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多年的探索實踐，大學生村官的選聘、留用和流動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套制度，但問題依然存在。近日，有媒體采訪了沈陽新民市的幾名大學生村官，意外地發現，當年曾被地方政府寄予厚望的部分大學生村官，竟成為令他們“越來越頭疼的集體上訪戶”。
沈陽是全國最早實行“一村一名大學生”的地區之一，在當時，這樣的計劃不僅具有前瞻意識，而且也頗有創見和膽識。但是，幾年過后，大學生村官這一新事物就開始面臨考驗。首先是工資待遇問題。由于缺少一套剛性的制度，大學生村官的工資很難得到保障，由鄉鎮和村級負擔的部分往往被拖欠，而行政事業單位工資調整時，也往往忽略了大學生村官這一部分人。更重要的問題是“出口”不暢。新民市最早的一批大學生村官已經在農村待了九年，他們在當地鄉鎮往往擔負著繁重的日常工作，但始終沒有獲得一個穩定的身份，沒有編制，考錄公務員希望渺茫，更難指望進入行政事業單位�，F實的失落，以及對前途的悲觀，讓部分大學生村官走上了艱難的上訪之旅。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的大學生村官總數可能已達10余萬人。相比之下，新民市的大學生村官成為上訪戶，可能只是個別和偶然的現象。但不能因其特殊性，就忽略這一現象的警示作用。事實上，在設計大學生村官這一現代知青制度的開始階段，各地普遍較少考慮他們的“出口”問題。在人們看來，大學生村官就像是知識飽滿、富有理想的種子，而農村則是廣闊而肥沃的土地，種子落進地里是必然要開花結果的。但這樣的前景，畢竟是一種理想化的想象。從現實來看，大學生村官也存在一個“適者生存”的問題，能夠在農村扎下根來干一番事業的，可能還是少數，更多的大學生村官還面臨二次就業。如果不能為大學生村官設計更多的“出口”，如果不能讓大學生村官對自己的事業有一個相對穩定的預期，這一制度的可持續發展就會面臨瓶頸。而出現在新民市的現象，正是對大學生村官的可持續發展做出了預警。
大學生村官和知青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同樣滿懷熱情和理想，但他們也有著明顯的區別。由于時代的差異，大學生在走向農村時，必然會更關注個人發展和自我實現。而一個政策的良性與否，就體現在對這種個人發展的必要關注上。大學生村官的所謂“出口”，包含了出頭和出路兩個方面的內容。對于那些有志在農村發展、并且已經做出了顯著成績的大學生村官，地方政府應該大力培養，破格提拔他們成為鄉村乃至區縣干部。也只有這些人逐漸成長為農村的骨干力量，他們的上山下鄉才會體現出重要歷史意義。如果大學生村官只能在農村地區苦挨時日，不僅找不到自身定位，甚至連基本工資都被拖欠，那么，大學生村官制度就會淪為一種權宜之計，最終遭到自身的“反噬”。
不僅如此，無論是穩健的大學生村官制度，還是較為激進的“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最終都會面臨人員分流問題。現實是，許多農村地區的行政事業單位都超標嚴重，很難給大學生村官騰出一把空椅子。此外，大學生村官在一段時間的實踐之后，也有可能萌生新的自我人生設計。因此，給大學生村官設計出路，讓他們在三年任期后有路可走，就成為大學生村官政策至為必要的人性化維度。
今年5月，國家多個部委聯合出臺了《關于建立選聘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工作長效機制的意見》，這個“長效機制”就可以看作對現實問題的提前響應。這個意見指出，要確保大學生村官“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動”。下得去和待得住是保證“入口”敞亮，干得好和流得動則是保證“出口”通暢。如果這個意見能夠以政策和規定的方式進一步細化，以制度剛性確保各級政府能夠貫徹實施，并給大學生村官提供必要的維權通道，那么，新民市的現象就可以避免，大學生村官實踐就能進入一個良性的軌道。
鼓勵大學生走向農村不僅是一種現實需求，更是農業再度起飛的歷史召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學生村官實踐不僅是一個知識和技術輸出的過程，還是一個思想變革、觀念進步和文化裂變的進程。大學生村官在農村努力尋找自身定位，也必然給基層的行政體制和人才觀念帶來深刻的改變。這樣的改變，可能比單純的知識輸出重要得多，也比帶動幾戶人家脫貧致富重要得多。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學生村官的“出路”，也就隱喻著農村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