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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聞一多與唐詩研究
下文是傅璇琮先生寫作的聞一多與唐詩研究，原文如下，提供給各位國學愛好者閱讀。
傅璇琮
一
對于聞一多先生的唐詩研究，學術界存有不同的看法。特別是近些年來，聞先生論述過的好幾個問題，差不多都有爭論;有的雖然沒有提到聞先生的著作，但是很明顯，其基本論點與聞先生是不一致的。如初唐詩，是否就是類書的堆砌與宮體的延續;唐太宗對唐初的文學發展，是否就只起消極作用;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劉希夷的《代悲白頭翁》、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是否就如聞先生所說的屬于宮體詩的范圍，它們在詩壇的意義用“宮體詩的自贖”來概括是否確切;“四杰”在初唐詩歌史上的出現，是一個整體，還是兩種不同的類型;孟浩然是否即是“為隱居而隱居”而沒有思想矛盾;中唐時的盧仝、劉叉，是否是“插科打諢”式的人物;賈島詩是否就那樣的陰暗灰色，等等。
以上的問題涉及到聞一多先生關于唐詩的專著《唐詩雜論》的大部分篇目。聞先生的另一部唐詩著作《唐詩大系》，是一部唐詩選本，書中所選的作家大多標有生卒年。這是聞先生對于唐詩所作的考證工作的一部分，在于個較長時期內為研究者所信奉，有時還作為某些大學教材的依據。但這些年以來，有不少關于唐代詩人的考證的論著，對書中所標的生卒年提出異議，另立新說。
以上這些情況，已經牽涉到對聞先生唐詩研究某些基本方面的估價。
應該怎樣來看待這些問題呢?
科學研究是不斷深化、不斷發展的認識運動。科學史的實例表明，沒有一個大師的觀點是不可突破的。新材料的初充和發現，新學說的提出和建立，構成科學發展的最根本的內容。聞先生進行唐詩的研究，是在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過了四五十年，學術界出現了與聞先生意見不相同的新看法，修訂了其中某些不大符合文學史實際的論點，這正是學術研究自身發展的正常現象。如果說，過了將近半個世紀，我們的唐詩研究還停留在二十四年代的水平，研究者的眼光還拘束在聞先生談論過的范圍，那才是可怪的了。
對唐代文學研究的迅速進展，要有一個充分的估計。建國以前，我們的一些前輩們對唐代文學做了不少開拓性的工作，我們應當特別提到聞一多先生及鄭振鐸、羅根澤、李嘉言等已故老一輩學者。但唐代文學研究真正沿著正確的方向，有計劃地進行，并作出較大的成績的，是建國以后，特別是近七、八年以來。對這些年來唐代文學研究的突出進展，可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填補了不少空白，尤其是注意到了對某一歷史時期文學加以綜合的考慮和概括，力圖從中探求文學發展的帶有規律性的東西，這是研究水平提高的明顯的標志。如初唐文學，高宗武則天時期反六朝余風的斗爭，大歷時期文學(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南北文風的異同)，貞元、元和時期的文學革新，古文運動的社會歷史背景和思想淵源，晚唐文學，等等。
第二，拓展了研究領域，這些年來發展了不少與唐代文學關系密切的邊緣科學研究，不少研究者注意到文學與音樂、舞蹈、繪畫等藝術門類的比較研究，有些論著以文學為中心而擴展到對佛學、考古學、歷史地理學、科舉制度以及社會風尚的研究，擴大了學術領地，也深化了對文學特征的認識。為傳統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反映了當前社會科學日趨綜合化的新動向。
第三，對作家作品的考訂更加細致精確。過去的唐代文學研究很多停留在名作名句的欣賞上，而對于材料的掌握相對來說較為薄弱，因此難免有些論斷建立在不確切或錯誤的材料基礎上。這些年來情況有很大的改變。對作家生平事跡的考訂，對作品寫作年代、真偽存佚的辨析。其細密確切，已遠超前人，不僅是對大作家，即使二三流作家，也都有詳盡的考析。這方面的基本情況是好的，它表明了我們不少研究者在踏踏實實地工作，努力使我們的理論研究基礎更加紥實牢靠。
第四，對詩歌藝術性分析的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已經突破了傳統的詞句欣賞的范圍，而是從整體的審美要求出發，對思想和藝術作統一的探討，并且注意到與其他藝術樣式的比較，與外國文學的比較。
以上四點不一定概括得很全面，可能還有所遺漏，但即以此四點來說，唐詩研究的進展已經很可觀了。我們是站在學術繁榮的新的高度來回視前輩學者的成就的。靠了許多人的努力，我們把學術道路往前延伸了一大段，再回過頭來看看前人鋪設的一段，我們有理由為自己勝汗水(有時還有血淚)開拓的一段高興，但絕無理由因此而鄙薄前人的那一段，盡管那一段比起現在來似乎并不那么寬闊，或者甚至還有彎路，但我們畢竟是從那一段走過來的。要知道，在崎嶇不平的學術道路上，要跨過一段，哪怕是一小段，是多么不容易，有時看來甚至是不可能的，而這一段或一小段，就是前行者的歷史功績。
我覺得，在唐代文學研究取得相當大進展的今天，我們來談論聞一多先生的唐詩研究，如果只是扣住某一些具體論點，與現在的說法作簡單的對照，以此評論其得失，恐怕是沒有什么積極意義的。對我們有意義的是，前輩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開拓他們的路程的，是風和日麗，還是風雨交加;他們是怎樣設計這段路面的，這段路體現了創設者自身的什么樣的思想風貌;我們對于先行者，僅僅作簡單的比較，還是努力從那里得到一種開拓者的啟示。
這就需要我們思考：聞一多先生是在什么樣的觀念下來建立他的研究體系的?
