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孟子考孔子作《春秋》

從孟子考孔子作《春秋》

　　在歷史上，第一個稱道孔子作《春秋》并給予崇高評價的人，是孟子。因此，對《孟子》的深入考察，是我們解開孔子作《春秋》之謎的最好鑰匙。

　　司馬遷說：“孔子興于魯而次《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jì)。”[1]但考《孟子》全書，未見引《春秋經(jīng)》，所引之文全出《左傳》，并有明稱“孔子惡乎取”者。本文從他對“孔春秋”的有關(guān)稱述，所引用的有關(guān)史料及其理論思想的淵源各方面，深入探考孔子所作《春秋》的性質(zhì)，指出它即《左傳》藍(lán)本。從而否定了孔子所作為《春秋經(jīng)》的傳統(tǒng)誤說。

　　(一)從孟子的具體稱述考“孔春秋”的特點(diǎn)

　　《孟子、滕文公》這樣稱道〉：“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鬃討�，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孟子于后面又說：“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qū)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是孟子對孔子作《春秋》的歷史功績所給予的崇高評價，他將其與大禹治水、周公安天下相提并論，說明它的歷史作用和影響之大。從孔子自詡“知我其唯《春秋》”之語，可見其亦自視甚高，不同凡響。需要指出的是，《春秋》并非孔子首創(chuàng)。在孔子之前，各國都已有《春秋》�！秶�語、晉語》有“羊舌肸習(xí)于《春秋》”之語;《楚語》記載，申叔時對楚莊王太子的老師說：“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闭f明即使是“南蠻”的楚國，《春秋》也已以其“聳善抑惡”的特點(diǎn)，被奉為了教課書�！蹲髠鳌芬嘤涊d晉國使者出使魯國，曾觀書于魯大史，“見《易象》與《魯春秋》焉”。在這種情況下，孔子為什么還要作《春秋》?又為何對自已所作《春秋》如此自豪?《史記、太史公自序》對此有更具體的記載：“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雍之�？鬃又�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dá)王事而已矣�！卑福骸百H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是孔子作《春秋》區(qū)別于一般史官之作所在。它透露了“孔春秋”的獨(dú)特鋒芒。這當(dāng)是孔子說“知我”“罪我”的緣由之一�？鬃拥倪@種革命批判精神，是“諸侯害之大夫雍之”的現(xiàn)實(shí)所激發(fā)出來的，是他作《春秋》的直接動力。而在兩千年的封建時代，歷代統(tǒng)治者及其衛(wèi)道士，千方百計(jì)抹殺掩蓋這一點(diǎn)，篡改孔子作《春秋》的精神，其根源也正在這里。

　　《孟子、離婁章》還說道：“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鬃釉唬骸�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的這段話，顯示了孔子所作《春秋》在具體內(nèi)容上的特點(diǎn)。“其事則齊桓晉文”，說明他寫的主要內(nèi)容是春秋時期以齊桓晉文為代表的爭霸戰(zhàn)爭。孔子曾說過，“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zhí)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正如楊伯峻先生所說，孔子這段話可能是從考察歷史，猶其是當(dāng)時的現(xiàn)實(shí)所得出的論斷。齊自齊桓稱霸，到孔子所生活的時期，經(jīng)歷了孝、昭、懿、惠、頃、靈、莊、景、悼、簡十公，至簡公被陳恒所殺，恰恰是十世。晉自文公稱霸，歷襄、靈、成、景、厲、平、昭、頃九公，亦近十世，故曰“十世希不失”。魯國自大夫季友掌權(quán)，歷文子、武子、平子、桓子，恰歷五代，故曰“五世希不失”。這段話，反映了孔子對春秋二百四十年歷史經(jīng)驗(yàn)的深刻總結(jié)�？鬃訛槭裁匆獙憽褒R桓晉文之事”?這正是孔子對春秋時期的客觀現(xiàn)實(shí)和歷史規(guī)律準(zhǔn)確把握的結(jié)果。齊桓晉文稱霸，標(biāo)志著“天下無道”的開始。而這個“無道”，不僅僅是指諸侯的僭越，還包括周天子的“無道”—周室東遷，就是他“無道”、失政的結(jié)果。什么是孔子的“道”?那就是《論語》中一再稱說的治國以禮，“為政以德”，百姓足衣足食，“庶民不議”�？鬃訉憽褒R桓晉文之事”，也許正是為了“行道”，為了探索歷史之道。

