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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析王充天體論、人性論和性命論中的倫理思想
論文關鍵詞:王充;天體論;人性論;性命論;倫理思想
論文摘要:王充的倫理思想在其思想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王充評判一切社會問題的標準。王充倫理思想的使命和宗旨是“疾虛妄”，即對一切不符合其“命”論思想標準的天人感應論、隨命論等虛妄現(xiàn)象進行聲討和批判。王充通過對天體、天道與天地論的批判，對道德神化進行了否定，摧毀了“天人感應”論的理論基拙;通過對人性論的批判，提出了票氣成性及人性有善有惡論，將人性歸于所案之氣，認為是氣的差異性決定了人性的善惡之分;通過對“隨命”論和“遭命論”思想批判，提出人生的一切在于初案所得的命，否定了“隨命以行”的可能性。
王充是先秦以后對中國古代哲學有突出貢獻的思想家，著有《譏俗》、《政務》、《論衡》、《養(yǎng)性》，今僅存《論衡》。他的主要思想傾向是“疾虛妄”，即批判神學目的論和各種“浮妄虛偽，沒奪正是”的“俗傳”“偽書”，因而他的理論重心在于建立與神學目的論相對立的唯物主義哲學體系。王充作為東漢時期獨樹一幟的大思想家，他吸納百家思想，又加以融合改造，他的倫理思想，在兩漢神學倫理思想演變?yōu)槲簳x玄學倫理思想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把春秋戰(zhàn)國時期樸素的唯物主義學說向前推進了一步，成為后世我國唯物主義思想進一步發(fā)展的基礎。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試從王充的天體論、人性論、性命論等方面來分析王充的倫理思想。
一、天體、天道、天地論—對道德神化的否定
王充認為天是“天體”與“天氣”的統(tǒng)一體，就“體”而言，宜于地同，就“氣”而言，“氣若云煙，’(《治期篇》)。氣，又稱元氣，乃“天地之精微也”(《四諱篇》)，因此“天地，含氣之自然也”(《談天篇》)。因天“不生不死”、“自然無為”、“無口目之欲”、“于物無所求索”，所以，王充認為天是沒有意志、沒有目的的客觀實在。王充運用自然之說將神化的“意志之天”還原為“自然之天”，他批判性地繼承了道家關于“天道”的思想，拋棄了道家本體之“道”的虛無性和形而上的特點，吸收了道家將“道”作為法則、規(guī)律的思想，認為“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也”(《自然篇》)，肯定了道家天道觀的客觀性和合理性。
王充的“天道”是指自然界運行變化的規(guī)律，它是以“自然無為”為特征的。正因為整個天體的運行是自然無為的而非外力作用的結果，所以自然界中各種現(xiàn)象的發(fā)展同樣是自然的、無意識和無目的的，從而否定了“天”的意志性和目的性。王充提出了“天”是有形物質實體的觀點。“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也。”(《雷虛篇》)他將“天”具體描述為:“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說日篇》)并用具體的實物來說明天的物質性，“天乃玉石一類也”(《談天篇》)，表明天地是一種可感的自然物，因此得出“天道無為”(《自然篇》)的觀點。這樣王充就從天的形態(tài)、物質屬性上否定了天的意志性，從而摧毀了“天人感應”論的理論基礎。王充認為天是沒有意志的，也不會產生天意和天命，王充用天道自然論批判了神學目的論。
漢儒思想體系是董仲舒提出的唯心主義哲學思想，其核心是“天人感應”說，由此生發(fā)出對其他一切事物的神秘主義的解釋和看法。“天人感應”的要旨就是“天帝”有意識地創(chuàng)造了人，并為人生了“五谷萬物”，有意識地生下帝王來統(tǒng)治萬民，并立下統(tǒng)治的“秩序”。王充對“天地故生人”進行了批判，他說:“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物勢篇》)“人，物也，而物之中有智慧者也;其受命于天，秉氣之元，與物無異。”(《辨祟篇》)“人之生，其猶水也，水凝而為冰，氣積而為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道虛篇》)“然則人生于天地也，猶魚之于淵，蛆虱之于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物勢篇》)
在道德產生的根源問題上，王充認為，天地合氣，萬物自生，進一步否定了道德來源于天意的神學觀點，王充認為:“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物勢篇》)他的這一觀點矛頭直指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者的觀點，董仲舒認為“天道之生萬物也，以養(yǎng)人、天地故生人”，“察于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認為天的仁愛無處不在，最典型的就是通過春生、夏張、秋成、冬藏來表現(xiàn)。而王充認為這些都只是自然規(guī)律，“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自然篇》)，萬物都是“因氣而成”(《物勢篇》)，而不是天的“故生”，這些，都體現(xiàn)了王充的唯物主義的思想，是其思想的閃光點。
二、人性論—察氣成性及人性有善有惡論
在人性善惡的問題上，王充對各家學派的觀點作了深人的比較分析，唯獨贊賞周人世碩和公孫尼子的觀點，即“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yǎng)而致之善長;性惡，養(yǎng)而致之惡長”(《本性篇》)，認為“頗得其正”。王充認為“人性有善有惡”，如同“人才有高有下”。王充繼承了董仲舒的“性三品”之說，董仲舒認為人性可分為“上、中、下”三品，“上”即“圣人之性，不待教化，生來就是人道之善”，“下”即“斗宵之性”，不能教化，生來就無“善質”，而“中民之性”，是含有“善質”的人性，待教化后就能為“善”，但又指出中民可教化的“善質”與圣人已具備的“善”仍有差別。王充對性三品劃分的依據仍然是其元氣論，他以“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率性篇》)為前提，將人性分為三品。他說:“余固以孟柯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也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本性篇》)王充在談“中人之性”時也認為“善惡混”，但他重點強調了后天教化習養(yǎng)的重要性，認為后天的圣教習俗和自我修養(yǎng)，‘可以改變桌氣而成的善惡本性。
