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汪暉時期《讀書》雜志辦刊理念
摘要：《讀書》雜志是以書為中心的思想文化評論刊物，汪暉、黃平接任《讀書》主編后，引發了思想文化界諸多爭議。通過細應讀《讀書》十年文選所刊發文章來考察汪暉《讀書》辦刊理念的特點以及辦刊思路轉變背后的文化語境。
論文關鍵詞：《讀書》;辦刊理念;文化語境
1996年汪暉、黃平接任《讀書》主編后，《讀書》成為思想文化界爭論的陣地。主要焦點在于文章風格“不好讀”和思想內容的“左傾”。2007年，不再擔任主編的汪暉、黃平推出了三聯書店出版的《讀書》十年文選6卷本。這個6卷本的文選可以作為考察汪暉《讀書》辦刊思想的最好文本，6卷本文選基本上涵蓋了十年來《讀書》雜志的精華，也體現了汪暉和黃平對《讀書》的辦刊理念總結。
一、拓展學科領域
1996年第9期《讀書》發表了陳星燦等人的討論文章《考古學與中國的歷史圖景》，由此標志著《讀書》開始打破學科分類，以彰顯問題意識為重。拓寬學科之后，從1998年起，《讀書》開始持續地討論教育改革的問題;1999年底《讀書》開始“三農”問題的討論;2000年第9期發起了互聯網討論，2003年以后，《讀書》發表了對于醫療體制改革的批評文章，與此同時，有關生態環境、私有產權、勞動產權、國企改革、知識產權等一系列問題的討論也陸續展開。據筆者統計，從1996年5月到 2007年7月《讀書》共發表稿件約4655篇(以每期35篇計算的大致數字)，按照所涉及領域類別可以分為31類，包括思想文化、經濟學、政治學、法律、考古、亞洲研究、環境、醫學、教育等等;其中，文史哲類占總篇數的四分之二，包括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在內的社會科學文章約占四分之一，其它各類約占四分之一。《讀書》的視野從一般性的人文討論擴展到包括“三農”問題、國際政治、生態環保等在內的更為廣闊的現實領域。
學科領域的拓展使得《讀書》內容呈現“雜”和“博”的特點，且在思考深度上較過去有過而無不及。如此轉變，筆者認為可以歸因于二方面：一方面是主編的學者辦刊特色，重視理論和知識的客觀探討，而非人文情趣的咀嚼玩味;另一方面，汪暉和黃平要延續并發揚《讀書》自覺介入時代并記錄時代的'特點。“我參與《讀書》的編輯工作有一點很明確，就想拓展它的領域。中國素來有一個清議的人文傳統，這本來很好，現在也特別需要。美中不足的是，文人雅士有時孤芳自賞，保持自己的清高和純潔，缺點是影響面比較小，對時代問題的敏感比較差。”拓展學科領域的目的無非是開闊視野，為讀者提供多元的、對稱的信息，有利于形成反思的討論空間。基于這樣的認識來看，不可否認的是汪暉和黃平以學者視野領航，將《讀書》引領到了更開闊的疆域。
二、介入“現實”討論問題
從 1996年起，《讀書》雜志發表了一系列專題性質的討論，諸如大眾民主與憲法問題、全球化與亞洲問題、二十世紀的戰爭與革命、金融危機、三農危機、醫療改革與社會保障體制的困境、恐怖主義、新左翼與新自由主義之爭、法律與民主、民族主義、女性主義、國企改革與產權問題、生態危機、華人華僑與跨國家的網絡、媒體與新紀錄運動等等，其中一些討論成為整個社會關心的全局性問題。這些問題的討論可以說是知識分子們對時代變革、思潮紛爭、社會問題的一種積極主動反應，也就是汪暉所說的“介入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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