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生育水平對北京市教育需求的影響
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不斷深入，人們的生育觀念有了較大變化，人們更多地是注重孩子的質量，通過提高教育質量彌補數量的減少。那么，人口生育水平對北京市教育需求有什么影響呢?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經歷了一個“急上漲—長下降—緩反彈”的發展過程。通過定量分析發現，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與學前教育需求、義務教育需求呈正相關關系，而與高中教育需求呈負相關關系。表現在：新生人口縮減直接影響了學前教育和義務教育需求的萎縮，其中對學前教育的影響更為直接，而對義務教育需求的影響則是間接的，且具有滯后性;新生人口的縮減直接促進了高中教育需求的擴大，人們更傾向于以孩子的質量來彌補數量的減少，進而尋求高中教育需求的滿足，以獲得更多高等教育的機會。
一、引言
研究證明，教育是對生育模式和水平具有重要影響的因素。孩子上學、學校教育的成本和父母為了孩子進行教育投資不斷增加的壓力，對父母的生育選擇和生育行為具有強烈的影響[1][2]。而本文要研究的卻相反，即探討生育對教育的影響。但目前這方面的研究非常少。有些觀點認為，家庭孩子的數目對孩子的教育沒有影響，或者影響并不顯著[3][4]。對此，有些研究認為這是經濟因素從中起了作用，或者是濃厚的家族凝聚力抵消了其影響造成的，或者是由于早出生的孩子工作后，能夠給家庭帶回經濟資源，這種經濟資源轉移到其他孩子身上的緣故[5][6]。但也有觀點認為，家庭子女數量對于教育選擇、教育成就的獲得是有很大影響的，無論是在工業化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這種影響呈反向關系[7][8]。
國內對于教育和生育水平之間影響的研究很少。但事實上，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城市進程的加快，以及我國人口出生水平的急速下降，我國的教育需求發生了巨大變化。北京市作為全國發展最快的特大型城市之一，其人口規模、結構、分布、生育水平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無疑會對北京市的教育需求產生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深入分析其對北京市教育需求的影響，將有助于了解北京市人口變動以及教育需求的現狀，并為合理規劃北京市的人口規模、分布以及滿足北京市的教育需求提供對策建議。
二、研究的方法、數據
鑒于本文要探討的是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對各級教育需求的影響，因此本文主要以描述統計的方法對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以及各級教育需求進行分析，以比較二者的演變趨勢。同時利用線性回歸量化二者之間的作用大小，以此發現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對各級教育需求的影響。統計數據主要來自《北京市統計年鑒(2014)》，如果無特殊說明，本文圖中所使用的數據均來自于此。
三、北京市的人口生育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市人口出生率的變化和各個歷史時期的經濟形勢、人口政策有很強的相關性。具體可以從以下三個歷史階段來分析(見圖1)。
(一)急速上升階段(1978-1982年)
改革開放后，隨著北京市經濟形勢的好轉，北京市的生產力發展得到了很大的恢復，醫療衛生條件提升很快。4年間，北京市的人口增長非常迅速，1978年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為1293‰，而到了1982年，這一數字上升到了2004‰，4年間雖然只增長了711個千分點，平均每年增長178 個千分點。但如果從增長比例上看，4年間增幅為5499%，即增加了一半以上，增幅巨大。
(二)高位快速下滑階段(1982-1991年)
這一時期幾乎涵蓋了上世紀整個80年代，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從1982年的最高位2004‰滑落至1991年的803‰，9年間人口出生率下降了1201個千分點，平均每年下降133個千分點;從下降比例上看，9年間降幅達5993%，接近六成，幅度驚人。這一時期之所以出現如此大的降幅，主要是由于當時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致使每個家庭的出生人口數較以往歷史時期大規模下降造成的。同時，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上世紀80年代，人口流動漸趨頻繁，不斷增加的北京市外來人口擴大了北京市人口出生率的分母。但仍需要指出的是，盡管這一時期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處于較大幅度的下降過程，但從整個歷史時期看，這一時期的人口出生率水平還是較高的，屬于高位快速下滑的狀態。
(三)低位緩慢下降階段(1992-2003年)