　　“齊桓晉文之事”，是昏上亂下的春秋時期客觀現(xiàn)實(shí)的真實(shí)反映，故曰“其文則史”。至于對于他們的爭霸，孔子并非如封建經(jīng)學(xué)迂儒說的那樣，一概地全盤否定。這從孔子盛推輔助齊桓爭霸的管仲之功，就可以很清楚地得到證明：“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論語、憲問》)這段話深刻表明，孔子對爭霸戰(zhàn)爭的歷史意義，具有獨(dú)具只眼的理解和評價—它對于統(tǒng)一中原、維護(hù)華夏文明、推動歷史的進(jìn)步，具有極其深遠(yuǎn)的意義。這是后代迂儒所不可能看到和承認(rèn)的。而這恐怕也是孔子寫“齊桓晉文之事”的原因之一。

　　其次，孟子的這段話里，還有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問題，就是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作何理解。歷代經(jīng)學(xué)家把《春秋經(jīng)》推崇為孔圣人所作的寶典，然后從這部提綱式的“斷爛朝報”里，從只字片語中挖空心思，穿鑿出所謂的“春秋大義”，編出什么“日例”“月例”“爵例”“名氏例”等等無數(shù)“義例”，然怎奈自相矛盾，前后抵牾，無一可通。問題的癥結(jié)在于，人們對于“孔子作《春秋》”究竟是怎樣一部書，及所謂的“竊義”是什么，“竊”的又是什么“義”，這一系列問題，都沒有從根本上搞明白。

　　首要的也是最關(guān)鍵的問題是，孔子作的《春秋》是怎樣一部書，是否《春秋經(jīng)》?要搞清這個問題，顯然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解決的。首先，從孟子說“其事則齊桓晉文”來說。在《春秋經(jīng)》里，對晉文的記載，僅于魯僖公二十八年有這么幾條：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wèi)”

　　“晉侯入曹，執(zhí)曹伯以畀宋人�！�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zhàn)于城濮。楚師敗績�！�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wèi)子、莒子盟于踐土�！�

　　此外，就是于僖公三十二年記載：“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边@就是《春秋經(jīng)》對晉文公的全部記載。與對其它各國諸侯的記載相比，僅從文字的數(shù)量上看，也當(dāng)不得孟子所說的“其事則齊桓晉文”之語。再從褒貶上說，寫晉文“侵曹”，用“侵”字，決非褒義。“入曹”“執(zhí)曹伯以畀宋人”，這行徑使人感到不大光采。至于記載踐土之盟，《經(jīng)》把魯侯放在首位，實(shí)際上掩蓋了晉文的霸主地位，這就尤其不符合“其事則齊桓晉文”的主旨�！督�(jīng)》對齊桓公的記載，雖然文字上多一些，但一字不提管仲，絲毫看不出“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的“管仲之力”，似乎也不合孔子對此有關(guān)的歷史評價。其次，《春秋經(jīng)》對“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的“亂臣賊子”也討伐不力，多有隱諱之筆。《春秋》弒君三十六，《經(jīng)》所書唯有二十六。隱諱失實(shí)如此，又如何當(dāng)?shù)妹献诱f的“亂臣賊子懼”之語?對此，前面已多有論及，茲不贅。

　　以上所說，僅依據(jù)孟子對孔子作《春秋》的直接稱述，仔細(xì)推敲，就令人大為懷疑，《春秋經(jīng)》究竟是否真是孔子所作《春秋》。當(dāng)然，這還只是間接的論證。我們還必須通過對《孟子》全部文章的深入研究中，才能作出更可靠更有力的論斷。

　　(二)從《孟子》所引《春秋》史料考“孔春秋”

　　孟子既然對孔子作《春秋》之功推崇如此之高，可說是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自然不會不引用其文。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說：“是以孔子------興于魯而次《春秋》，------魯君子左丘明------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為《鐸氏微》;---虞卿上采《春秋》，------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刪拾《春秋》------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jì)。”據(jù)司馬遷之說，孟子曾引用孔子的《春秋》之文以著書。但考《孟子》全書，卻未見引用《春秋經(jīng)》，而唯見多處引用《左傳》。

