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唐朝在最鼎盛的時期招攬了很多的能人異士，那么今天的企業可以向唐朝學＂國際人才戰略＂，我們一起來看看馮維江是如何解說的？
要對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作面向現代化的創造性轉化，當代中國完全有可能建立更具包容性、開放性和前瞻性的國際人才體系，積極調動全球范圍內的優質智力資源。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XXX主席的“一帶一路”設想，內促全面改革開放之升級，外推世界經濟新秩序之創設;立意之高，著眼于古老文明的群體性復興，思慮之詳，廣涉沿途國家政策、設施、貿易、資金、人心的聯通。這一利在當代、澤及后世的功業，也必待成千上萬的杰出人才共襄盛舉，方有望克盡全功。
詳言之，籌建亞投行的備忘錄已經簽署，400億美元初始規模的絲路基金計劃也已公諸于世，此前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已經決定落戶上海，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大背景之下，未來可能還有更多的國際機制或組織會在中國設立總部。這些機構顯然不能只由中國人自己來任職。如何在全球范圍內培養、遴選和吸納與這些組織目標相符，并且與中國國家利益相容的高端人才，是中國作為全球治理新主場而獲得成功的關鍵。
除此之外，一些中國倡導的跨區域大合作計劃，不僅需要中國自身的投入，還需要中國在全球及區域的合作伙伴能夠充分理解并大力支持。通過各種短期或中長期的研修項目，幫助這些伙伴國的精英理解、接受和認同這些計劃(附帶地也更加認同中國和中華文化)，對這些計劃的順利實施，以及中國全球發展伙伴網絡的建設，都將有持久的助益。
美國榜樣
在羅致、培養和使用全球高級人才方面，美國是一個榜樣。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重要國際機構設在美國，這為美國人巧妙地把持這些機構的重要職位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例如，世界銀行行長按照慣例一定由美國人擔任，但作為移民國家的美國又能夠放心任用少數族裔者(現任行長金墉即為韓裔美國人)在這些崗位上為美國的利益服務，這在一定程度上又緩解了各方的質疑。又如，截至2013年上半年，在聯合國擔任高級管理職務的美國人多達48人，比人數列第二的英國(19人)多了一倍以上，比中國(11人)的4倍還多。
更重要的是，美國的學術機構為全球培養了大量人才，這些人才在其本國發揮了重大作用，而美國的理念和政策也通過這些人才的活動影響著世界。其中，最為世人所知的是拉美的“芝加哥小子”(Chicago Boys)。20世紀50年代，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任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和美國駐智利國際合作辦公室的主任帕特森(Albion Patterson)在訪問智利時提出設立一個專門項目，由芝加哥大學按照新自由主義的學術規范來訓練一批年輕的經濟學家，這個項目得到福特基金的支持。從1956年起，每年有40～50名拉美留學生到芝加哥大學深造，占該校研究生總數的三分之一。年輕的智利經濟學家在芝加哥獲得博士學位后紛紛返回國內，相當部分在大學任教。20世紀70年代，當年的芝加哥小子終于成為皮諾切特政府經濟改革的核心，他們所奉行的私有化、放松管制、削減公共支出與他們的老師弗里德曼的教誨如出一轍。
類似的具有長期戰略耐心的項目并非個例，只是未必有“芝加哥小子”這樣的名氣而已，就實際影響力來說或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執掌美國乃至全球金融之牛耳的實權人物，多出自麻省理工學院(MIT)。英格蘭銀行(英國中央銀行)前行長默文o金恩與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20世紀80年代初是MIT的同事，兩人辦公室比鄰而設。而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與伯南克都于20世紀70年代末從MIT拿到博士學位，斯坦利o費希爾是他們共同的老師。后者2005年受邀加入以色列國籍并成為以色列央行行長，又于2014年成為美聯儲副主席。