這一時期基本上涵蓋了上世紀整個90年代，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從1992年的922‰緩慢下降到了2003年的506‰，11年間下降了 406個千分點，平均每年下降038個千分點，從下降幅度上看，也只有4512%。與上一個時期相比，這一時期的下降速率和幅度均較低，而且從整個歷史時期上看，屬于低位緩慢下降階段。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上世紀90年代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逐漸推進，人們的生育觀念有了很大的變化，不再追求生育數量，轉向了生育質量。同時，人口流動更加頻繁，外來人口基數越來越大，使得人口出生率的分母也越來越大。
縱觀整個歷史時期可見，1982年至2003年是北京市人口出生率下降的21年，期間人口出生率雖有小幅反彈，但都沒有改變整個下降趨勢。 21年間，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了1498個千分點，年均下降071個千分點，年均下降水平不大，但累積的效應很大，總體降幅達到了7475%，即21 年間降幅接近八成。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在這一較長時期的下降給北京市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長久的影響。
(四)低位緩慢反彈階段(2004-2013年)
從2004年開始，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進入了緩慢的反彈上升趨勢，從613‰上漲至2013年的893 ‰，8年間上漲了28個千分點，年均035個千分點，從整個上漲幅度看，也只有4568%。這8年的上漲之所以將其定義為“反彈”，主要理由有兩個：一個是相對于前期從1982年至2003年長達21年的人口出生率下降而言，到2013年為止的上漲幅度有限，只有8年;另一個是相對于前期從1982年至 2013年高達7475%的降幅而言，這一時期人口出生率的增加幅度只有4568%，而且，這一時期的人口出生率水平基本維持在6‰～9‰之間震蕩，基本上沒有超越1992年以來的生育率水平。
如果單純考察北京市戶籍人口的出生率，也可以發現與常住人口基本上一致的趨勢。簡言之，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總體上走出了一個“急上漲—長下降—緩反彈”的趨勢。單從長期趨勢看，基本上是處于下降的狀態，從最高位的20‰下降至最低位的5‰�？梢哉f，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經歷了一個下跌的過程(圖2)。究其根本，主要是計劃生育政策的嚴格實行帶來的人們生育觀的改變，以及北京市外來人口持續不斷的增加。北京市人口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是長期的、緩慢的、非劇烈式的，而外來人口的不斷增加的作用卻是急速的、立竿見影的。
四、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對教育需求的影響
(一)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與學前教育
自1991年以來(限于數據的獲得性，本文只選取了1991年至2013年的數據)，無論是北京市幼兒園的入園人數還是在園人數，其數量都出現了先較大幅度的下降然后較大幅度的上升的過程(見圖3)。以在園人數為例，1991年這一數量為40萬人左右，而到了2005年前后，這一數量降到了 20萬人左右，縮減了約50%;而從2005年前后開始，在園人數開始迅猛增加，至2013年達到了35萬人左右的水平，增幅約為75%。盡管從2005 年前后開始，北京市幼兒園在園人數在總量上沒有超過上世紀90年代的水平，但其增加的速度是驚人的，表明北京市幼兒園在園人數正在以一個較快的速度發展，這對北京市的學前教育帶來了嚴峻的考驗。
然而，如果仔細考察北京市幼兒園的入園人數可以發現，盡管其表現出了和在園人數大體一致的發展趨勢，但從其數量縮減和增加的水平上看，是不及在園人數的變化幅度的。通過利用入園人數占在園人數的比重構造一個指標“入園比”，可以很好地反映出北京市幼兒園入園人數的變化強度。顯然，從1991年開始至2013年，盡管北京市幼兒園的入園人數在不斷增加，但相對于在園人數而言，其增加的水平和幅度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從整體趨勢來看，它一直處于下降趨勢中(見圖4)。對其數據進行線性擬合可以發現，其擬合優度為0535，擬合效果較好，表明北京市的入園比下降趨勢非常明顯。相對于北京市幼兒園在園人數的變化趨勢，北京市幼兒園的入園比從1991-2006年也處于快速下降的趨勢，二者是一致的;但從2006年開始至2013年，二者產生了背離，即盡管在園人數持續增加，但入園比沒有表現出相同的趨勢，而是處于震蕩下行中�？傮w而言，從需求總量上來說，北京市的學前教育需求是不斷增加的，但從相對水平上來說，這一需求是不斷弱化的。
通過比較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和北京市幼兒園的入園比(圖1和圖4)可以看出，二者呈現出了較為明顯的一致同向關系，即隨著北京市人口出生率的持續下降，北京市幼兒園的入園比呈震蕩下行的態勢。這表明，隨著北京市人口出生率的不斷下降，北京市的學前教育需求總量日漸收縮。顯然，人口出生率代表著城市新生人口的多少。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意味著新生兒數量可能大幅減少。而事實上，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逐漸深入，人們的生育觀念傾向于優生優育，所生孩子的數量顯著減少，進而直接影響了學前教育需求。