對于人性善惡的成因，王充以為人的賢愚、貧富、貴賤、夭壽、形體、骨肉、精神，無不受氣的影響，強調察氣成性。王充說:“俱察元氣，或獨為人，或獨禽獸，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隸，非天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幸偶篇》)王充又說:“小人君子，奈性異類乎?譬諸五谷皆為用，實不異而效殊者，奈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率性篇》)王充將人性歸于所桌之氣，以氣作為人性構成的基質，強調“察氣有厚泊(泊同薄)，故性有善惡”，認為是氣的差異性決定了人性的善惡之分。“察氣說”并非王充的獨見，在將人性追溯到察氣而生的本初自然而論，王充與告子“生之謂性”、荀子“生子所以然者謂之性”、董仲舒“如其生之自然之資為之性”等思想大致相同。
在王充的人性論中，他把理性批判的指導思想定為“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也”閉(《譴告篇》)，這等于說儒、道兩家既相黝而又互補。由此而論，王充的思想是援儒人道、儒道兼融，他既沒有完全揚棄儒學，又未全盤照搬道家學說，是一種批判性的學習和發(fā)展，這樣兼容并蓄，博采眾長的學風對于我們以后的學習應是很好的啟迪。
三、性命論—人生一切皆“命”中注定
在兩漢正宗神學中，命的“三科”是指壽命、隨命和遭命。王充對此也有描述:“正命，謂本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兇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兇禍。故曰遭命。”(《命義篇》)三科說的具體依據是天人感應。簡單地說，就是人以自己的道德行為感動上天，通過上天改變自身的命運，這就是“隨命”，即“隨命以行”。這樣，人的道德行為的善惡與其命運的禍福吉兇之間被認為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富貴福祿是由于天地鬼神報其德善，貧賤兇禍是由于天地鬼神懲其過惡。王充不接受這套天人感應的“隨命”論和“遭命論”思想。他說:“夫天道，自然也，無為。”(《遣告篇》)認為天是一種自然現(xiàn)象，沒有能力與人相互感應，更沒有能力根據人的行為改變其命運。王充以其“命”論為理論依據，對“隨命”論進行聲討和批判，對于“遭命”論所認為的存在一種“行善”反而“得兇禍”的命，王充認為個人的德性及其道德實踐與人生吉兇禍福沒有必然聯(lián)系，行善可能得禍，作惡可能致福，一切在于初察所得的命。
王充認為人生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兇矣。”(《命義篇》)“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有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祿篇》)這就是說，人的命運在其出生時就已確定，無論是王公貴族，還是黎民百姓，只要是個人，就有屬于他自己的“命”。因此，命當富貴則必然富貴，命當貧賤則一定貧賤。他還認為“命”不僅是必然的，而且還被深深地刻在人的骨相中，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隨命以行”的可能性。王充認為:“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見于骨體，……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禍虛篇》)如果依照王充的骨相理論，人是無法逃脫自身骨相的束縛與限制，所以，人生一切皆由“命”定，人的行為毫無價值。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充思想的局限性和無法避免的宿命論傾向。
王充認為行為對“命”沒有任何影響。“性善命兇，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拓、莊蹺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于內，遭兇于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如何遭兇?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佑隨至，何故遭兇。”(《命義篇》)這就是說，象盜腸、莊蹺這樣作惡多端的人本應該遇禍，卻得以壽終正寢，顏淵、伯牛等人行善好施，本應獲得福佑，卻遭到兇禍，所以，人的行為不會影響命運。
王充認為“命”與“性”完全獨立，各行其是。“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兇，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兇者，命也�；蛐猩贫玫湥切陨贫鼉�;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兇。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兇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命義篇》)這里強調了“命”和“性”沒有任何關系，操行善惡是行為道德問題，而富貴貧賤則是“命”中注定，二者各行其是，互不相干。為了進一步說明“命”與“性”完全獨立，王充舉了很多眾人皆知的事例，如伍子青伏劍，屈原自沉等，對這些現(xiàn)象，王充用“偶會說”進行了簡單解釋，認為這只是兩種無任何內在聯(lián)系的“命”的巧合，這涉及了必然性和偶然性，卻未能很好地展開說明。
由于受當時時代的局限，王充無法正確認識人生命運產生的社會根源，所以，將人生的一切歸之于“命”。在王充看來，人生的命運在出生時就已確定，面對這人生不可抗拒的命運，個人的努力變得蒼白無力、毫無意義，只能望“命”興嘆，無可奈何而又無所作為。因此，王充認為，漢儒們所宣揚的“天人感應”、“隨命以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隨命論說教，均是虛妄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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