與德拉吉和伯南克大致同期在MIT博士畢業的還有曾任希臘過渡政府總理和央行行長、前歐洲中央銀行副行長盧卡斯o帕帕季莫斯(Lucas D. Papademos)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布朗夏爾(Olivier Blanchard)。曾任奧巴馬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克里斯蒂娜o羅默(Christina Romer)，前美聯儲副主席艾倫o布林德(Alan Blinder)，曾任美國財政部長的勞倫斯o薩默斯，以及智利央行前行長何塞o德o格雷戈里奧(Jose de Gregorio)都曾求學于此。其他曾混跡于MIT的貨幣政策制定者還包括塞浦路斯央行前行長歐菲尼德斯(Athanasios Orphanides)、印度央行行長拉詹(Raghuram Rajan)及其前任蘇巴拉奧(Duvvuri Subbarao)，金恩的副手、英國央行副行長畢恩(Charlie Bean)等。這樣的人際網絡，幾乎足以應對全球金融的所有重大問題。當沖擊來臨，可能只需老師同學之間的幾個電話就能夠發起不為人知的集體行動，就能夠讓本集團自安于其他國家或機構的普遍淪陷之外。其他如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等，也為包括中國在內許多國家的官員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培訓。
唐朝個案
客觀地說，這些看似具有戰略抱負的項目并非(至少并非全部)源自政府的苦心孤詣，相當程度上是一國綜合國力在“道路自信”襯托下的自然外溢。但政府的作用，在于為國際人才的培養、流動和使用提供了方便之門�；仡欀袊约旱臍v史，在那些輝煌的世界帝國時期，我們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從這一視角來看，學習美國多少有些“禮失求諸野”的況味。不妨從唐朝的一些個案來具體看當時的“國際人才戰略”。
公元754年春夏間，李白在揚州聽到一位朋友在海上遇難的事，寫下了“明月不歸沉碧海，白云愁色滿蒼梧”的詩句。他的這位朋友是日本人，唐名晁衡，原名阿倍朝臣仲麻呂，通稱阿倍仲麻呂。
晁衡出生于日本國奈良的貴族家庭，父親做過中務大輔(大致相當于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公元716年，年僅19歲的阿倍仲麻呂乘坐由557人組成的第八次遣唐船，成為一名遣唐留學生。他的同學中有后來擔任右大臣(大致相當于常務副總理)的吉備真備。
到達西安(時稱長安)后，晁衡進入國子監(大致相當于國家行政學院青年干部培訓班)就讀，畢業后順利通過公務員考試(中進士)并被任命為左春坊司經局校書(儲君圖書館的副科級干部)，負責輔佐儲君研習學問。34歲時轉任門下省左補闕(國務院辦公廳副處級官員)，負責諷諫、扈從等工作。在這個崗位上，晁衡與皇帝有較多的接觸，學識得到皇帝賞識，官職也不斷提升。
在唐期間，晁衡與李白、王維等名士廣泛交往，結下深厚情誼。晁衡56歲時，吉備真備作為遣唐副使再度來華，老朋友相聚增加了晁衡對故鄉親人的思念，決定隨使團返國�；实鄹心钏颂茙资甑墓�，任命他為唐朝回聘日本使節。臨行前時任尚書右丞(副總理助理)的王維寫了送別詩《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給他�；貒局�，船隊遇到風暴被沖散，在他幫助下同行的鑒真和尚的船到了日本，晁衡的船卻下落不明。消息傳回唐朝，李白寫下了前面名為《哭晁卿衡》的名篇。實際上晁衡的船隨風漂流到安南驩州(唐屬地，轄境相當今越南河靜省和乂安省南部)，同船上百人被當地盜賊殺害，晁衡和遣唐使藤原清河幸免于難。
返回長安后，安祿山之亂發生，去日本的道路非常危險，晁衡打消了返日的念頭。由于得到皇帝的信任，晁衡的官職也由左散騎常侍(國務院辦公廳秘書，正部長級待遇)，升至安南節度使(越南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兼軍區司令，正部長)，乃至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北�？ら_國公(大致相當于負責監察事務的國務委員，副國級待遇)。72歲終于長安，皇帝追授其潞州大都督的職務(軍委副主席兼大軍區司令，副國級)。
像晁衡這樣為唐朝服務的外國人并非孤例，與他同回長安的藤原清河也留在唐朝擔任了皇家圖書館館長(正部長級)。2004年在西安還發現了日本留學生井真成的墓志，上面記載他去世后得到玄宗皇帝贈予的尚衣奉御官職(正司局級)。一些僧人也獲得請益僧(擁有短期滯留資格)或留學僧(擁有長期滯留資格)的身份，得到政府發給的“公驗”，能夠在唐朝境內游學。
