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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與世界論文
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大家或多或少都會接觸過論文吧，論文是探討問題進行學術研究的一種手段。你知道論文怎樣才能寫的好嗎？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當代中國與世界論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當代中國與世界論文
一、現代的世界大國關系
當我們說到世界大國時，美國、日本、歐盟、俄羅斯等發達國家首當其沖，但我們同時也不會忽略中國、印度等迅速崛起的發展中國家。當前世界格局千變萬化，因為一方面，美國力圖建立以其為主導的單極世界；另一方面，多個新興大國發展迅速。這兩種進程相互交錯發展，使現行國際體系處于一種不確定和不穩定的狀態，各種力量在互動中不斷尋求平衡。這就導致各國之間相互牽制，互利共生，這些聯系的加強使我們面臨很多的機遇，也面臨很大的挑戰。
現代大國關系的特點是：
1、“總體穩定”保持：大國關系基本保持穩定，更富彈性，主要大國間直接對抗的可能性較小。大國關系的戰略矛盾不會因為相互間有合作而消失，也不會因相互間的斗爭改變彼此合作的基本態勢，但合作中競爭的一面在加劇，借重中牽制的一面在發展。美全球戰略調整和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成為引領大國關系新一輪互動的關鍵，中美間又合作又相互制約的態勢成為影響大國關系全局的一條主線。
2、“逐利競爭”激烈：各大國更加重視經濟外交，特別是圍繞著戰略資源、能源產地、能源通道的競爭加劇，因競爭引發的矛盾與摩擦增多。油氣資源事關各國核心利益，油氣供給大國越來越趨向于以資源為工具，施以政治影響，構建于己有利的大國關系。美國攻打伊拉克、俄烏天然氣之爭等都揭示出政治外交后面的經濟因素日益復雜，各國對能源、資源的競爭將會持續作用于西西、南北關系的發展、演變。
3、“因時謀勢”多變。各國的戰略重點和關切并不相同，根據不同的利益需求組成不同的集團，中美印、中美日、美歐俄、中美俄等多組戰略三角關系復雜互動，一美歐關系走出伊戰陰影，重趨協調與合作。同時，中美在合作中摩擦增多；中俄相互戰略需求增強；中歐關系穩步發展，但也面臨新問題。
4、“新老互動”明顯。中國、巴西、印度、南非等新興經濟體快速發展，影響擴大，越來越成為影響大國關系和世界力量格局演變的重要因素。中國綜合國力增強，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上升，牽動國家關系新變化，主要大國對中國的戰略或策略借重增加。
5、“區域合作”活躍。美日俄歐對亞洲區域合作予以越來越多的關注，中國在亞洲區域合作及重大國際問題上的作用備受重視。中、日、印、韓、東盟國家之間的相互聯系，圍繞中國崛起而加速調整。東亞合作進程中雖然復雜因素不少，但也出現了互利共贏的新局面。
6、“多邊協調”日強。熱點問題繼續牽動大國關系，各主要大國更加注重外交和軟實力的作用，協調與合作不斷增加，手法也更趨靈活務實。
總的看，當前大國關系呈良性互動，如能保持這一態勢，熱點問題的處理就不會失控，大國會更加冷靜地應對相互間的矛盾和分歧，不致激化。大國關系可望繼續向著重視相互協調與合作的方向互動和發展。由此創造的穩定的外部環境無疑是利于我國綜合實力的發展的，復雜的大國關系也會使各國聯系加強，相互競爭又相互依存，為我國在世界樹立形象創造了很多機會。
二、中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當前，大國關系正經歷新一輪的調整和分化組合，各主要大國之間合作與競爭并存。中國在大國關系分化組合中機遇與挑戰同在，有利因素和挑戰同時在增加。大國協調與合作不斷增加，為中國發展同各大國的關系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及非傳統安全問題對國際安全和世界發展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大國間的共同利益增多，日益重視合作解決非傳統安全威脅，協調與合作增加。從發展趨勢看，大國關系將繼續以合作為主調，大國在一些涉及人類共同發展的全球性問題上將加強合作與協調。這種趨勢與中國倡導的和諧世界理念不謀而合，為中國穩定和拓展同各主要大國的關系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氛圍。發展中大國紛紛崛起，使中國在大國外交中有更多的回旋空間。近年來，“金磚四國”、“展望五國”等發展中國家力量不斷壯大，越來越成為影響國際格局和國際形勢發展的重要因素。發展中大國的崛起有利于推動世界和地區多極化進程，有助于多邊主義的發展。同時，這些國家在許多國際事務中與中國有著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容易溝通與協調。中國同這些國家的關系在不斷改善和加深，這不僅為中國發展同其他大國的關系增加了回旋余地，也對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和和諧世界的建設有重要意義。中國在大國關系中的影響力增強，各大國紛紛從戰略層面謀劃對華關系。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不斷提升，各大國把發展對華關系作為主要戰略取向，均期望從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中獲益。中國在大國中實力對比的上升使中國在大國關系中的影響力相應上升。中國影響力的增強不僅提高自己在大國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已成為主要大國借重的對象。
