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談判心理學》：協商風波
諷刺的是，當我短時間地從解決沖突的職業生涯中抽離出來回歸家庭時，我又陷入了自家的協商風波中。父親彌留之際，我不斷地與很多人進行溝通，有醫生、重癥室護士、我的拉比(猶太法學博士)、親戚，還有而后接踵而至的律師、保險**人、稅務會計、藝術品估價師等各行各業的許多專業人士.
其中比較難忘的是與“收廢品的艾爾”討價還價，他獅子大開口，因為帶走我們那些垃圾要了上千美金。同時我們還要面對一波波來襲的“捐贈處老太太”——有人讓我們按顏色將衣服分類，有些讓我們按尺寸，還有按照季節來挑選，更有甚者壓根不要夏裝。我始終都沒有想出什么行之有效的法子阻止這些家伙瘋狂的舉動。
朋友看我面臨這么一個棘手又漫長煎熬的境遇，總是變著法地問我實質上相同的問題：“你，艾莉卡，可是國際上首屈一指的談判專家，滿世界教別人與人協商的各類技巧。在你接受過這么多的培訓，指導了那么多人走向成功之后……這些所謂的技巧對你現在來說有啥用嗎?”
我不得不停下來思考這個問題。我在與這些醫生、律師、保險**和醫院等相關機構談判的時候，花了大把的時間。以前我面對高風險、高壓力的境遇時，可是處理生死攸關大事的人。怎么到了我姐姐的面前，反而發現張嘴都困難了。我多年來從早到晚專心致力于從事化解沖突和談判，長久以來的談判技能真的可以讓我成功地度過這一切嗎?
是，也不是。
一方面來說，當然了，多年從事處理化解沖突的教育和實踐著實幫助了我。我有足夠多的方法來打破復雜的局面讓問題迎刃而解;我知道如何多角度考慮問題;我能夠讓情緒都激動的雙方，用認同感說服自己對方是正確的;我能夠運用一系列潛在的方式來解決那些看似沒有答案的爭端;我擁有足夠強大的溝通技巧，可以讓已經滅掉的話題進行下去。
但與此同時，隨著教課過程中，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逐漸深入，我發現這些年來所傳授給別人的技巧和能力是遠遠不夠實現目標的。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奔赴哈佛大學，所學到的是談判的最基本技巧，目的確實達到了。只不過，我們提供的是一個概念性的'基礎知識，真到了緊要關頭，這些基礎并沒有足夠的能力來對結果產生至關重要的作用。事情繼續推進的時候，視事處理的靈活需要更多技巧來支撐。我思考著：到底還缺了什么?
我個人生活中發生的這些歷史性事件和災難性的“9•11事件”，讓這個問題突然無可避免地亟待解決。我花了一年的時間去探索和學習。我思考著為什么在最激烈的關鍵時刻，我總不能夠使用協商方面的竅門來避免矛盾升級，使其成為敵對性的爭論。到底背后是什么促成了這樣的結果?
我意識到在我相對“成功”的案例中，我所依靠的主要溝通技巧壓根不是從哈佛的課堂上聽來的，而是那些流傳千年的傳統智慧。神經科學的發展過程中，相同的理論也得到了認可。腦科學與哲學相互融合，讓我們審視內心世界的同時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力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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