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時代性的文學論文
中圖分類號：1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604（2012）05—0081—05
文學發展不僅應然、也必然和“文律”一致，文學史客觀之必然性于是乎樹立。所謂“文律”，即文學發展規律，主要指《通變》篇不斷強調的“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原則，這也是《文心雕龍》對文學發展規律與動力最主要的理論意見。文數由于關乎文辭聲氣等文章之感受與操作面，理應變化無方；文章所隸屬之文體，則決定文章形式與內容故實，以守常為主，反映出文體本于經典常道之前提。文章既由文體、文數構成，文學史也即文體有常、文數無方的巨觀實踐史。
然而，撇開“文律”之論，劉勰也必然意識到，實際寫作活動中，作者的現實處境與時代習尚等種種外于文理、無必然定向之因素，亦隨時作用在作者的創作意圖與技法中，甚至較“文律”更為創作者所自覺。這些現實因素，變化無窮，實沖擊著《文心》基于道文理想而有之“文律”觀，影響難以忽視。劉勰故以兩篇篇幅——《時序》、《才略》，從經驗層次回顧文學史現象，除了歸納現實因素的作用與意義，更為厘清它與文律間的矛盾關系。
一、《時序》、《才略》篇章性質定調
作為文學史現象紀錄，《時序》、《才略》二者采取了不同的角度：《時序》旨在說明“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隋理”，代表時代特性及其變異的“時運”，為該篇重心，而這主要由君王好尚及政治境況所主導�！恫怕浴芬话汶m定位為作家論，但實際上所覽觀的歷代作家并不全面，也不全為重要作家，甚至連所評述之作品也未必為作家之代表作，更不以作家在文學史上的開創成就為論述重點，說明該篇并非嚴格意義下之作家論。那么，劉勰撰寫“才略”的目的為何？該篇所關注的乃作家的“辭令華采”——文章之外部體現②。不過，《才略》談論的辭采并不限于艷麗潤澤的突出之采，如桓譚的“偏淺無才”、“不及麗文”，李尤的“才力沉腿，垂翼不飛”，王逸的“絢采無力”，或是路粹之平庸，都可為議論的對象。這既是文章外部體現，又無必追求外在華美的特質，說明劉勰對辭采的討論另有用意。事實上，作家之辭采受其文才、氣力、學養等個討論便已說明辭采與三者的關系。
該篇對賈誼等兩漢迄晉作家的形容也與《才略》大體一致，說明《才略》關注的為作者所體現之情性實況，唯施之于文辭故稱辭采而已。
然而，在對現實因素的討論上，《文心》為何特由“時運”和“辭采”（個體情性）切入？就所有可能影響文學創作的現實因素來說，唯有時代能夠概括時空整體及其變化。其他現實因素相對而言只影響局部或個別不同之際遇，既未如時代全面，亦未有比時代更現實之現實。以勾勒“時代性”（時運）為主的《時序》，故為本文的分析對象。相對的，《才略》以作者情性及其辭采表現為脈絡，敘說文學之歷史，則有與《時序》相反之意味，既從個體對反時代整體而顯其個別性，亦由創作主體對反被動境況而立其主動。就此而言，《時序》、《才略》兩篇對文學史現象的紀錄，分別著重于制作者之“受動”（受“時運”所動）情況，以及作者突破前者、實踐自身情性的“主動”制作史。
《時序》、《才略》的受動、主動之分，也影響二篇的結論：《時序》贊云：“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該篇重視的為時運變動中環流未遠之中樞，“樞中”和“環流”之“環”均凸顯出變中之不變，該篇故是對久遠以來萬千變化背后原則的歸納�！恫怕浴穭t欲在歷代“性各異稟”之“異”中找到貫穿u，1-～、始終不朽者，如贊語所云：“一朝綜文，千年凝錦”，而此，即作者情性之實現。這也說明何以《時序》與《才略》所回顧的文學史起訖時間并不相同：《時序》涵蓋的時限自陶唐至齊，幾近于劉勰著書以前的全部時間；但《才略》卻止于宋前，這是因為后者非只是對時代走向與個別作品的現象考察，更必須通過作者一生之實踐以觀其情性全貌�！稌r序》、《才略》之相對性如是。
本文概以各時代特有性格或世態現實為主要反思對象，透過《時序》與《才略》記錄的史實材料，檢討這以“時代性”為代表的文學外部影響因素以及其于文章演變上的定位與意義。
二、《時序》、《才略》史實對時代性之否定
