2萬億元，然而，同樣根據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鄭秉文的推算，我國退休年齡每延遲一年可減緩基金缺口200億元，可見，通過延遲退休填補養老金缺口實屬杯水車薪。從20世紀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填補養老金缺口、實現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平衡主要有壟斷產業的讓利、傳統產業的合法化(如通過風俗產業的合法化將其利潤充作社�；�)、創立國立賭博業、以及收取消費稅等四種方式。也就是說，真正充實社保基金需要政治家的作為，而非延遲退休年齡。
同樣，基于人均預期壽命提高而延遲中國退休年齡的觀點也有待論證。
國際經驗上看，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醫療保障體系的建設，延遲退休年齡是必然趨勢，但在當前中國延遲退休年齡仍需考慮以下幾方面的問題：首先，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數據，2012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為75歲，但人均預期健康壽命僅有68歲，因此，在環境衛生、食品安全、勞動安全與衛生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的情況下，勞動者的預期健康壽命也應當成為延遲退休年齡的.重要考量因素;此外，理順社保關系是延遲退休年齡的前提，在養老金“雙軌制”、養老保險“碎片化”等問題未能得到解決之前，片面延遲退休年齡將會帶來更大的制度不公平，也必將招致多數基層勞動者的反對;再者，完善的就業服務和促進體系、工資增長和保障體系以及失業保險制度是延遲退休年齡得以運行的保障。對于高齡勞動者而言，如果不能及時進行知識和技能的更新、缺乏公平的就業機會和失業保障，不僅會影響其生活的連續性，還會對企業的經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造成負面影響。因此，沒有上述前提性的論證和保障，盲目延遲退休年齡以增加勞動供給、應對人口老齡化將會帶來諸多經濟、社會問題。
當前，在延遲退休年齡的討論中，最大的反對聲音來自企業的基層勞動者，而支持者多為政府部門、事業單位的科研、管理人員，這一方面與兩者的工作性質、人力資本投資時間的長短相關，但更主要是源于雙方對勞動“喜悅性”和“痛苦性”的不同感知。對于企業基層勞動者而言，尤其是體力勞動者，勞動僅是其獲得生存和生活資料的手段，而且在勞動過程中還需忍受他律的痛苦，如果工資、工時、勞動安全與衛生等勞動條件無法得到保障，也會增加其勞動的痛苦，因此，如果能夠通過養老金滿足自身的基本需求，則基層勞動者多希望盡快退休以擺脫勞動的痛苦。而對于政府部門、事業單位的科研、管理人員而言，雖然也具有勞動手段性、他律性的痛苦，但他們在勞動過程中除可以獲得較高的經濟報酬外，還可以獲得權力、社交等方面的社會性報酬，而且，勞動的經濟性、社會性所帶來的喜悅要高于勞動的痛苦性，因此，他們對延遲退休年齡多持中立或支持態度。綜合上述兩者，在占大多數的基層勞動者未能充分感知到勞動的喜悅、甚至將勞動視為痛苦的情況下，如果盲目延遲退休年齡，不僅會帶來勞動的異化，還會加深勞動者的痛苦和社會矛盾，威脅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總之，勞動的喜悅性不僅是勞動的目的，也應成為勞工政策的目的。因此，延長退休年齡應謹慎而為，除考慮人均預期健康年齡、社保體系、就業服務和保障制度等前提性條件外，還需發動相關政府部門、學者以及不同職業、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的勞動者廣泛參與討論，逐步促使社會各界達成共識，合理平衡退休政策的效率性與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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