二
為了敘述的方便，在具體評論聞先生的唐詩研究之前，我們先概略地回顧一下他的古代研究，以便使我們對問題有于個總體的認識。
朱自清先生在為《聞一多全集》所作的序中，對聞先生作為詩人、學者、民主斗士的三者關系，作了很好的說明：
“他是一個斗士。但是他又是一個詩人和學者。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時期的不同而或隱或現�！瓕W者的時期最長，斗士的時期最短，然而他始終不失為一個詩人，而在詩人和學者的時期，他也始終不失為一個斗士。”
這幾句話對于我認識聞先生的古代研究，包括他的唐詩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說，聞先生并不滿足于把自己關在書齋里搞那種純學術的研究，而是努力把自己的學術工作與當前的偉大斗爭相聯系，從文化學術的角度對民族的歷史命運作理智的思索。綜觀聞先生關于先秦《周易》、《詩經》、《莊子》、《楚辭》以及遠古神話的研究，不難感覺到它們的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對于民族文化的總體探討，二是對于傳統的嚴肅批判。
“我是把古書放在人物生活范疇里去研究”。這可以看作是聞先生進行他古代研究的一種基本方法，他總是想透過書本來剖析活的社會。他在抗戰時期的一篇文章中說：“二千年來士大夫沒有不讀儒家經典的，在思想上，他們多多少少都是儒家的，因此，我們了解了儒家，便了解中國士大夫的意識觀念。”(《什么是儒家》)多么警辟的論斷!他就是在這種整體觀念下建立他的研究格局的。
花了十年左右才成書的《楚辭校補》，出版后被公認為文獻研究中的力作，他在書前的引言中說：
“較古的文學作品所以難讀，大概不出三種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時代背景與作者個人的意識形態，因年代久遠，史料不足，難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語文文字，尤其那些“約定俗成”的白字(訓詁家所謂“假借字”)最易陷讀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產生訛傳本的訛誤，往往也誤人不淺�！冻o》恰巧是這三種困難都具備的一部古書，所以在研究它時，我曾針對著上述諸點，給自己定下了三項講題：(一)說明背景;(二)詮釋詞義;(三)校正文字�！�
郭沫若先生在為《聞一多全集》作序時，曾特別注意到了這一段文字，并且敏銳地覺察到其中的第一項“是屬于文化史的范圍，應該是最高的階段”�！冻o校補》的這一段話，實際上是聞先生對自己十余年來學術道路的一個小結，也使他更加明確了學術思想上的追求方向和所要努力達到地境界。
表面看起來，對于先秦，聞先生所作的似乎只是專書整理，實際上他所要努力觸及的是“時代背景”與“意識形態”，也就是整個時代的歷史文化。我們不妨舉幾個例子。他著《周易義證類纂》，是想“以鉤稽古代社會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于是“依社會史料性質，分類錄出”，把《周易》的文句主要分成三大類，每一大類又分別幾個小類，如：
一、有關經濟事類：甲、器用，乙、服飾，丙、車駕，丁、田獵，戊、牲畜，己、農業，庚、行旅。
二、有關社會事類：甲、婚姻，乙、家庭，丙、家族，丁、封建，戊、聘問，己、爭訟，庚、刑法，辛、征伐，壬、遷邑。
三、有關心靈事類：甲、妖祥，乙、占候，丙、祭祀，丁、樂舞，戊、道德觀念。
這就是從“時代背景”到“意識形態”，對《周易》作社會文化史的研討。他的《風詩類鈔》，休例也與此相似。在《序例提綱》中，聞一多先生道德提出對《詩經》有三種舊的讀法，即經學的、歷史的、文學的，而他這本書的讀法則是“社會學的”。他把《詩經》的國風部分重新編次，分三大類目，即婚姻、家庭、社會。他認為這樣重新編排和注解，國風就“可當社會史料文化史料讀”，同時“對于文學的欣賞只有幫助無損害”。聞先生并不抹殺《詩經》的文學性質，他在譯注中很好表達了國風作為抒情詩的藝術特點。他是要充分利用文學反映社會生活和時代精神的特殊手段，來揭示那一時代話的文化形態，并把這種形態拿來直接與今天的讀者見面，這就是他所說的“縮短時間距離──用語體文將《詩經》移至讀者的時代，用下列方法(按即勝考古學、民俗學、語文學的方法──引者)帶讀者到《詩經》的時代”。