通觀而論，《時序》和《才略》確實展示了不同時期文學因應時局治亂與好尚所顯現的變化，每一時期皆有其獨異性，在同一時段中文士的創作取向也具備相當程度的共通性。就止匕而言，時代因素確實影響文學表現，文學史亦確實帶有時代性。故如《時序》所言“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動于下者”、“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或《才略》總結魏文的“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謂漢代賦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以后，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諸如此類的判斷都是正確的。不過，若再仔細推敲，則這些世情又幾乎從未因其為一時代之共識或主流，而絕對主導當時之制作。前引《才略》對魏文的總結，即在“合響”、“同飛”的同時，指出“殊”、“異”的存在；而論張衡、蔡邕“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的隔世相望，不僅再度著眼作家作品之同、異，更直接破除時代對制作活動的限制；又或如描述西漢賦家的富采偉制，劉勰也不忘區分他們膏潤、麗縟、夸艷、密巧、幽遠詭贍的迥異之風。這些反映在實際文學成果上的個別差異或跳脫時間隔閡而有的共鳴，都已具體說明所謂“時代性”絕非如概觀印象中那樣果能為“一時代性質”之界定，而整體地涵蓋其時、作為時代的全體風貌。甚至，就直接涉及文學活動的時代因素而言，它和實際文學情況的聯系也未必如想象般緊密。如崇文之世，似是孕育文學、使文學獲致最佳實現的正面環境，故在欠缺此條件時不免興起“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運涉季世，人未盡才”之嘆；但相對的，從戰國“任武而文士不絕”，“晉雖不文”卻文才并起，似亦可看到文因武而更欲振作、更受作者重視和實踐的相反事實，這使得重文時代里的文章成就，未必能較戰亂背景下的作品境界更深沉，其視界亦不一定能比才干、情志不為世所肯定者更高大明美，賦家辭人始終只能遺憾屈、宋逸步“莫之能追”（《辨騷》），即是明顯的例子。如是，“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一類的推論，實仍只表明議論者自身的主觀期待而已。換言之，縱然各文學階段皆有特定的時代條件或時代性格，但此時代性卻從不能真正總結該時期的文學實況及其本末。
具體考察《時序》、《才略》，歷代反映時代特質、但又同時不為后者所涵蓋的文學表現，其最常見的形態乃是以作者特殊的個體才能、學養或氣稟（才、氣、學），作為突破時代共性的途徑，這也是《才略》論述辭采及作家主動性時所關切的主要方面。如前引西漢賦家或膏潤、或愜清、或幽遠地在漢代大賦講究鋪陳、想象等篇制氣度的共通前提下，仍實現他者所不可取代的.個人風格，或劉勰對其他作家間殊異性的比較，如對張華、左思、潘岳、二陸才識辭理的分析，皆為相關之例。這些作家作品各自獨異之處，對照來說，雖似只屬于個人而不能與時代整體文風相對等，但不可諱言，其于文學史上最后獲致之評價卻往往由此而來。這是因為，作家個體地逸離其時代，甚至只是在某一面向上稍事歧出，都已顯示他縱然僅是個人，卻已有足以面對外在環境而獨立自身的條件和成果，非僅平庸或被動于世態而作。甚至，正因為只是個人的，只基于個體獨具之性情，更對比出“時代性”之松散和脆弱。故，后漢君主“崇愛儒術”固然令文章“斟酌經辭，漸靡儒風”，然而，若非有二班、兩劉、馬融、張衡、蔡邕等“文史彬彬”、“吐納經范”之人，使儒術轉化為文，否則，單純的“引書”、“課學”，結果也徒“蚌病成珠”、“志慕鴻裁，才力沉腿”、“博識有功，絢采無力”，實不足以形成該時代“引書以助文”的可觀性，而為文學史所注目。
《時序》和《才略》中另一種更強烈的突破“時代性”的方式，則不只訴諸作者特質，更以對立現狀為途徑。最具體的例子見劉勰對戰國文況的敘述�！稌r序》云：“春秋以后，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飆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虱，嚴于秦令”，周禮崩解，無論就實際政事或治道、思想，都出現莫衷一是、價值解散的情況，群雄唯以現實力量決定孰可勝出，“力政”、“任權”、“嚴令”都是力量在不同方式、不同層面之應用。這不計治道與價值之正誤，純賴強弱比試的作法實屬暴力，《才略》故統言為“任武”。然而，此時之文學表現如何？《時序》描述道：
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郁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夷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云。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煒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文心雕龍注》第9卷）。
