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當這些國家和地區成為新興經濟體后，國際人才競爭戰略會從注重人才回流開始過渡到回流與吸引外國人才并重的雙管齊下，既推動海外人才回流，又借鑒發達國家經驗，通過移民與留學爭奪外國人才。
以日本、“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亞洲新興發達國家和地區，在二戰結束之后，無論是戰敗者還是戰勝者，都面臨著經濟落后、從屬西方的困境，同時因為自身經濟科技基礎的不足、教育的落后，也都派出了大量的留學生到西方發達國家進行學習。其中，大多數留學人才都沒有回歸，演變成大量的人才流失。
但是，當國際產業轉移帶來經濟高速發展機遇的時候，這些國家和地區也迅速實施成功的國際人才競爭戰略，并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人才流向。由于經濟騰飛之初，尚且無力與美國等傳統發達國家全面競爭全球頂尖人才，因此，這些國家和地區對海外人才爭奪，都以推動海外本族裔人才和留學人才回流或環流為主，對于外國人才還只是重點引進。具有指標性意義的留學生回歸比例，一般在經濟騰飛階段會從不到1/3提高到普遍達到50%甚至更高，也就是說，大部分散布在海外的留學人才都會回歸。
新興國家對于推動海外人才的回流，并不僅僅是感情訴求，也是客觀現實所迫。作為一個追趕者和后進者，他們需要那些留學生、移民從最先進國家帶回最先進的技術、經驗、理念。作為一個有雄心的新興工業國，當他們在外包生產中逐漸掌握技術，從仿造中逐漸學會創新，也必然會努力追求附加價值更高的高端產業。而且，隨著國內人均收入與受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高，他們從事制造業的廉價優勢也會逐漸喪失，跨國企業會接著把這些低端產業轉移到成本更廉價的新的國家和地區。因此，如果他們不大力吸納國際化人才，發展知識產業和知識階層，在全球產業鏈中進行產業升級，到一定階段經濟發展就會自動陷入停滯。
海外人才的回歸，通常也會創造“韓國硅谷”大德研究城、“臺灣硅谷”新竹工業園等世界新興科技中心，成為各自高科技產業以及新經濟的重要推手。與此同時，當經濟日漸發達、人才收入逐漸提高、國際化程度得到提升、知識產業基礎逐漸完善，這些國家和地區對于外籍高級人才也逐漸會變得有吸引力。因此，當這些國家和地區成為新興的發達國家和地區之后，國際人才競爭戰略會從注重人才回流開始過渡到回流與吸引外國人才并重的雙管齊下戰略，既繼續努力推動海外人才回流，又借鑒美國等最發達國家的經驗，開始通過移民與留學爭奪外國人才。概括地說，普遍經歷過本土人才大量流失、本土人才少量回歸、本土人才大量回流、同時大規模吸收外籍人才的四個階段。
日本、韓國等新興發達國家和地區進入21世紀之后，移民與留學政策都體現了這種階段性變化。日本和韓國過去雖然重視本土人才的國際化，但并不重視外國人才移民入籍以及招收留學生，但進入21世紀后政策都發生了改變：韓國政府2007年出臺“留學韓國計劃”，將吸引外國學生的能力作為韓國駐外使節考核的一項重要內容，2008年4月30日又決定推進完成承認韓國公民以及外國優秀人才擁有雙重國籍。 2008年1月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接收30萬外國留學生計劃”，并打算讓五成以上的人能留在日本就職。
當然，新加坡、以色列有所區別，他們所爭取的海外族裔人才其實也是海外出生的外籍人才，因此政策上也更接近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例如以色列設有與國防部地位并列的移民吸收部。中國的臺灣和香港地區也類似于此。但區別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而與日本和韓國相同的是：這些新興國家和地區雖然重視國際人才競爭，但都清楚地知道自身的不足與優勢，因此國際人才競爭戰略都會對有同文同種優勢的海外族裔人才進行重點傾斜。香港有專門針對吸引內地人才的“優才計劃”，以色列建立了“猶太人回歸法”并規定：“凡猶太人均有移居以色列之權利……移民簽證發給一切表示愿意來以色列定居的猶太人……按回歸法取得移民證者，從發證之日起取得以色列國籍。”
需要指出的是，亞洲的新興發達國家和地區基本上都在“漢文化圈”內。新加坡、中國臺灣、中國香港都是華人社會，日本、韓國深受我國古代漢文化影響。上個世紀經濟騰飛也首先源于國際產業轉移，借制造加工業獲得了經濟快速增長。由于這種文化和發展過程的相似性，以及目前的發展階段超前一步，這些國家或地區采取的國際人才競爭戰略對我國尤其具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