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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與不說之間
[摘要]語言是人的生存樣式，語言是思維的界限，那么，中國古代的語言有什么樣的特色?語言的這種特色造就了中國哲學的哪些特征?中國古代言與意之間的關系，二者的矛盾是如何得到解答的?這種解答意味著什么?這就是本文所要回答的問題。從中國語言的象形文字入手，中國哲學具有了形象與身體思維、重情與理、重視體悟的特點，中國的語言所形成的中國哲學的特點正好從象的方面解決了西方分析哲學中所面臨的言與意的難題，從而使得中國的古典哲學具有了濃厚的美學色彩。為二者的相通開啟了道路。[關鍵詞]語言；言與意；意義；意謂；實在的意義；語境的意義；象
一、語言作為哲學問題的重要性
語言不僅是人們思維和生存的手段與媒介，更是一種界限。維特根斯坦有一句話說的意味深長：“本書想要為思想劃一個界限，或者毋寧說，不是為思想而是為思想的表達劃一個界限：因為要為思想劃一個界限，我們就必須能夠想到這界限的兩邊(這樣我們就必須能夠想到那不能想的東西)。因此，這界限只能在語言中來劃分，而處在界限那一邊的東西就純粹是無意義的東西�！笨上攵Z言的重要性之所在。
然而，什么是語言呢?語言是以文字為最基本的單位，通過詞語和句子來進行表達和交流的工具，它是一個獨立的符號的體系，其中交流性、工具性、獨立性和符號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在我們中國古代的漢語中常用“文”和“言”來進行指代。借助于語言對世界的把握，人類就將世界納入到了“我”的視野當中。也就是說，我們所說的世界不光是客觀的世界本身(即康德所謂的物自體)，它還包括顯象的世界和語言的世界。這三重世界中，同人的關系最為密切同時也是最為關鍵的一個世界就是語言的世界，語言最直接地構成了我們的思維和認知方式，甚至是我們的行為的方式，客觀世界本身是什么我們固然無法逃脫經驗論的局限，只能局限在現象界或者是顯象界而不能超脫，但我們可以通過語言的世界來建構客觀世界和顯象的世界，從而以人的方式對其進行述說和解釋。
因此語言的問題就成了最為根本的一個問題，要對一個民族的文化和哲學進行研究就必須先行考察它的語言，這樣才能更為根本地理解和把握這種文化的特色所在。但是作為媒介的語言本身還有很多的問題沒有解決，其中最為根本的就是作為媒介的語言本身同世界的關系是什么樣的，核心即是言與意的問題，在西方哲學的背景之下，這個問題很難解決，這些從西方語言哲學即可看出來，那么，在中國的語境之下，言與意是什么樣的情況呢?這就要求首先從語言出發(fā)來看中國哲學所具有的特色。
二、從語言到中國哲學的語境
上述的理論背景我們所借助的多是來自西方語言學的研究，它的語境是西方的以拼音字母為基礎的講求字母的排列組合和句子的結構和語法的標音文字的語言系統(tǒng)。因此，我們分析中國哲學的語境，也必須從基本的文字人手，這樣才能看得更為透徹。
中國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是一種因形見意的表意文字，因此至少有以下幾點是值得注意的：(1)這種文字的形成及其使用是一種“取象”的方式進行的，因而也是以“象”為基本的范式的，是同形象密不可分的；(2)象與形之間有一種取舍的問題，這種取舍就涉及到了情與理、虛與實、物與我的關系問題；(3)對這種字的認識需要用的是體悟的方式。即對于文字所象之形的直觀的把握，這里就有了所謂的言象意、可說與不可說、說與不說等等的一系列的問題。
從中國古代語言的這三點可以推導出我們中國古代哲學所具有的特征，從而深入地了解本文所要論述的說與不說的語境問題。
1 中國古代的哲學以古文為基礎，因而中國古代哲學的思維方式仍然是按照賦比興的原則來的，也就是仍然包含有形象思維的特點，也即所謂的“詩性智慧”。在此基礎之上有了“象”“虛”“實”三個方面，階段和層次的范疇以及由此所生發(fā)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結構”。在這些范疇當中，幾乎所有的范疇都是以象為基礎而來，基本上沒有以概念為基礎的邏輯分析。也是這個內在的邏輯結構，使我們在中國古代的哲學中找不到以概念的分析為基礎、以邏輯的演繹為范式的哲學研究套路，中國古代哲學中所謂的一些概念和范疇，多是我們借助于形象性的思維才可以理解和引申的�？梢哉f，中國古代的哲學也是詩學，是一種用詩的方式進行的思考和言說，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中國古代的哲學非常強調理想的人格，會出現將理、玄、禪、史入詩的現象。從這個方面來看，中國古代的哲學無疑具有象的思維特征。
2 中國古代漢語在象與形之間的取舍，以及一字一詞、一詞多義、義不同則音也有不同的現象，這里所涉及到的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情與理的問題。義不同則情不同，情不同則音不同，所謂征情見貌、發(fā)言為聲，情在這里包含有兩重含義，即事物的真實現狀；人因某些影響而來的情感，用休謨所說的反省印象解釋較為恰當。在中國古代的哲學著作中，我們所能看到的“之乎者也”之類的嘆詞，講究“四聲八病”、“四平八穩(wěn)”的寫作方式，講求押韻、排比、長短句相雜等，可以說，都是在用“情”的方式述說著“理”的問題，中國人做事是比較講究“合情合理”的，這一點是受中國古代哲學的影響而來的。中國古代的哲學具有“情”思維特征。
3 中國古代漢字需要體悟的認知以及使用方式，也使中國古代的哲學富有了強調體悟與工夫的特征。體悟在這里指的是直觀性的身體思維或身體認知，當然，這個認知的中介仍然是語言，這一點留在下一個標題下再作論述。中國古代的哲學是非常強調直觀性的身體認知的，只有這樣才能深切地體會圣人之意和圣人之情。我們平時所說的體認、體察等，都是這種思維方式影響的表現。這種體認所離不開的就是“悟”，這種悟的方式是一種想象性情感直觀，從而達到對圣人或者說先賢等的“道”“理”的認同。中國古代的哲學具有直觀性的身體認知和強調行的思維特征。