固然齊、楚廣開莊衢、蘭臺，同韓、魏力政般亦是由上而下的政教措施，但正因相反于“政”、“權”、“令”這類力量宰制而“開”、“廣”，更以無直接現實性之文學作為目的，“文”始得以興起。齊、楚相對中原霸權之獨立性，以及刻意對反當時天下任武力戰之勢而提振文學，這些否定時務、時代主流的做法，使戰代文學仍蔚為中國文學史上極其突出、豐碩之大觀。此對眼下境況之否定，更在劉勰本段隨后之論述中，透過逐句對立前句而重復出現。例如鄒子、騶爽的談天漫衍、雕龍奇意，乃“縱橫之詭俗”，迥異于稷下之“清風”；屈、宋辭采高如日月、風云，也與“茂俗”之俗大別，而轉趨高大秀逸，劉勰故評二者“籠罩雅、頌”，雅、俗明顯相對，更遑論頌之臻于盛德隆功。“清風”走向“詭俗”，抑或將“茂俗”提煉至“驚采絕艷，難與并能”之“金相玉式”（《辨騷》），無論結果是否值得肯定，都已見到同齊、楚相反天下而倡文學的對立路徑�！恫怕浴穼Υ藭r期的描述亦然，無論辭采、事義，或情志之切至、中肯，素養之博洽，文學各層面之表現都建立在對武力現況不同方面的否定上，它們所具有之美善或是非，正為弱肉強食之威權爭霸所欠缺。
這些或從個體特殊情性、或由相反時代主流所樹立的文學走向使文學史中的時代性因素如漣漪發散。“時代性”故同時是文學獨立于其時代的預告，文學不能為其時代特質所涵蓋。其結果不單只是文學的開枝散葉，從前述實例也可看到，文壇適逢何種作者、或將以何種方式和程度對立其時，皆無一定，“時代性”和文學成果間亦難謂有明確的因果關系。特別當制作者對世態具有更高的省思與期望時，文學成果反而可能易客為主地塑造出另一種超出現實境況之時代風情。如建安時期“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卻“雅好慷慨”，“雅”之于實況上的“俗”、“亂”，“慷慨”亦一變“風衰”與“怨”而“志深”、“梗概”，建安風骨甚至才是今日回溯它時唯一被承認的時代本色。就此而言，究竟有無原本之時代性？時代性與文學之間孰為主客？究竟是文學帶領時代，抑或是時代影響文學？甚至，文學與時代之間是否有相互共融之正面關系？這些問題都值得斟酌。然而，“時代性”往往既非文章之所以然，更非文章之所以，文章必先本乎作者自身之反省與對世態更高之期盼，卻是始終可以確定的。
三、《時序》、《才略》對時代性成立要件之說明
“時代性”并不能無所不至地左右文章風貌和走向，即使其正作為整體治亂而籠罩時代時亦然。原因為何？再度審視《時序》、《才略》全部事例后將發現，歸根究低，“時代性”無法完全左右文章的根本理由，實與時代本身難以克服自身雅鄭相混、朱紫難辨，甚至如戰代、漢末般直為一無道之世這一現實有關。故劉勰刻意在《時序》、《才略》絕大多數時代性不彰的事例之外舉出一獨特的歷史階段，例外地將現實境況與文學問一體、一致之關連實現出來，不見作者凸顯個己之作。這一例外才是《時序》、《才略》里唯一時代性因素真正確立其“時代性”的階段。此即陶、唐至周平王以前，相當于《原道》人文之元和《通變》九代詠歌中前半段的黃、唐至商、周。這是《文心》視為唯一合道的圣文時代。不僅《通變》形容此數朝之詠歌皆做到“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時序》對該段時期的描述也反映出“文學即世道的直接再現”這“時代性”發揮其絕對影響的事實：
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熏風詩于元后，爛云歌于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圣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
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者（《文心雕龍注》第9卷）。
治世則心樂而聲泰，亂世則心怒而聲哀；有虞元后與列臣相和，周文王、太王教化邦國而成《周南》、《豳風》之德……種種呼應，象征其時上、下之一體。甚至，野老、郊童不理會帝力、天命而與時勢再不相涉的詠歌，也都只因“德盛化鈞”，再無任何由共體所致之困境的緣故。共體不再是人類存在必須克服之大物，故再無需為生活與智識之對象，這是連不文的野老、無知之郊童都已領略的道理；野老、郊童之歌并非與時運對立，相反的，它們是對時運最具體之闡釋。劉勰對“時代性”意義的理解——“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亦唯由這樣的獨特時代而致，若無如是之時代典范，是不可能有“故知”之嘆的。
同樣的，《才略》對本段時期的敘述亦迥異于其他時段，揚棄了該篇以作家辭采為主的撰作宗旨，不再談論作家各自之體性素養：
虞、夏文章，則有阜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