不過，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開展大國外交雖有一定優勢，但面臨的挑戰也在增加。首先，中國的利益拓展已觸及其他大國的利益，中國與主要大國之間的權勢變化加劇了其他大國對中國發展的矛盾心態和戰略疑慮。尤其經濟危機過后，美國在《國家安全戰略》提出希望中國扮演“負責人的領導角色”承擔更大的所謂維護國際體系的責任。導致其他國家不滿、疑慮和擔憂。其次中國和主要大國之間互動模式調整導致互相不適應矛盾。也引來了許多關于中國不實的批評。再次，中國與主要大國之間身份定位和利益格局調整使得雙方對“核心利益”的認知差距變大，政策協調難度增加。
三、中國與大國關系的戰略思考
首先要繼續堅持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贏、同舟共濟的精神指導下全面發展與各主要大國的關系。其次明確中國與其他大國的多層次戰略定位，加快形成中美關系與其他大國關系的良性互動及相互支撐的戰略布局。第三加強新興大國多邊合作機制的運籌，積極構筑中國的大國關系的戰略支撐。
綜上所述，目前的大國關系穩定與復雜多變共存，大國關系的急速互動與調整呈現出較強的相互協調，在保持良性競爭的同時表現出更多的穩步合作，中國的戰略回旋空間與戰略主動權有所增加，面臨更多機遇的同時也面臨了不少挑戰。從古至今，想要有較好的發展，處理好與大國的關系是必須面臨的問題，是提高綜合國力和世界地位的基礎。所以，我們要把握現在的機遇，實現中國的復興。
拓展：中國現當代文學國際傳播事業與發展歷程研究
引言
改革開放后，我國外交事業的迅速發展推動了現當代文學在日、法、俄、英、美等國的傳播發展。但同樣也存在著許多問題，文學的國際傳播容易受多種因素的影響，針對不同因素進行分析，找尋合適的傳播發展途徑顯得尤為重要。本文旨在探究五個國家傳播發展情況，并提出相關發展建議。
一、中國現當代文學在日本的傳播研究
上世紀初，日本經濟發展飛速，日本國內“民眾”思想抬頭，“大正民主主義運動”如火如荼，報刊出版業發展迅猛。日本乃至于世界的思想變革和社會運動積極推動了文學思潮的傳播，這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傳播提供了良好保障。
1919年到1949年間，有178家日本報刊參與譯介中國現代文學，有104家日本出版社參與中國現代文學譯介。在這期間，94位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共計472次被翻譯成日語在日本進行傳播。
新中國成立以來，50年代至90年代期間，大概每十年內就會有一套中國現當代文學全集或選集在日本面世。但90年代至今的20余年里，日本再也沒有出版過大規模有分量的中國文學作品全集或選集。原因有兩點，一是中國文學作品多樣化，難以甄別哪位作家的作品有更大的影響力；二是受日本經濟的影響，出版社資金短缺，沒有足夠的財力物力去支撐如此大規模的外國文學翻譯叢書的出版。
二、中國現當代文學在法國的傳播研究
中國現代文學在法蘭西的傳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26年魯迅作品《狂人日記》的法文譯本出版。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開始主動對外開放，獲取世界意識。法國漢學則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了繁榮發展時期。
中國文學對法傳播在這一時期也有了一定的發展，現當代長篇小說在傳播譯介中占據主要地位。法國是西方國家中引進中國現代文學作品最多的國家之一，但其中也夾雜了許多政治因素。由于法國左派政治勢力的支持，魯迅的作品被大量翻譯，它的出發點不是文學角度而是政治宣傳角度。在相關學術期刊上，對于中國文學的評價也僅限于外部評價沒有涉及到文學本身，中國文學在當時法國的外國文學研究中處于一個沒有被真正重視的狀態。
成立于1986年的畢基埃出版社成社至今已經翻譯百余部中國文學作品。中國新經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投資該出版社，這也是中國掌握中國文學對外傳播“主動權”的舉措之一。
現階段中國文學在法國傳播發展的主要問題是：一、體系不完整，翻譯較為零散；二、傳播不夠廣，學界民間對中國文學不夠重視；三、作品價值未得到正確評價，現階段評價依舊是以非文學價值評判占據主要地位。
三、中國現當代文學在俄羅斯的傳播研究
中俄之間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至我國明清時期。改革開放后我國文學創作的迅猛發展立即引起蘇聯漢學家們的注意。從70年代末起蘇聯報刊就陸續譯載反映我國改革之后社會巨變的作品， 到80年代中期已形成浪潮�！爸袊敶膶W熱”一直持續到八十年代末。
1992到2001年間中國文學作品在俄羅斯進入“瓶頸期”。但從2002年起俄羅斯經濟開始復蘇，中國深入啟動全面“走出去”的戰略積極推動中國文學文化作品傳播。1991年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出版的中國新時期文學選集共收錄了152篇作品。
如今中國作家隊伍越來越大，但有些重要作家還沒走進俄羅斯。究其原因與其作品本身沒有多大關系，而是中國當代文學通往俄羅斯的道路有限。其中，翻譯人才缺失、兩國之間文化差異、傳播渠道的有限性等均造成了中國新生的文學力量輸入俄羅斯困難。