如果對人口出生率和學前教育需求進行線性回歸分析可以發現，盡管人口生育水平直接影響了學前教育需求，即從數據上看，人口生育水平每下降1個單位，相應地學前教育需求就會下降4個單位，二者具有較好地一致性(表1)。然而，由二者所建立的模型雖然是顯著的，但其擬合優度并不是很高，因此，單純地用人口生育水平來探討其對學前教育需求的影響并不全面，其可能通過其他中間變量而產生了相應的作用。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再展開深入分析。
(二)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與義務教育
從小學招生人數以及在校生人數上看，1978-2013年的變化軌跡基本上是相似的，即“先降—再升—后降—再升”的“W”型走勢(圖5)。
1978年至1980年代中期的下降過程較短，但數量的變化幅度較大。從招生人數上看，1978年招生人數接近20萬人，而1983年這一數量驟降為10萬人，降幅超過了50%。從在校生總量上看，1978年為937萬人，而到了1985年，這一數量降到了7336萬人，減少了20多萬人，降幅超過了2173%。
從1984年開始，小學招生人數出現了不斷增加的趨勢，一直延續到了1994年，但其間的增加數量并不穩定，沒有表現出較好的趨勢性，表明當時的義務教育需求存在波動。而這一時期的小學在校生數則表現出了穩定增加的態勢，從1986年的7491萬人，增加到了1994年的10245萬人，8年間增加了2754萬人，增幅達3676%。
緊隨其后的10年，即從1994年開始，小學招生人數出現了趨勢性的下降，尤其是1994-1999年間的變化較為劇烈，從1994年的 186萬人降到了1999年的94萬人，降幅接近50%。而1999年之后，一直到2005年，小學招生人數雖然還在下降，但降幅明顯縮小。同時需要注意的是，2005年是1978年以來小學招生人數最少的一年，只有71萬人。這一時期，小學在校生數也出現了下降趨勢，而且下降水平較為劇烈，從1994年的10245萬人下降到了2006年的4733萬人，12年間下降了5512萬人，降幅為538%，平均每年減少448%。
而從2006年開始至現在，北京市小學招生人數又出現了明顯的、快速的增加態勢，2006年為731萬人，2013年則達到了1658萬人，增加幅度達到了5589%。這一時期的小學生在校生數也表現出了較快的增加態勢，從2006年的4733萬人增加到了2013年的7893萬人，7年間增加了3160萬人，增幅為6677%。
從2006年至2013年的7年間，無論是小學招生人數還是在校生數，都出現了增加，但招生數的增加水平低于在校生數的增加水平。這表明，盡管小學在校生數在不斷地增加，但其增加的內在動力在減弱。而且，從現有的數據看，盡管小學在校生數和招生數都出現了增加，但增加的水平還較低。從1978 年至2013年的整個歷史階段看，北京市的小學生招生數和在校生數均處于下降的態勢，如果對二者的數據進行線性擬合，可以更清楚地發現其下降趨勢(圖 6)。如果對二者的數據進行線性擬合可以發現，北京市小學在校生數的線性擬合優度為0349，招生數的線性擬合優度為01661，后者的擬合效果一般，但從總體上看，二者還是表現出了明顯的下降趨勢。
通過比較圖1和圖6可以發現，隨著北京市人口出生率的不斷下降，北京市的義務教育需求也出現了持續的下降，二者表現出了較好的同向關系。人口出生率的不斷下降，除了直接影響學前教育需求外，顯然也會對義務教育需求產生影響，只不過這種影響是滯后的。譬如，n年份出生的嬰兒，一般來說會在n+3年份產生學前教育需求。大約在n+6年份產生義務教育需求。因此，盡管需要大約6年后才能產生義務教育需求，但人口出生率持續的下降，最終都會將這種需求累積起來�？梢�，北京市人口出生率對于學前教育以及義務教育需求的影響是長遠的，且具有累積效應。
(三)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與高中教育
從招生人數上看，1978-1980年北京市的高中招生人數均在13萬人以上的水平，如果排除1978-1980年這3年的極端數值之外，北京市高中教育需求經歷了一個“小幅波動—快速增加—緩慢下降”的過程。在1981年至1993年間，北京市高中招生人數雖然有小幅波動，但基本上維持在3 萬人的水平上。從1994年開始，招生人數持續增加，從大約35萬人一直增加到了2003年的95萬人，9年間增加了約6萬人，平均每年增加17萬人，年均增加19%。從2004年開始，北京市的高中招生人數持續下滑，2004年為935萬人，而2013年為6萬人，減少了335萬人，降幅為3586%，年均398%。但從2008年開始，每年減少的數量開始縮小，每年的招生人數基本上維持在6萬人的水平上(見圖7)。
如果從北京市高中在校生數量這一指標進行考察，也可以得出相同的教育需求變化軌跡(圖8)。1978年北京市的高中在校生數最多，為4156 萬人，隨后的兩年雖有下降，但也維持在了30萬人以上的水平。如果排除這3年的極端數值，那么，北京市的高中在校生數的變化就表現出了較好的規律性。從 1981-1993年，北京市高中的在校生數表現出了小幅的“先升后降”的過程，在校人數的規模維持在了10萬人的水平上。從1994年開始，在校生人數開始了一波較大幅度的上漲，從1994年的866萬人增加到了2005年的2784萬人，11年間增加了1918萬人，平均每年增加174萬人，增幅 2014%。從2006年開始，北京市的高中在校生數出現了下滑，一直持續到了2013年。2006年的在校生數為2594萬人，2013年為1876萬人，7年間減少了718萬人，降幅達2769%。這一下降水平相較于前面較大幅度的上漲水平來說是較低的，而且，從2009年開始，北京市高中在校生數的下降更為平緩，4年間僅減少了159萬人，降幅只有78%。