　　首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孟子有引其文而直接點(diǎn)明孔子者：“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鬃愚扇⊙�?取非其招不往也。”(《滕文公下》)此事不見于《論語》或《春秋經(jīng)》，惟見于《左傳》昭公二十年�！睹献尤f章下》所記與此同，只多幾句：“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士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考《左傳》昭公20年所記，與此大同小異：“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jìn)。公使執(zhí)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旂 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jìn)。’乃是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被�本情節(jié)完全相同，只是一則招以“旌”，一則招以“弓”，但招虞人以皮冠則完全一致。主旨亦相同。只是文字略有出入(古人引用，常用其意而不必嚴(yán)格按原文)。但無疑是引自《春秋》(《左傳》)，這是可以肯定的。孟子說的“守道”，指君臣之道;所謂“守官”，指“非其招不往”�？鬃右幌�?qū)ⅰ耙远Y治國”置于首位，“招虞人以旌，不至”，因非其招。故孟子說，“孔子奚取焉”?義取“非其招不往”的尚禮“守官”精神。案《左傳》成書于孔子身后，這段史實(shí)，當(dāng)然不可能是孔子取自《左傳》，而只能是左氏取自“孔子史記”。這就有力地說明，孔子所作《春秋》，并不是《春秋經(jīng)》。

　　《孟子》所引用的《左傳》史實(shí)，遠(yuǎn)非這一條�！睹献�、離婁下》：“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wèi)，衛(wèi)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zhí)弓。吾死矣夫�！� 問其仆曰：‘追我者誰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衛(wèi)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xué)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xué)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zhí)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zhí)弓’。曰：‘小人學(xué)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xué)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fā)乘矢而后反。”此亦取材于《左傳》(襄公十四年)衛(wèi)國之事�！肮�(衛(wèi)獻(xiàn)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河澤。---初，尹公佗學(xué)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xué)射于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 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yuǎn)矣。’ 乃反之。------”案二則事實(shí)雖有參差，但學(xué)射師事的情節(jié)基本相同。孟子的“庾公之斯”與《左傳》的“庾公差”，僅一音之轉(zhuǎn)�！耙�公之他”與“尹公佗”亦音近而變。蓋孟子意在論交友師事之道，并未細(xì)考史實(shí)原書，故有乖違。但此亦無疑出自《左傳》。

　　又《孟子、萬章上》：“-----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chǎn)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不可諫而去之秦------” 案：百里奚，見于《左傳》僖公十三年：“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zāi)流行，國家代有。救災(zāi)恤鄰，道也。 ------”晉假道伐虢，宮之奇諫事，不見于《春秋經(jīng)》，唯見于《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chǎn)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國。”僖公五年： “晉侯復(fù)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玩。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者，其虞虢之謂也。”

　　《孟子滕文公上》：“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此亦取自《左傳》：“------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定公九年)

　　孟子全書未見引用“春秋經(jīng)”，但對《左傳 》之引用則達(dá)20處以上。又有引用其文者如《告子下》“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歸于好�！贝艘娪凇蹲髠鳌焚夜�九年：“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歸于好�！薄睹献印匪�引誓辭，與《左傳》一字不差。

　　除了史實(shí)，孟子的語言修辭也頗有取之于《左傳 》者。如《離婁下》“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鸇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鸇雀”之喻，出典于《左傳》：“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 之逐鳥雀也�！�(文公18年)“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襄公25年)

　　《孟子。梁惠王下》：“君之民，老羸轉(zhuǎn)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使老稚轉(zhuǎn)乎溝壑”(《滕文公下》)其“轉(zhuǎn)乎溝壑”之喻，“之四方”之語，最早見于《左傳》：“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昭公13年)“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襄公26年)

　　“時雨”之喻：《滕文公下》：“‘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蕓者不變，誅其君，吊其民。如時雨降�！贝恕皶r雨”之喻，借鑒于《左傳》：“季武子如晉拜師。---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鄙邑?’

