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墨子辯論的語言藝術

談墨子辯論的語言藝術

　　[摘要]先秦時期，諸侯爭霸稱雄，造就了大批能言善辯的社會活動家、論辯家，他們的論辯語言各具特色。其中，墨子的辯論，用詞準確，語言縝密，堪稱百無疏漏，這在先秦諸子中是首屈一指的。本文從墨子辯論語言的表達特色、邏輯技巧兩方面來探討墨子辯論的語言藝術。 
　　[關鍵詞]墨子；辯論；語言藝術 

　　 
　　墨子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是先秦時期繼孔子之后出現的第二位文化偉人，開創了墨學，提出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明鬼等具有積極進步意義的思想。為了宣傳他的主張，墨子四處游說，言傳身教，廣征博引，以理服人。墨子的辯論與眾不同，技巧高超，既不像孟子那樣氣勢奔放、咄咄逼人，也不像莊子那樣縱橫跌宕、變幻莫測，而是樸實無華、推理嚴密。墨子的辯論講科學、重事實，有理有據。“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明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以辯來別同異、明是非，形成其獨特的“墨辯學”。墨子的辯論用詞準確、語言縝密、百無疏漏，這在先秦諸子中是首屈一指的。下面從兩個方面來論述墨子辯論的語言藝術。 
　　 
　　一、墨子辯論語言的表達特色 
　　 
　　語言是辯論的物質手段。先秦時期，諸侯爭霸稱雄，造就了大批能言善辯的社會活動家、論辯家，他們的論辯語言各具特色，有的言簡意賅，循循善誘；有的恣意縱情，奇特浪漫；還有的駁難離析，淋漓盡致等。墨子的辯論，語言簡樸、平實，準確、生動。如在《墨子·非攻下》中，針對許多好戰的國君常借商湯、武王的征伐行為，為自己的掠奪行為辯護，“今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戰為不義，非利物與?昔湯放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圣王，是何故也?’”墨子辯駁道：“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在這里，墨子明確區分了“攻”與“誅”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戰爭，其語言準確擊中對方要害，墨子以簡樸平實的語言，表達了自己對戰爭性質的認識，可謂一字千金。 
　　墨子的語言不但準確，而且精煉�！赌�子·修身》篇說“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就是要求論辯語言要精煉。有一次墨子的弟子禽滑厘問他：“多言有益乎?”墨子回答：“蝦蟆蛙蠅日夜而鳴，舌干辟然，而人不聽之。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墨子十分精煉地說明了墨家反對說大話空話，但不反對說有用的進步的合時宜的話。 
　　墨子的語言不但簡煉，而且生動感人。例如，有人反對墨家“兼愛”的思想，并再三向墨子發難。因而墨子與他們展開辯論，《兼愛下》記載了這次辯論，對方說墨子的“兼愛”主張雖然好聽，但不實用，“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墨子立刻反駁道：“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墨子認為如果“兼愛”思想只是好聽而不實用，別說你們，就連我自己也要對它進行批判、指責，并進一步指出，哪有好東西只是中看不中用呢?墨子的語言簡明生動，在先秦諸子中，是無與倫比的。 
　　劉勰曾在《文心雕龍》中評價墨子的語言“意顯而語質”，也正是總結了墨子辯論的語言特色：準確、簡煉、質樸、生動。 
　　 
　　二、墨子辯論語言的邏輯技巧 
　　 
　　墨子具有敏銳的洞察力，他的辯論博大精深，涉及到哲學、文化、邏輯、語言、思維、心理、角色等方方面面，尤其是強大的邏輯力量，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和說服力。“就先秦時代而言，中國形成有自己獨特特點的關于思維本質與規律的理論，墨家的思維形式結構論是中國‘辯學’或‘名學’的奠基。”墨子在辯論中創造性地制定了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形式的學說，揭示了邏輯所構成的這三種思維形式的區別。墨子的辯術是我國古代辯論科學的精華。《墨子·小取》所談“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及“以名取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假”、“效”、“譬”、“侔”、“援”、“推”，以及《墨子·大取》講的“故”、“理”、“類”等，都成為墨子的辯論法寶，體現了他高超的辯論語言技巧。下面從“假”、“譬”、“援”、“推”四個方面探討墨子辯論的邏輯技巧。 
