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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術創新論文
內容摘要:謝天振的《譯介學導論》以文學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為研究本體,以文化意象傳遞、文學翻譯中的誤譯、翻譯文學史與文學翻譯史為研究客體,標志著一門新型學科譯介學的誕生。譯介學以不對文本作價值判斷為理論恪守,極大地拓展了翻譯研究的學術視野,增加了翻譯研究的對象,豐富了翻譯研究的方法,成為學術創新與學科開拓的典范。
關鍵詞:譯介學 新型學科 謝天振
作者簡介:賀愛軍,寧波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蘇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生,主要從事比較文學、翻譯學研究。方漢文,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比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課題“英美海洋文學與人類核心價值觀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編號: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蘇珊·巴斯內特又提出了“比較文學的翻譯轉向”這一論斷。她認為,“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氣數已盡,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論和文化研究已經從整體上改變了文學研究的面貌。從現在起,我們應當把翻譯學視為一門主導學科,比較文學只不過是它下面的一個有價值的研究領域而已”(Bassnett 161)。他們最早倡導“翻譯學的文化轉向”和“比較文學的翻譯轉向”。然而怎么轉,轉向后這一學科與傳統的翻譯研究區別何在?這一新興學科的理論基礎又是什么?研究的客體、研究方法是什么?
《譯介學導論》是北京大學推出的“21世紀比較文學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納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在譯介學的本體研究方面,作者是從譯介學的定義以及譯介學與傳統翻譯理論的區別性特征切入的。自從英國比較文學家蘇珊·巴斯內特提出比較文學應該成為翻譯學下面的一個子學科以后,在比較文學界和翻譯界中引起了學科概念之間的混淆,造成了學術理路的混亂;诖朔N考慮,作者論述了譯介學與翻譯研究之間的區別,以及譯介學給翻譯研究帶來的新視野和新領域!白g介學最初是從比較文學中的媒介學的角度出發、目前則越來越多是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出發對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進行的研究。其實質不是一種語言研究,而是一種文學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關心的不是語言層面上出發語與目的語之間如何轉換的問題,不參與評論其翻譯質量的優劣,它關心的是原文在這種外語和本族語轉換過程中信息的失落、變形、增添、擴展等問題,它關心的是翻譯(主要是文學翻譯)作為人類一種跨文化交流的實踐活動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和意義”(謝天振10)。它與傳統的翻譯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點、研究目的方面不盡相同。它是一門以創造性叛逆為理論基礎,以文化意象和翻譯文學為其研究對象,吸收了解釋學、結構主義、多元系統論等文化理論的比較文學研究。
“創造性叛逆”構成了譯介學本體研究的第二個維度。埃斯皮卡指出:“說翻譯是叛逆,那是因為它把作品置于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參照體系里;說翻譯是創造性的,那是因為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次嶄新的文學交流;還因為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創造性叛逆是譯介學的理論基礎與研究本體,“翻譯文學不同于外國文學”“翻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譯作具有獨立價值”等命題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該書作者認為文學翻譯的創造性性質“使一件作品在一個新的語言、民族、社會、歷史環境里獲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學翻譯中的叛逆性,在多數情況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為了達到某一主觀愿望而造成的一種譯作對原作的客觀背離”(謝天振72)。
在譯介學的客體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傳遞與文學翻譯中的誤譯”!拔幕庀蟮膫鬟f,實際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譯中如何碰撞、轉換、交流、接受的問題”(謝天振96)。“誤譯可以分為無意誤譯和有意誤譯兩種”(謝天振111),在比較文學研究中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尤其是誤譯,“因為在有意誤譯里譯語文化與原語文化表現出一種更為緊張的對峙,而譯者則把他的翻譯活動推向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要么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態,大幅度地改變原文的語言表達方式:文學形象、文學意境等等;要么為了強行引入異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審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顧,從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語言手段進行翻譯”
譯介學客體研究的第二個維度是翻譯文學史。長期以來,學界對翻譯文學的性質和歸屬聚訟不已,爭論不下。有些學者認為翻譯文學屬于外國文學,對相反的觀點提出了質疑:“難道英國的戲劇、法國的小說、希臘的擬曲、日本的俳句,一經中國人(或外國人)之手譯成漢文,就加入了中國國籍,成了‘中國文學’”(王樹榮12)?“沒有一部文學史會把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說成是本國文學作品”(施志元28)。文學翻譯是文學創作的一種形式。與原作相比,作為文學作品的一種存在形式的譯作,有其獨特的存在價值和意義。它可以介紹、傳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幫助作者認識原作的價值;也可以幫助源語國的讀者重新發現被忽略作品的價值。翻譯文學不能等同于外國文學,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學翻譯中譯者的創造性叛逆決定了原文與譯文之間必然存在差距,從而決定了譯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譯文學是民族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翻譯家和作家一樣,在翻譯的過程中要深入認識作品中所要表現的時代、環境和文化背景,也要體驗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為方式,然后用最恰當的語言形式把這一切表現出來。第二,從寫作的語言和作品的接受者來看,譯者使用語言翻譯與民族文學家使用的語言創作面臨大致相同的問題,譯作和原作一樣,都要面臨讀者的檢驗。第三,翻譯文學不僅與民族文學發揮著同樣的作用和影響,有時候它的作用和影響甚至還大大超過了民族文學的作品。對翻譯文學性質和歸屬的厘清,意義重大,它為翻譯文學這個“棄兒”找到了家園,也為文學翻譯研究開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對獨立的研究空間,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國別文學史的書寫。
該書是作者在大量調研,深入思考的基礎上的智慧結晶。全書綱目清晰、新意迭出、語言暢達淋漓、論述通透可見。學科學認為凡是一種系統的知識所研究的對象與其它知識系統不同,有著自己獨特的、有別于其他學科的研究任務并能據此產生與完成任務相適應的理論、原則和方法,這樣的知識體系就可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譯介學以“文化意象”、“文學翻譯史”、和“翻譯文學史”為研究對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間彼此影響、相互作用為研究任務,并且以“創造性叛逆”為理論基礎,對譯本不作價值判斷為理論恪守,具備了獨立學科初步形態。全書既有理論高度,又有豐富的實例,把翻譯文學作為文學和文化研究的對象進行分析和評述,從而揭開了從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角度研究翻譯的一個窗口,開拓了國內翻譯研究的新領域,也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該書把翻譯文學定位于民族文學的范疇,這種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學史的書寫,為民族文學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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