商、周之世，則仲虺作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并述《詩·頌》，義固為經，文亦師矣（《文心雕龍注》第10卷）。
對照《時序》關于四代時運的形容：“有虞繼作，政阜民暇”、“大禹敷土”、“成湯圣敬”、“逮姬文之德盛”、“大王之化淳”，可以看到：此時文章之溫雅含義均與現實境況直接呼應，作者亦未著力凸顯自身特質以顯示與他者之差異。劉勰對卑陶等不同作者文章成就的區隔，和探討后代時藉風格、才學素養等突出作者獨特特質之論評方法并不相似，僅從“六德”、“八音”、“贊”、“歌”、“誥”、“訓”、“頌”切入。這些方面皆屬文體及文章內容等客觀層面之事，無關作者特定情性，所展現的是純粹的時代文風�！恫怕浴吩冉遛o采保留給文章制作者的主動性，以及《時序》之后不斷呈現的文學反動，均已順服于時代，甚至已屬經典。
《時序》、《才略》這一段例外的歷史說明了：陶唐至商周文學之所以有此例外表現，唯一條件正在于其世有道。因為，若非確實達成人性正道，即使已是天下、已強行為時代整體之事實，都無法阻卻與之相對的其他無窮意向與能力。是以，縱然是歷史上相對于其他積弱、任武階段的崇文盛世，若非真正有道，亦塑造不了時代自身之“時代性”。如后來漢武“崇儒，潤色鴻業”，藉“柏梁展朝燕之詩，金堤制恤民之詠”以營造類似唐、虞時期君臣、君民應和一體之景象，并給予文士車駕、鼎食等現實上之禮遇，所造成的也僅“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皋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余采，莫與比盛”等作家、作品數量之豐碩，而不是如道文般典范。就文學而言，漢武帝對文學的獎掖仍相當外在，既止于利祿聲名等現實所得，也未真與文章深層進益有根本關聯。特別當文士以“應對固無方”對應武帝時，這迥異于野老、郊童之直接率真，也相反于皋陶等著重客觀故實的撰作方式，都說明了時代并未真實有道的事實。
文學既對有道與否產生警惕，且從未放棄以個人或對反現實的方式勾勒其理想圖像，那么，時代無論治、亂，或甚至以極怪誕、暴虐的外表出現，人類真正自覺置身之世界及其道理，始終如劉勰所認為的仍以人文之元、經典之實、有道之世為依歸，不同的只是種種偶然之損、益而已。換言之，“時代性”這基于時代各有其自我特性的立場下所形成的概念，固然是一否認常道存在的歷史觀法，但事實上，當實現常道的有道之世始為“時代性”唯一可資實現的前提時，已無所謂時代性了。
據此，《文心雕龍》如何將文學的外部因素不矛盾地納入“文律”的有效范圍，可由《時序》、《才略》二篇對“時代性”的處理清楚看到：除非有道之世，否則其他狀似時代特質之現象，對文學制作的影響皆不如作者本身情性一作者之個體特性和主動力，必超越時代而指向更高的價值理想或人情內部之美善，其影響超出時代而更深沉、長遠。而若“世之有道”與反映“作者情性特質”的文辭能力始是構成實際文學歷史的關鍵要素，那么，這無疑是說：文學史仍不脫《通變》以文體、文數所界定的文律文學史。因本于經典道文的文體，也即“世之有道”在文章體式上的轉化；由作者才力所操作的文數，在文辭氣力上的表現亦《才略》所關懷的作家辭采而已。
四、結論
從最接近現今文學史寫法的《時序》、《才略》可以看到：當所紀實的文學史現象亦為《文心》文學史理論所涵蓋時，劉勰驗證了《通變》文律作為文律之事實。各時代、各作者的作風雖然屢變屢遷，但“樞中所動，環流無倦”、“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這超越變異而足以預視文學未來前景的必然性，以及“無日紛雜，皎然可品”、“觀夫后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般對各類變異間必然有所共通、必可分析的正面結論，在《時序》、《才略》依然得以成立。
劉勰對“時代性”因素的定位和分析，其意義不僅在反映經學傳統下獨特的文學史觀；更重要的是，如此狀似漠視外部影響、刻意將一切文學經驗視為文律必然之實踐的說法，始真正凸顯了作者個體情性之價值。因為，作者基于個體特質而執行的文學創作，固然僅只是一人之文字實踐，其重要性和對人文之塑造，卻實與“有道之世”并稱，直為文學史現實發展的兩項關鍵。而若實現“有道之世”之主體需為圣人或圣王，圣人或圣王之作品為經典常道，那么，作者透過個體自身情性與制作對“時代性”的超越則顯示了：他之于時代，亦對等圣人主體與經典道文對其時代之意義。此主體性之突出與客體成就之崇高，是在去圣久遠之際，文章制作仍為個體生命理想之原因。文人能無待于圣明、祥瑞而作，文學能超脫時代而以文載心，文學作為文學故必然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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