　　 
　　(一)“假”式反證法 
　　《小取》：“假者，今不然也。”《經下》：“假必悖。說在不然。”《經說下》：“假必非也而后假，狗。假霍也。猶氏霍也。”“假”就是假使、假若、假如、假設，指在論證一個命題的時候，先假定與這個論題相反的命題存在，然后根據這個命題的虛假來證明原來的論題的正確性。簡單地說，“假”就是為了證明某個論題，就先假說它為相反的論題并由此推出錯誤來的證明法，即我們今天說的反證法。“它是通過確定與論題相矛盾的判斷(即反論題)的虛假，然后根據排中律，由假推真，來證明論題的真實性的一種論證方法。”在使用這個方法的時候，墨子強調，要注意假定的命題必須是錯誤的，才能證明自己的論題是正確的，即“假必非也而后假”，否則，不但不能證明自己的論題，相反，倒證明了論敵的論題。例如，要證明狗是沒有姓的，就假定狗姓霍，而霍是霍氏人的姓，姓霍的人是不允許狗姓霍的，他們會反對這個荒謬的命題。于是，就證明了狗是沒有姓的。又如在《節葬下》中，說當時的貴族統治者主張實行“厚葬久喪”，“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厚葬久喪”可以使貧者富、寡者眾，墨子對此用“假”駁斥了厚葬久喪者的謬論：“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晏退；使士大夫行此，則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人，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紉。”為了批駁“厚葬久喪”，先假定它是對的，讓國人都去遵守、執行，然而依從了這種主張。將會給國家造成一系列的惡果，執政者無法正常治理朝政，士大夫、農夫、百工、婦人都不能各司其職，根本無法富貧眾寡，由此證明了“厚葬久喪”的荒謬。

　　(二)“譬”式證明法 
　　《小取》：“譬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譬”就是譬喻，是說明道理的一種很重要的方法。它不同于一般的舉例和形象比喻，它所舉的事例必須是雙方已知和公認的，而且必須以承認此物與他物屬同類為前提，否則就不能達到“舉他物而以明此物”的證明目的。《荀子·釋難篇》：“談說之術，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譬喻就是因為直言不能將其事講清楚而產生的，對于別人不信之“故”用譬喻來講明。所以墨家將其借來作為“明故”的證明方法，這正是王充在《論衡·目紀》中所說的：“何以為辯，喻深以淺。”墨子喜用譬，也善用譬，他根據不同的“譬”式要求，經常采取三種譬式證明法。第一，取像于其物，以說明一般的規律。如《墨子·所染》：“子墨子見染絲者而嘆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墨子認為，人的思想猶如一塊白布，時刻受周圍環境熏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染于善人則善，染于惡人則為惡，比喻習染可以改變人的性格，交游不可不慎。第二，取譬于成事，以指導人們的行為。如《墨子·耕柱》：“治徒娛，縣子碩問于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筑墻然。能筑者筑，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后墻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后義事成也。’”縣子碩問墨子談辯、說書、從事三種為義的方式中，哪種最重要?墨子以現實生活中人人皆知“筑墻”一事為譬，巧妙地說明，只有大家齊心協力，才能把墻筑起；為義和筑墻的道理一樣，喜于談辯的就談辯，長于說書的就說書，善于從事的就從事，只有談辯、說書、從事三者同時并舉，通力合作，才能達到為義的目的。墨子如此譬喻，形象生動，使人有推窗觀日、開門賞月的明快之感，易于理解，樂于接受。第三，以寓言作譬，以明辨義理。如《公輸》：“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墨子以寓言作譬，鋪張揚厲，步步進逼，窮理析義，不容不信，終于使喜好攻戰的楚王不得不大呼“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墨子運用“譬”式證明法，或說理以闡明自己的主張，或駁斥以攻破敵人的謬論�；蚱┬岩约ぐl他人的覺悟，取譬明理，把精當的論述與摹擬形象的描繪融合于一體，既給人以哲理上的啟迪，又給人以藝術上的美感。 