不僅是日本的部分遣唐留學生在唐朝就業并獲得官職，一些從陸上絲綢之路向東移居唐朝境內的粟特人移民(伊朗系統的民族)也成為遷徙地的農民、商人、傭兵、武將甚至官吏。例如，在原州(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就有一史姓粟特人家族，在唐朝建立之初帶領自己的人馬參加了建唐大業，玄武門之變時又正確地站在了太宗一方，最后在商業、軍隊和地方豪強及文人圈中建立了自己的勢力。又如，首先向中央發難造成唐朝由盛而衰的安祿山，其生父就是粟特人。在反叛前，他本身極得皇帝寵幸，已被玄宗和楊貴妃認作養子。沿著海上絲綢之路過來的伊斯蘭教教徒、猶太教教徒、基督教教徒、祆教教徒則聚居在廣州，發展著南海到西亞的貿易。黃巢起義時，這些來自異邦的教徒與本地居民共同抵抗黃巢軍隊，被殺害共計12萬人。這意味著居住在這里的外國人可能遠遠不止12萬。
包容、開放、前瞻
由上可知，唐朝的國際化人才培養與使用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遴選了其他國家的精英階層的人進行培養。日本的留學生或僧人得到了唐朝官方的歡迎，與他們多出身于日本貴族階層，具備較高的素養有關。王維在給晁衡的送別詩序中說，“海東日本國為大，服圣人之訓，有君子之風”。玄宗皇帝評價日本使節時也說，“聞彼國有賢君。今觀使者，趨揖有異，乃號日本為禮儀君子國”。這些人在唐朝學習之后，能夠把學習的成果很好地傳遞回國，擴大唐朝文明在本國的影響。像晁衡、藤原清河等留在唐朝任職的人，去世之后也得到了日本國很高位次的追授。前者被日本天皇追授正二位品秩，后者被追授從二位，后又追授從一位品秩。更多的遣唐使和留學者在回國之后，促成了日本的技術進步和制度改良。實際上，美國留學簽證對資金證明的要求，表面上是對留學期間費用的保證，但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不啻是測度留學者所處社會地位的代理變量，以此保證留學者即便不能成為美國的永久優質納稅人，也能把美國的影響通過其所處階層的渠道很好地傳遞到來源國之中。
第二，對外國人才富有包容信任之心，能量才大膽培養和任用。外國留學生能夠考上公務員，并且在政府內擔任正部級官員，乃至進入國家領導人序列，若沒有極為強大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難以做到的。當前中國正在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之上，應當逐漸樹立自信、舒展心胸。例如，不妨要求或創造條件讓來華留學生有機會與他們的中國同學一樣下基層、到農村或邊遠地區當村官、支教，或者到設立在中國的國際經濟組織中從事事務性工作，作為向其提供獎學金的“對價”。讓他們在相對艱苦的條件下對中國作出貢獻，同時也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達成“同情的理解”。這樣，即便他們未必在中國的體制內一直工作和升遷，他們也能在自己最寶貴的青年時代熟悉中國社會、結交中國的朋友，未來在其本國或其他國際組織自覺或不自覺地為中國文化代言。
第三，建立先進的人才培養和職業發展體系。唐朝的文明走在當時人類世界的最前列，其他國家的遣唐使、留學者能夠通過這一體系學習到切實有益的技術或治理方式。熟練掌握和運用這些技術和治理經驗，他們能夠與唐朝本國士人競爭，并通過自身努力，在相對公正的用人選拔機制和保障服務體系下，在唐朝實現自身的價值。即便返回母國，這些技術和治理經驗也并非“屠龍術”，而是能夠借鑒之、光大之，在母國也找到用武之地。在這方面，當代中國其實具備一定優勢。許多工作或職業，在發達國家流行，但在一些不發達國家可能未必“適銷對路”。中國正處于中間位置，所提供的技能和規則，可能更容易被其他發展中國家學習和模仿，為它們向更高水平邁進提供一架可望并且可及的“能力階梯”。當然，要真正發揮好這一功能，中國自身的教育培訓、職業支持與保障體系還必須自我改革和完善，提升服務能力和服務意識，這樣才能提供其他國家尤其廣大發展中國家信得過的教育產品。
中國歷來有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情懷，中國文化歷來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只要對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作面向現代化的創造性轉化，當代中國完全有可能建立更具包容性、開放性和前瞻性的國際人才體系，積極調動全球范圍內的優質智力資源，為創造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