通過以上三點對中國古代漢語及漢字的特色而來的中國古代哲學的特征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在象、情、悟的層面上，都是需要借助于語言而又超越于語言的解說方式，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哲學的言說語境，從而使中國古代的哲學具有了“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美之特點。然而，在這里又凸顯出了一個更為核心的問題，即中國古代哲學的言說自身內部的矛盾即言與意、說與不說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的。既然語言是一個獨立自足的系統(tǒng)，語言又有自身無法解決的矛盾，那么，我們在中國古代的語境中是如何看到語言的矛盾，以及如何解決這些矛盾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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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哲學語境下言與意的解決及其意義所謂的言與意的問題，是以言與物、言自身的法則為指向，從而意圖以清晰的輪廓描述言所表達的意的。它所能解釋的只是具有單一語言指向的語言，而不能解決具有多樣指向性的語言。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認為的那樣，一切傳統(tǒng)的形而上學問題，倫理學問題和美學問題，都是超出語言邏輯范圍之外的，是一種不可表達的東西。我們可以解決的是言與世界、言與自身的關系問題的逐次解答，這些僅僅是言意關系的基礎，它們構成了語言體系的深層結構，是語言本身的真正的內核，因而是解決語言在表達問題上的有效方式。
那么，超出語言之外的東西該如何來達到完整意呢?我們如何解決一切語言符號之下那些不可表達的東西呢?在西方的語境之下來理解語言，語言是同理性、邏輯密不可分的，而轉移到中國的語境中來，我們從前面的分析就可以看到，在言與意的理性解決所落下的地方，生成了中國古代的美學甚至是哲學。這里突出的表現就在于，在言與意的二元對立中，我們提出了象這一個獨特的范疇，并進而對言象意的關系進行了細致的分析，以詩性的思維解決了這個矛盾。
在前述中國哲學的特征之中，象是一個獨特又核心的范疇。象最早在殷商時期就有所用，而對于言象意的關系描述得較為明確的，是《易傳·系辭傳》中所說的：“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圣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故之舞之以盡神�！笨梢哉f，在這里，已經明確了可說與不可說的界線，雖然文中所指的是圣人之意，但我們仍然可以將其推而廣之并同語言哲學中的一些范疇進行比照。這段的關鍵之處就在于，當語言無法達到對言外之意的表達時，象可以彌補這個不足，象在這里有三重含義：卦象、物象、形象。這里更多地指稱的是卦象，而這些都是采取形象的方式的，因而也就有了類似于維柯所說的“詩性思維”，成就一種詩的智慧，再形象地通過領悟或了悟的方式，達到對圣人之意尤其是圣人之情的理解。然而，象的構造，仍然離不開各種符號，且當它一旦涉及到轉化的時候，就又會出現言與象之間的關系問題。這一點又當如何解決呢?
在《莊子·寓言》中，他曾以寓言、重言、卮言，來對此進行了一番論述。他說：“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日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這里強調的就是卮言的“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的無言與道之間的關系，對此的解決方法是：“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鼻f子仍然采取的是一種將語言看成是工具或者載體的西方式的言意關系的思維方式，但他已經開始了一種終極意義上的超越，也就是擺脫工具而達到游心的境界，因為不執(zhí)著而獲得逍遙。卮言就是一種類似于酒神精神的忘我、取象、直接、模糊的方式達到的對于意的直觀的領悟，因而也是一種美學的解決方式。但這里，仍然有一個問題，就是莊子的論述中的前提仍然是有缺陷的。到了王弼那里，這個問題就以更為明確的說法得到了解決。他說：“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所以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毖韵笠馐抢斫獾娜齻�階段，其中后面是以對前面的超越為前提的，這種超越并非西方意義上的克服，而是類似于水變成冰式的在本身上的向上的超脫，是不即不離，甚至可以互相還原的關系。這里更為關鍵的一點是得而忘的理解進程，這是一種不執(zhí)著、不求相、重領悟、求情韻的追尋，因而也就是一種詩意的生存。言象意之間僅僅是一種渡船的關系，渡過去就是，至于還有多少路是什么樣的船，并不關鍵，重要在于渡過去。這樣，言與意的關系，以及言與不言的矛盾，就此得到了一種較為圓滿的解決。以言之象(物象，形象)來解意，構成了中國美學內在生成的契機。也正是這樣的一種敘述和理解的方式，使得中國的哲學無疑地帶有了美學的特色，二者能夠進行深層次的對話。從一系列中國哲學的特征中，我們很容易看到這一點。”
總而言之，言與意的關系，是基于人們世界和自我而生的一對矛盾，這種矛盾的解決意味著對于文化的重新解釋。在西方，以邏輯和理性為主干的哲學與文化，對此的一系列的深入分析，最終達到的是將能說的說清楚、不能說的則保持沉默。但是，人類所追求的很多都是在不能說的范圍之內的，在說與不說的矛盾之間，該如何達到深層次的理解呢?在我們中國的解決方式就是采用象，它既指形象也指物象，對此的方式也就是領悟的方式，所領悟的就是象外的情韻與境界，這正好是一種美學的解決方式，因而中國的美學同哲學之間就有了深層次的對話關系。以此來理解中國古代的哲學和美學，或許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自己的特色，以及在當代對于人們的生存的巨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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