四、中國現當代文學在英美國家的傳播發展情況
改革開放后，隨著我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逐步實施，現當代文學在英美的傳播發展情況有了顯著的成效。同時，通過一些刊物、叢書以及一大批翻譯家、漢學家的不懈努力，使得中國現當代文學在西方的接受程度逐漸提高。
然而，相比于同時期大量國外大量優秀文學作品引進到中國的盛況，“送去主義”遠遠比不上“拿來主義”。多年來，中國圖書進出口貿易大約是10：1的逆差，面對歐美的逆差甚至達100：1以上。
中國現當代文學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首先，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譯介不具備系統性，整體性。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燦若晨星，然而，很多翻譯家及漢學家僅依據個人喜好選題，這使得外國讀者無法全面接觸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其次，由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加之翻譯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使得翻譯作品不能完整表達其所包含的內容。最后，大部分中國新生代作家及其作品尚未在國際上形成影響力，造成其知名度欠缺。這些因素使得文學作品對外傳播困難重重。
結語
我國正處于一個文化高速發展時期，但文學對外傳播速度卻沒有適應文化發展節奏。從傳播到接受的過程中，需要將起點與終點間每一個環節仔細斟酌，任何一個環節的疏漏都會導致翻譯作品比原作品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導致傳播失敗。現當代文學國際傳播是一個較為復雜但極具潛力的事業，相信經過反思與努力后，會有更多優秀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走向世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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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學的世界貢獻
突破經濟學一價定律，促進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平穩轉型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實現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這一轉型無先例可循、無理論可依。一批中青年經濟學者創造性地提出了漸進式改革的理論和方案，對我國經濟體制轉型起到了推動作用。早在1980年，就有經濟學者敏銳地意識到，計劃經濟的一大弊端是各部門之間的比例失調，盲目放開價格會導致經濟的混亂和惡性通貨膨脹，因而應實行價格改革的雙軌制方案，國家對供應嚴重短缺的部門繼續管控價格，對供求關系相對寬松的部門放開價格。10年后，蘇聯和東歐國家在經濟轉型過程中采取所謂“休克療法”，導致了惡性通貨膨脹和生產大幅度下降，從反面印證了中國經濟學者觀點的正確性。1984年9月召開的莫干山會議，把價格雙軌制推向了一個新的理論高度。莫干山會議是當時青年經濟學者的群英會，會議的最重要成果是產生了新的價格雙軌制方案，并提出了相應的制度設計。與按產品劃分的雙軌制不同，價格雙軌制是一物二價，一件產品既有計劃價又有市場價，計劃價適用于計劃內的產量，市場價適用于超計劃的產量，優點是能夠鼓勵企業進行適應市場需求的生產。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采納了價格雙軌制的建議。
價格雙軌制是對經濟學一價定律的重大突破。以1994年匯率雙軌制的并軌為結束標志，價格雙軌制實行了10年，為中國經濟體制的平穩轉型作出了重大貢獻，也為其他經濟體制轉型國家提供了寶貴經驗。
創新組織理論，有效解釋了國有企業改制成功的原因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之后，國有企業改制被提上議事日程。與價格改革必須在全國范圍統一推行不同，國有企業改制可以通過地方試驗逐步完成。鄧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之后，廣東和山東一些地方率先開始國企改制。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經過縝密的調研，國務院出臺“抓大放小”政策，國企改制全面鋪開。在這個過程中，我國花大力氣解決了幾千萬國企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和社保問題，保證了改制的順利進行。經濟學者們一致認為，中國國企改制取得了世界范圍內少有的成就，原因在于采取了漸進和地方試驗的方式。那么，為什么中國采用漸進和地方試驗的方式能夠取得巨大成功？為什么同樣進行經濟體制轉型的國家，選擇的策略和路徑卻差異巨大？這是世界經濟學界都很關注的問題。為解釋這一問題，中國經濟學者對M型和U型組織進行了比較研究，提出了M型組織和U型組織理論。用通俗的語言來講，M型組織就是以“塊塊”為主的組織，類似公司里的事業部；U型組織就是以“條條”為主的組織，類似公司里的職能部門。