　　“土芥”之喻：《孟子、離婁下》：“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此出自《左傳》：“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國之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哀公元年)

　　《孟子公孫丑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是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背鲎浴蹲髠鳌沸�公11年：“林父之事君也，進(jìn)思盡忠，退思補(bǔ)過 ------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案：《論語》中恰有此語：“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孝經(jīng)、事君章》引為：“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jìn)思盡忠，退思補(bǔ)過。”從《孝經(jīng)》“子曰”之稱，更可證明《左傳》之語，出自孔子。

　　《孟子》全書對《左傳 》之引用甚多，卻只字不提左氏;對孔子作《春秋》推崇甚高，《春秋經(jīng)》則未見一引。若孔子所作《春秋》是《經(jīng)》，這就太悖理了，僅從邏輯上就難以講通。更何況，孟子引《左傳》文而明稱“孔子惡乎取”者，進(jìn)一步雄辯地證明，孔子所作即《左傳》的藍(lán)本。

　　(三)從《孟子》的思想淵源考孔子《春秋》

　　孟子不僅大量引用《左傳》其文其事，更重要的是，在思想觀念上，亦多方面深受其浸潤，甚至可說是與《左傳》一脈相承。

　　首先，其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即淵源于《左傳》。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孟子、盡心》)這種觀點(diǎn)，不僅與法家思想絕然對立，而且也是其它各家都沒有說過的。乍看起來十分新奇大膽，其實(shí)，它導(dǎo)源于《左傳》�！蹲髠鳌滴墓�十二年記載：“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茍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yǎng)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茍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在這里，《左傳》作者把民之“利”甚至提到了君之“命”之上。作者借邾文公之口說， “天生民而樹之君”，就是為了“利”民。君之“命”“在養(yǎng)民”。故為了利民，即便是君死也在所不惜�！醋髠鳌低ㄟ^邾文公卜遷之事，首次表達(dá)了民貴君輕的新觀念。這是春秋時代人文主義發(fā)展的結(jié)晶，代表了時代的心聲，也是作者的仁學(xué)思想的最高表現(xiàn)。襄公二十五年，《左傳》作者又借晏子之口，說：“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shí)?社稷是養(yǎng)。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 誰敢任之?”這是把社稷置之于君之上，且明確表示：“臣君者”，其宗旨非為君一己盡愚忠，而是“社稷是養(yǎng)”。并把君“為社稷 ”還是“為己”、為公還是為“私”鮮明地對立起來，這在觀念上，同樣是一個很大的進(jìn)步。很顯然，這是以周天子為代表的“家天下”崩潰，以民、以社稷 為基礎(chǔ)的“國天下”的時代將興起的歷史反映。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正源于《左傳》，是對〈左傳〉的繼承和發(fā)展。

　　而《左傳》的這種思想，與孔子的思想，是否吻合，有沒有矛盾呢?在傳統(tǒng)的封建時代經(jīng)學(xué)家那里，總是強(qiáng)調(diào)孔子“尊王”“君君臣臣”的一面，而完全抹殺了孔子的批判現(xiàn)實(shí)的一面。其實(shí)，仔細(xì)看看《論語》，孔子決非頭腦冬烘的迂夫子。他的學(xué)生子路曾特地問過這樣的問題：“‘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 ‘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jīng)于溝瀆而莫之知也?”(《憲問》)孔子并不以傳統(tǒng)的所謂“叛君”行為為“不仁”“不忠”，相反，卻首先從“民”的“受其賜”的角度，給予管仲以從未有過的崇高評價。事實(shí)上，孔子衡量和評價是非的標(biāo)準(zhǔn)，與統(tǒng)治階級的標(biāo)準(zhǔn)，并不相同，他是把“民”置于“君”之上的。不僅如此，據(jù)《論語》記載，“公山弗擾以費(fèi)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孔子用“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為解。又“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于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jiān)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其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陽貨》)孔子竟要到叛逆者那里去就仕，實(shí)行他的政治理想。這與傳統(tǒng)的經(jīng)學(xué)家所宣傳的“尊王”“君君臣臣”更是南轅北轍�？鬃臃Q道歷史上的逸民高士伯夷、叔齊、柳下惠等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quán)”，同時坦承：“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微子》)如果把孔子的這一切言行聯(lián)系起來看，那么，我們就會理解，孟子說孔子是“圣之時者”的真正含義—他早已看穿了當(dāng)朝統(tǒng)治者的貪腐，跳出了“愚忠”的封建牢籠�？鬃幼非蠛屯瞥绲模�既不是“忠君”，也不是清高的逸士，而是利民、行道，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fù)。也正因此，才有膽識寫出“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的《春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與《左傳》、與孔子是一脈相承的。