如果排除1978-1981年這4年的極端數值，從總體上來看，北京市的高中招生人數以及在校生數均表現出了持續增加的趨勢，對二者的數據進行線性擬合可以更清楚地發現這一趨勢(見圖9)。從擬合效果上看，北京市高中招生人數的擬合優度為05511，北京市高中在校生數的擬合優度為 06354，擬合效果較好，充分說明二者在總體上呈上升趨勢。顯然，這種變化趨勢和北京市的人口生育水平表現出了良好的負相關關系，即北京市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所帶來的新生人口的減少，使得人們更加注重孩子教育質量的提高，進而促進了高中教育需求的增長。
高中招生數量和高中在校生數不能很好地表示高中教育需求，因為這兩個數據是高中教育的基礎，并沒有展現出義務教育之后人們對高中教育的需求。而用“初中畢業生選擇就讀高中的比例”這一指標，就可以較好地測量高中教育需求。本文使用已有數據測算了1986年以來的初中畢業生就讀高中的比例。數據顯示，在1986年至1997年間，初中畢業生就讀高中的比例一直維持在30%左右，并保持相對穩定。而從1998年開始，這一比例持續擴大，從1998 年的3274%一直增加至2012年的8614%，增幅超過了150%，平均每年增加10%(見圖10)。這充分說明，越來越多的初中畢業生選擇就讀高中，高中教育需求持續增加。
如果將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與北京市初中畢業生就讀高中的比例進行對比(限于數據的原因，本文只截取了1986年至2013年的數據進行了比較)可以發現，二者在總的趨勢上呈現反向關系(見圖11)。盡管從2004年開始，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出現了反彈，但其反彈力度很弱，總體趨勢仍是下降的。這種反向關系表明，隨著新生人口的不斷減少，高中需求越來越大。高中需求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高等教育需求，隨著出生人口的減少，平均每個家庭的出生數量減少，家庭教育越來越注重孩子的質量，以質量彌補數量的不足，因而也就更期望孩子獲得高中教育機會，進而滿足高等教育需求。
人口生育水平與高中教育需求的線性回歸結果表明，二者呈現較明顯的負相關關系，人口生育水平每下降1個百分點，高中教育需求相應地提高33個百分點，進一步證實了人口生育水平對高中教育需求較為顯著的影響(表2)。
五、結論與討論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主要經歷了四個歷史階段的變化，即急速上升階段(1978-1982)，4年間增幅超過了50%;高位快速下滑階段(1982-1991年)，9年間降幅接近六成，幅度驚人;低位緩慢下降階段(1992-2003年)，11年間下降了約45%;低位緩慢反彈階段(2004-2013年)，8年間上漲了約45%�？傮w看，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經歷了一個“急上漲—長下降—緩反彈”的過程，但從長期趨勢看，基本上是處于下降的狀態，從最高位的20‰下降至最低位的5‰。
通過將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與學前教育需求、義務教育需求和高中教育需求進行比較分析，發現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與學前教育需求和義務教育需求呈正相關關系，而與高中教育需求呈負相關關系。相應的解釋是，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不斷深入，人們的生育觀念有了較大變化，人們更多地是注重孩子的質量，通過提高教育質量彌補數量的減少。因此，北京市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所帶來的新生人口的縮減，將直接影響學前教育需求。同時也影響義務教育需求。盡管這種影響不像對學前教育需求那樣直接，而且還具有時間的滯后性。而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家庭新生兒數量減少，家庭可以將更多的資源投入教育。因此，家庭更加注重教育質量，更加注重更高一級的教育;同時，由于高中教育具有向高等教育過渡的性質，家庭會優先滿足高中教育需求而尋求更高一級的高等教育機會，而近些年來高校擴招的事實強化了家庭對于高中教育需求的滿足。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盡管學前教育需求、義務教育需求和高中教育需求自2005年前后都出現了一定水平的擴大，與此同時，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在此期間也出現了一定的反彈。但從總的趨勢上來說，這并不影響二者之間的正相關與負相關關系，因為北京市的外來人口規模越來越大，其影響已經超越了人口出生率，其對北京市教育需求的影響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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