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孟子》散文藝術研究之回顧與前瞻

百年《孟子》散文藝術研究之回顧與前瞻

　　在生活、工作和學習中，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觸過散文吧？散文不講究音韻，不講究排比，沒有任何的束縛及限制。你知道寫散文要注意哪些問題嗎？下面是小編整理的百年《孟子》散文藝術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歡迎大家分享。

　　摘要：20世紀以來，隨著經學的式微，諸子學勃興，作為儒家重要經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學科多領域的廣泛，文學研究是其中之一。縱觀百年《孟子》文學研究，有創獲亦有缺憾。就散文而言，百年中研究者主要從《孟子》散文的語言藝術特色及其修辭技巧的運用、論辯藝術及其氣勢風格、文章的邏輯性及其文體特征等方面進行了廣泛探討，取得了可觀的成績�；仡櫯c百年《孟子》散文藝術研究，其得失，探討新的研究路向，對進一步深化《孟子》乃至先秦諸子散文藝術研究不無裨益。

　　關鍵詞：《孟子》；散文藝術；研究；述評

　　在思想史上，“孔孟”并稱，孟子以孔子學說的繼承者和捍衛者而聞名，其思想的犀利和性格的剛烈在先秦諸子中獨樹一幟；《孟子》文章議論風發，文辭華贍，氣勢磅礴，奔放不羈，具有鮮明的個性和獨特的風格，是極富感染力的文學散文。20世紀以來，傳統經學瓦解，作為儒家重要經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學科多領域的廣泛研究，文學研究是其中之一。關于《孟子》一書，研究者認為，今存內七篇其體式雖不脫語錄窠臼，但“所記對話，多于獨白，對話復以往復辯論之辭為多”（P316）；成書方式亦與《論語》出于弟子和后學眾手“論纂”不同，而是由孟子“與萬章、公孫丑等親炙弟子一次纂成，故全書一致耳”；論說方式與《論語》等春秋之文重在“立意”和“見志”的“陳述”有異，而更多帶有戰國之文的“論辯”色彩。在先秦儒家之文中，《孟子》素以富于“文學”性而著稱。郭沫若將其列為“戰國散文四大家”之首，劉大杰稱揚：“當代的儒家作品以孟子最有文采，他的散文對后世很有。”（P81）縱觀20世紀的《孟子》文學研究，涉及面廣泛，從散文藝術的角度看，主要是從語言藝術特色及其修辭技巧的運用、論辯藝術及其氣勢風格、文章的邏輯性及其文體特征等方面展開的，取得了可觀的成績。本文著重就《孟子》散文藝術，從以上幾個方面對百年的《孟子》文學研究狀況進行簡要回顧，并對其得失和未來的研究趨向作一個粗淺的評說與前瞻，以期為未來的《孟子》及先秦諸子散文藝術研究提供一些借鑒與啟示。

　　一、語言特色與技巧研究

　　關于《孟子》的語言特色，一般認為與《論語》基本相同，屬語錄體，而多由對話所組成，明白曉暢、通俗易懂，但比《論語》更有文采和富于氣勢。柳存仁認為，《孟子》之“記言文字，極見流利豐暢�！保≒70）劉大杰認為：“孟子的文章不僅文采華贍，清暢流利，尤以氣勢勝。”（P83）譚家健發表于50年代中期的《略談〈孟子〉散文的藝術特征》一文對孟文語言藝術特征作了細致而獨到的分析，認為：孟文語言給人的“第一個印象便是明白曉暢”，這是因為它不事雕琢，不用生僻的詞匯和蹩扭的句法，加之善于精工刻鏤，精辟準確地使用詞匯，平實淺近，干凈利落，“有一種爽朗明快的風格，給人樸素的美感”。譚氏并由人物語言入手，分析了《孟子》的人物形象，認為孟文成功地塑造了一個生動而復雜的孟子形象，他具有“豪爽直率、潑辣大膽的個性”，“鋒芒畢露、痛快淋漓的風格”，“基本上是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代表”；而作為議論散文，既沒有曲折的情節，也無法描寫繁復的活動，主要是利用個性化的人物語言，通過孟子自己說的話，“塑造一個栩栩如生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在50年代初中期人們大多只注重諸子散文思想的評判，而忽視其藝術特征探究的背景下，譚氏之論引人注目，而由人物語言入手把握論說散文中的人物形象，亦令人耳目為之一新。楊公驥認為，《孟子》的“語言嚴謹而流暢，委婉而犀利，雄恣而細致，在生動潑辣的語言中，流露著強烈而鮮明的感情”，使“孟子的性格活現在紙上”，從而充分地表現了孟子的個性特征（P354）。一些研究者從修辭技巧運用的角度分析了《孟子》散文的語言藝術。羅星明撰文認為孟文大量地使用排偶句式、重復對比以及實詞、虛詞的交錯搭配，使語言既簡潔精煉又概括性強，“以準確、凝練的語言來表達豐富、深刻的思想”，“幾乎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了�！闭聹媸谡J為孟文通過書面語的口語化、引俗語入文、釋古語通俗化等，形成了“平樸自然，開口見心”的語言藝術風格；加之“具有自如嫻熟地駕馭語言的技巧和能力”，從而“準確凝練，辭簡義豐”。邊家珍也指出《孟子》具有“高超的表達技巧”，其語言“曉暢明白，通俗易懂，確如泛舟中流，優游自如”。賀友齡《漫話〈孟子〉的語言風格》，聯系具體作品分析了孟文“豐富多彩的修辭手段”，認為《孟子》文章樸實通俗而不粗淺俚俗，是因為其極重視“文采”，從詞語的錘煉，到句式的選擇，以至篇章結構的安排，都是“極見功力的”。此文分析頗有深度，立論平實而新穎，在孟文語言藝術研究方面較有特色，值得注意。