前者更注重“塊塊”功能的完整性，容易進行小規模的試驗；后者更注重垂直管理，任何改革都涉及整個體系的調整。即使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也非常注意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因而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具有較強的M型組織特征，適合采取地方試驗的改革方式；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則非常僵化，具有很強的U型組織特征，不適合采用地方試驗的方式進行改革，而且改革成本更高。這一理論不僅解釋了中國漸進式改革成功的原因，而且解決了轉軌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研究命題，同時也為組織理論創新作出了貢獻。
中央統一領導+分稅制，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我國是采用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的大國，如何在單一制下調動地方的積極性，一直是黨和政府面臨的執政難題之一。1978年之后，我國開始實行地方財政包干制度，降低了企業的稅負成本，同時也顯著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為上世紀80年代沿海地區的經濟起飛奠定了堅實基礎。但是，財政包干也造成了很多問題，其中最突出的是稅收紀律松弛，中央財力大幅度下降。1994年開始實行的分稅制改革扭轉了這個局面，同時也把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稅收權力和支出責任制度化。在單一制國家實行高度的財政分權，這是我國的一大創舉。這個制度安排充分發揮了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同時也刺激了中國經濟學研究。中國經濟學者的研究表明，財政分權有利于調動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中央統一領導則為地方官員引領方向，能夠降低地方的機會主義傾向。中國經濟學者還發現，中國財政分權的成功歸因于堅持中央統一領導。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可。許多國家都嘗試過用財政分權調動地方積極性，但最終結果大都不盡如人意，原因就在于缺乏強有力的執政黨和中央政府。
創建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理論，找到提高國家競爭力的正確路徑
我國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完成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則讓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為中國經濟騰飛插上了翅膀，助推中國經濟體量在短時間內躍居世界第二。為什么中國經濟能夠創造連續30多年高速發展的奇跡？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中國經濟學者提出了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已經存在200年，但以前只是一個貿易理論。中國學者把這個理論擴展到解釋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提出一個國家應該利用本國的要素稟賦優勢，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就我國而言，勞動力在很長時間里是最豐富的生產要素，因而，發揮勞動力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是順理成章的。這一理論和政策建議得到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認同。
當然，強調比較優勢戰略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并非否定計劃經濟時代所取得的成就。國際發展經濟學界的一個共識是，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出口導向發展模式并沒有在所有國家取得成功，那些成功經濟體的共性是，它們在采取這個模式之前就已經擁有了較高的人力資本水平和工業基礎。這恰恰是我國計劃經濟時代完成的任務。將我國和同時期的印度進行比較很容易發現，我國的優勢在于基礎教育的普及、人口健康狀況的改善以及工業基礎的建立。在工業方面，盡管計劃經濟時期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導致國民經濟比例的失衡，但快速的資本積累也大大加速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為改革開放之后的經濟騰飛打下了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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