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一些群眾關于“大學生村官不熟悉村情，很少到村”的投訴，有調查者表示，一些大學生村官的所作所為令人不恥，“居然有人一邊當大學生村官，一邊到市里打工，拿兩份工資!一年下來只到村里去過兩回!”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各地開始探索招募大學生到農村擔任基層干部以來，經過10多年的發展，大學生村官從無到有，日漸成為基層發展一支不容忽視的新生力量。特別是自2008年3月，國家全面啟動選聘大學生到村任職工作以來，先后有130多萬高校畢業生自愿報名應聘。目前，全國共有20多萬名大學生村官在新農村一線干事創業，為建設農村、服務農民、發展農業做出了自己的巨大貢獻，涌現出了如“感動中國”大學生村官張廣秀等一大批先進典型。
但也應該看到，由于大學生村官享有定向考錄公務員、考研加分、創業扶持等一系列“優惠條件”，因而被部分動機不純者視為實現“曲線擇業”的跳板。雖然頂著大學生村官的頭銜，但毫無服務“三農”的熱情，既不深入群眾、也很少進村，有的甚至連草和麥苗都分不清。這一方面有違國家啟動大學生村官計劃的初衷，同時也容易引起那些踏實干事村官的心理失衡，使他們覺得自己干得特別沒意思，進而產生“所有村民都認得你、都覺得你好，又有什么用”的消極情緒。
從這個意義上講，加強對于大學生村官的管理，提高其“到崗率”，避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風氣侵染最基層的“村官”，防止當村官成為某些人達到個人目的的終南捷徑，關系到大學生村官計劃的成敗和新農村建設的“質量”。而“濮陽模式”所采取的以不定期抽查“村民熟悉程度”取代定期檢查、年度考核的做法，大大降低了考核作假的可能性，對于提高大學生村官服務基層的實效無疑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當然，鑒于各地實際情況迥異，對于大學生村官采取不同的考核體系和管理模式再正常不過，全部照“濮陽模式”依葫蘆畫瓢，進行“不定期抽查”未必就能取得一致的理想效果。但不論采取何種考核模式，有兩點是明確無疑的：其一，組織部門考核水準的高低、考核內容的仔細與否，對大學生村官“到崗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二，考核體系中是否包含“村民意見”等民意內容，直接決定著大學生村官了解村民、與村民打成一片的意愿高低。否則，村官計劃的實施效果勢必大打折扣。
總而言之，大學生村官工程最終能否改變“三農”面貌，既有賴年輕人的理想與奉獻，也取決于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剔除混入其中的投機分子，后一點處理不當，勢必產生“鼠屎壞粥”效應，而這是誰也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