　　孟子生當戰國中期，激烈爭辯的現實需要和策士縱橫文風的沾染，使《孟子》與《論語》的“慎言”間拉開了距離，而呈現出雄辭激越和氣勢磅礴的風格。魯迅精辟地指出：“孟子生當周季，漸有繁辭，而敘述則時特精妙。”張振鏞認為：“大抵孟文以閎肆勝。”（P26）鄭振鐸認為，孟文“沾了戰國辯士之風”，因而“辭意駿利而深切，比喻贍美而有趣”（P74）。錢基博ii認為：“儒家之文，至《孟子》而極跌宕頓挫之妙�！保≒33）均含有對孟文由“繁辭”而形成的語言風格認識的意思，對此者多從修辭的角度作了探討。譚家健認為，孟文喜歡運用排偶的句式和反復重疊的句型，“使文章的如長江大河，浪頭一個接著一個，造成渾灝流轉，滔滔不絕的壯觀”。李澤厚指出：“孟文以相當整齊的排比句法為形式，極力增強它的邏輯推理中的情感色彩和情感力量，從而使其說理具有一種不可阻擋的‘氣勢’�！保≒60）賀友齡具體地了《孟子》遣辭造句方面的特點，認為其“行文中那種鏗鏘頓挫的音節，排散結合的錯落句式，使人讀來朗朗上口，有一種鮮明的節奏性和優美的感，使人感到作者筆端凝聚著的激情，使人受到感染，受到啟迪，使人得到一種美的享受！”章滄授把孟子散文的語言風格概括為“氣勢磅礴，雄健有力”，其表現有三：1、語句排比而起，連貫成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2、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列盡事理，千言不窮；3、居高臨下，勢如破竹，水到渠成，迎刃而解。侯愛平、呂玉玲《論〈孟子〉和〈戰國策〉說辭的共同特色》一文通過二者的比較認為，戰國時期以“辯”為特征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二者語言上的共同特色，一是善于揣情摹意，引人入彀，以利害打動人心，二是體現出文學性與邏輯性相統一的特色。文章著眼于二者之“同”，而忽略了光明正大的孟子之文與“逆探巧合”的縱橫家言之“異”，而二者的貌合神離正是孟文語言特色之所在。

　　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語言藝術的顯著特色，對此研究者也從多方面進行了探討。鄭振鐸認為，孟子“喜以比喻宣達他的意見”，“比喻贍美而有趣”（P74）。劉大杰指出，《孟子》文章在說事時，“偶爾舉例取譬，時時露出一種幽默”，如牽牛過堂、齊人妻妾諸段，“實在是巧妙，然而又是出色的比喻和諷刺”，“顯示出散文的活潑和機智”（P83）。譚家健認為，孟子的比喻“淺近平易而生動有有趣，輕快靈便而又深刻貼切”，“堪稱比喻圣手”，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設譬，運用靈活，精辟允當，一語中的，從而引起讀者廣泛的共鳴；用寓言故事作譬喻《孟子》為開風氣者，這類“敘述則時特精妙”的長喻“曲折多姿，生動有趣”，“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短喻則既平易又精練，正喻生動有趣，反喻夸張幽默。因此，《孟子》的比喻“既有高度的藝術性，又結合著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現了偉大散文家的藝術匠心”。楊公驥認為,孟子尤為擅長以寓言故事作譬喻，從而使《孟子》更具文學性，雖然這些譬喻有時并不都能恰切地闡明其理論，然而卻充分地表現了人物的感情，因而孟子使用譬喻“不是邏輯思維的產物，而是情感聯想的產物，因此它也是抒情的”（P354）。徐立認為，《孟子》設喻取譬不僅數量多，而且豐富生動，“孟子設喻不拘一格，有的是眼前景物，有的是出于杜撰，有的是當時的故事；有的夸張，有的幽默；有的一語破的，有的妙喻成串�！闭聹媸诜治隽恕睹献印酚糜鞯木唧w情況，認為孟文或以物喻理，深入淺出，或以事喻理，情理顯豁；或以寓言喻理，入木三分，從而化抽象為具體可感，化深奧為淺近通達，因此，作者認為：“孟文用喻，自如嫻熟，搖曳多姿�！惫苋矢！睹�、荀散文藝術比較》，通過比較論析認為，孟文用喻不僅多而廣，而且比喻手法富于創造性，作者往往根據不同的對象、不同的內容設喻，既有針對性，又妙趣橫生，同時孟子的比喻富于想象力，并且通過與對比手法結合，以一些超乎常理的比喻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從上述可知，對孟文擅長的譬喻手法的研究比較深入，實際上無論是單純的比喻，還是故事性的長喻，為先秦諸子散文所共有，而孟文為人所稱道，是因為有其獨特的“個性”，從而形成了孟文特有的風格，管文提供的思路當有某種論意義。