　　其次，從民本思想出發(fā)，孟子還提出“與民同樂”的觀點(diǎn)�！睹献�、梁惠王下》曰：“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龠之音，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于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薄皹访裰畼氛�，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边@種與民同樂的思想，亦源于《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趙孟曰：“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昭公二十五子太叔云：“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zhàn)斗，------是故審行信令，---哀樂不失，乃能協(xié)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闭压�二十年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內(nèi)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 ---其適遇淫君，外內(nèi)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徒欲厭私，高臺深溝，撞鐘舞女，斬刈民力。------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晏子揭露齊國統(tǒng)治者 “布常無藝，征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nèi)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私欲養(yǎng)求，不給則應(yīng)，民人苦病，夫婦皆詛，------雖有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昭公二十年)《左傳》準(zhǔn)確地揭示出封建社會貪腐的本質(zhì)特征：統(tǒng)治者把自己的享樂建筑在百姓的痛苦之上，它將導(dǎo)致本身的滅亡;指出唯有 “樂而不荒，樂以安民”，才能“后亡”。孟子同樣揭露了：“王鼓樂于此”而使百姓“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的尖銳對立，指出只有“與民同樂”，才能 “王天下”。不難看出，孟子的仁政思想，都與〈左傳〉相承相襲，受其沾溉甚深。

　　此外，孟子著明的政治觀“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币嗟弥�于《左傳》：“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襄公九年)“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成公13年)

　　再如，其“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之語，亦源于《左傳》：“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昭公4年)“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襄公27年)

　　又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出自于〈左傳〉：“------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dāng)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又孟子的“交鄰國之道”亦承襲《左傳》。“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唯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唯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梁惠王下》)《左傳》：“子服景伯曰： ‘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禹合諸侯于涂山，執(zhí)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shù)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哀公七年)

　　又，孟子承《左傳》《論語》提出“教民戰(zhàn)”的思想：“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堯舜之世。在戰(zhàn)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告子下》)案：這也是《左傳》的明確思想：“明恥教戰(zhàn)，求殺敵也。”(僖公二十二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wù)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出谷戍，釋宋圍，一戰(zhàn)而霸，文之教也�！�(僖公二十七年)“以教民戰(zhàn)”的思想，《論語》亦與之完全相吻合�！白舆m衛(wèi)，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子曰：‘以不教民戰(zhàn)，是謂棄之�！�”(同前)“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顏淵》)《孟子》《左傳》與《論語》是高度一致的，它們都建立在民本思想的基礎(chǔ)上。關(guān)于晉文“教民戰(zhàn)”而霸之事，《國語、晉語》亦有記載：“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乃大蒐于被廬，作三軍。使郗谷將中軍，以為大政，郗溱佐之。子犯曰：‘可矣�！�”比較《左》《國》，后者僅有“示義”“示信”“示禮”，未有“安其居”“利民”使民“懷生”之義。顯然，《左傳》作者的思想更接近于《論語》，孔子一向認(rèn)為，“君子懷義，小人懷利�！薄熬�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里仁》)�！盀檎�治國，首先要讓百姓“富”、讓百姓 “足食”。要百姓“能戰(zhàn)”，首先自然要“利民”，“安其居”，而后“知義”。所以，《左傳》很可能是在原史料基礎(chǔ)上根據(jù)孔子的思想，進(jìn)行加工的。在這方面，孟子正是繼承了《左傳》及孔子思想，才提出了“仁政”的具體措施。孟子曰：“無恒產(chǎn)而有恒心者，唯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chǎn)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故明君制民之產(chǎn)，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 然后驅(qū)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梁惠王上》)

　　從上所舉，可見孟子的理論思想體系，受《左傳 》的影響相當(dāng)深廣。

　　《孟子》引用《左傳》雖不及《呂覽》《韓非子》多，但從上所述 ，已足見《左傳》對孟子的影響深刻。種種跡象表明，孔子所作《春秋》，可能就是今之《左傳》藍(lán)本。

　　注釋：

　　邵博《聞見后錄》卷二十一。轉(zhuǎn)引自沈玉成《春秋左傳學(xué)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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