顯然，聞先生這樣做，并不單純是追求一種學術上的新奇，或者僅僅是一種研究趣味，他是把昨天的歷史與今天的現實聯結，以古代廣泛的文化背景給現實以啟示，把他那深沉的愛國主義用對祖國文化的反思曲折地表現出來，來探求我們民族前進的步子。同樣，他之所以又從《詩經》、《楚辭》而上溯到神話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神話在我們文化中所占勢力之雄厚”(《伏羲考》)，是為了探求“這民族、這文化”的源頭，“而這原始的文化是集體的力，也是集體的詩，他也許要借這原始的集體的力給后代的散漫和萎靡來個對癥下藥吧”(朱自清《全集》序)。
聞先生古代研究的另一特點是對傳統的批判，而這種批判又植根于他對社國歷史文化的赤子之愛。對于中國的傳統文化，他有一個明確的觀念，就是：“文化是有惰性的，而愈老的文化，惰性也愈大。”(《復古的空氣》)他早年有一首題為《祈禱》的詩，其中說：
“請告訴我誰是中國人，
啟示我，如何把記憶抱緊;
請告訴我這民族的偉大，
輕輕的告訴我，不要喧嘩!”
詩人出于對自己人民的愛，提出“如何把記憶抱緊”，而并深情似的請求：“請告訴我這民族的偉大”。應當說，這種故國喬木之思正是他作為詩人、學者、斗的根本動力，而作為清醒的愛國者和嚴肅的學者，他并不沉湎于歷史，也不陶醉于傳統。經過審視，他愈來愈感到古老文化中的惰性;這種惰性，更由于當時國民政府的反動政策而等到加強。批判封建傳統，揭露古老文化的惰性和一切不合理成分，在當時的實際意義，就是反對黑暗統治，為民主革命而斗爭，這正標志著聞一多先生愛國思想的升華。
在這方面，聞一多先生的態度有時是很激烈的，有些地方甚至使人感到竟有些偏頗。如說：“愈讀中國書就愈覺得他是要不得的”，“封建社會的東西全是要不得的”(《五四歷史座談》)。這種有激而發的語句并非出于一時沖動，而是植根于嚴正學者的冷靜思索：周初是我們歷史的成年期，我們的文化也就在那時定型了。當時的社會組織是封建的，而封建的基礎是家庭，因此我們三千年來的文化，便以家族文化為中心，一切制度，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以孝為核心的道德觀念等等，都是從這里產生的。(《家庭主義與民族主義》)
一九四三年冬他在一封信中，說到“經過十余年故紙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們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癥”(《給臧克家先生信》)。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聞一多先生那種廣闊的文化史研究如何加深他對民族歷史文化的認識，又是如何促進他對傳統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正如與聞先生共事十余年，深知其治學歷程的朱自清先生所說，“是在開辟著一條新的道路，而皮荊斬棘，也正是一個斗士的工作”(《全集》序)。
要知道，聞一多先生是在中華民族正在經歷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進行他的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的，這一嚴峻的環境不僅影響他的詩作，也影響他的學術著作。他不可能像我們現在那樣在一個平各的環境中從事于學術探討。激烈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斗爭，使他本來具有的那種詩人浪漫氣質。這是當時的環境所促成的。事過幾十年，當我們在完全不相同的環境來討論那些問題，會覺得聞行生的某種片面性(當然，從歷史主義地看，這點也不需要諱飾)，但我們首先應當看到這種把學術研究與實際斗爭相結合，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如何放射出永遠值得人們珍視的異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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