　　 
　　(三)“援”式推論法 
　　《小取》：“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孫詒讓據《說文·手部》所云：“援，引也。”解釋為“謂引彼以例此。”“援”就是援引例子，即引彼證此，這種推論方法，就是邏輯學中的類比推理。 
　　墨子“援”式推論所用的前提必須是對方說過的話或行過的事，或者是某人說過的話(如“圣王之道”、“先王之書”、“古書之言”)或行過的事并已為對方所承認和肯定了的。根據這個前提，墨子進行推論。如在《魯問》中，魯陽文君對墨子說反對“食其子而賞其父”的惡俗，“有啖人之國者，其國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墨子道：“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在此，墨子以魯陽文君所深惡痛絕的惡俗——“食其子而賞其父”作為前提，巧妙地推論出“殺其父而賞其子”同樣是惡俗，有力地鞭撻了魯陽文君好攻伐，使人民戰死，又從而賞之的罪惡行經。這樣的類比，入情入理，雄辯有力。 
　　由于墨子的“援”式推論只要求其“然”必須相同，而不要求其“所以然”也相同，如只要承認“楚人非人”與“白馬非馬”這兩個命題屬于同類性質的命題，就可以由“子之然”類比推出“我之然”，至于為什么要承認“楚人非人”或“白馬非馬”的原因和根據等，就不便追究。所以，在使用這種推論方法時，可以暫時難倒對方，使自己獲勝，但卻不一定得到真理。 
　　 
　　(四)“推”式推論法 
　　《小取》：“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推”就是類推，類推是就同一類型的事物中，把還沒有取得判斷的這一部分和已經取得判斷的那一部分相比較，從而給這一部分也定出判斷來。“是猶謂”(這如同說)是用來表示相同意義的命題可以類推，“吾豈謂”(我難道說)是表示不同意義的命題不可以類推。孫中原認為“推”，“即以對方所不贊同的和所贊同的屬于同類這一點為根據，來反駁對方的觀點。這是應用矛盾律的歸謬式的反駁方式……從推理形式上說，這是一種歸謬式的類比推理。”如《天志下》載，“其所取者”“為不仁不義也”；“人人之場圃，取人之桃李瓜姜者”；“穴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布帛者”；“逾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逾人之墻垣，拘格人之子女者，不義”。所以，凡行竊者即“凡不與其勞獲其實皆不義”。據此類推：今王公大人“攻伐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是“非其所有而取之”，故王公大人攻伐無罪之國是不義的。又如《公孟》載，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禮。”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就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這其實是歸謬和類比的結合。 
　　“推”式推論通過歸謬來類推，指出“其所取者”與“所不取者”之間錯誤的必然聯系，有力地駁斥了對方的謬論，迫使對方放棄自己的謬論，從而推證出自己的觀點。運用“推”式推論，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其所取者”與“所不取者”都是正確的，那么辯論者就要同時承認它們的合理性，只取其一，勢必會以失敗而告終。如果它們之間一個正確、一個錯誤，就一定要避免盲目地把它們等同起來，否則將會使自己陷入困境。
　　墨子辯論的語言藝術，絕不只是以上這幾方面，像警醒、矛盾、兩難、寓言、對照、歸納等技巧，限于篇幅，不再贅述。總之，墨子的辯論，語言樸實、準確，論證嚴密，說理清晰，技巧多變，邏輯技巧高超，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和說服力，這不僅使墨子在當時就享有雄辯家的美譽，也值得我們今人去探討、學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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