　　二、論辯

　　戰國諸子，好辯、善辯為，而孟子尤以知言善辯著稱。孟子在文學史、美學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氣”這一概念，并把“養氣”和“知言”結合起來，“他所謂知言的本領植根于養氣，而養氣就是對自己本性中的善端，循乎地加以擴充，不斷地進行道義的積累”（P112），具體運用于在對話和論辯中，形成了孟文剛柔相濟而析義極精的論辯藝術，充分表現了《孟子》散文鮮明的個性和獨特的與風格。在對孟子論辯藝術的研究中，又大致集中在論辯技巧與論辯風格兩方面。

　　錢基博認為孟子論辯“開辟抑揚，高談雄辯，曲盡其妙……一縱一橫，論者莫擋。”（P33）段凌辰發表于20世紀30年代的《〈孟子〉之辯論術》一文，對孟子的論辯技巧方法作了條分縷析的概括，奠定了孟文論辯藝術研究的基礎。另外，楊壽昌《孟子文學之管見》、李長之《論孟子文章的特點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之地位》等一批早期論文，對孟文的論辯技巧也時有論及。而從文學散文的角度對孟子論辯藝術進行研究，當是50年代中后期以后。譚家健從文章結構入手分析了《孟子》的論辯藝術，認為其特征是：（一）抓住要害，突出中心，在論辯中“有如老吏斷獄”，一下子就能把握住的關鍵，作集中分析論證以服人；（二）脈絡分明，有條不紊，次序極為清楚，“簡直是塊天成的織錦”；同時（三）又極富于騰挪跌蕩，搖曳多姿，在一問一答中逐步深入問題，穿插變幻章法，富于戲劇因素，“真是極盡曲折變化之能事”。李竹君《〈孟子〉散文的論辯藝術》一文，對孟子的論辯風格和論辯方法作了綜合研究，認為：孟子其人“堪稱一位雄辯家”，“《孟子》幾乎是一部辯論集”，作為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孟子“嬉笑怒罵，感情畢露，豪爽直率，痛快淋漓，心地正大光明，議論開口見心”，其論辯具有“若決江河”、勢不可擋的“氣勢”和鋒芒畢露、萬物披靡的“詞鋒”；行文以暢達詳盡取勝，運用了“逐層疏解，不怕反復，多用排語，重言申明”的鋪排手法，“具有戰國時期縱橫家的氣概”；“不得己”而辯的現實所迫，促使孟子“十分講究辯論技巧”，論辯中往往采取誘敵深入因勢利導的欲擒故縱方法，形成咄咄逼人的氣勢，加之嚴密的邏輯推理，引導對方，使其漸入彀中，陷論敵于自相矛盾的尷尬境地，使其無可置辯，甘心折服。徐立《孟子論說文的特色》一文稱孟子在論辯中“表現了自己的論辯技巧，可以稱得上是一個雄辯滔滔的辯論家”，“有縱橫家的特點”，指出：“他擅長縱橫家那套‘捭闔’、‘轉丸’、‘揣情’、‘摩意’之術，”加上他的長于“知言”，辯論起來“很會揣情摩意，把對方心理摸得很透，使人完全聽從他的擺布”，又重視第一手材料，論辯多以事實作基礎，所以有理有據，論辯滔滔，有的放矢，言必有中。洪波《孟子散文中的論辯方法》一文認為，孟子散文中所用的論辯方法，形式多種，變化萬千，往往因所論辯之事不同而異其方法，“無不理充詞沛，說服力強”。章滄授著力分析歸納了孟子“不同凡俗的論辯技巧”：一是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針鋒相對地辯駁答難，二是引出話題，抓住要害，步步緊逼，勢如風雷，三是對比論辯，尖銳深刻，淋漓痛快，從而形成了孟子“鋒芒畢露、剜心入骨”的氣勢與風格。郭預衡通過與《論語》的比較，對孟文的論辯藝術作了闡述，指出：二者雖然都采用一問一答的對話體，但《論語》是坐而論道的“談論”，《孟子》卻是針鋒相對的論辯，而且結構更加完整、富于辭采、極有氣勢和感情色彩（P135—139）]。管仁福認為：“孟子散文的論辯藝術主要是在人物對話中表現出來”，從論辯主體和讀者接受兩方面看，對話體的論辯不同于文章論證式的論辯，它是在一定的情景下進行，因而論辯者必須在短時間內對問題做出快速的反應、對答，在這種情境下，由于思想的直接碰撞和語言的激烈交鋒，最容易激發起論辯者的智慧和靈感，從而使論辯呈現出靈活、機智、生動的特點，發為文章極具活潑性和可讀性，讀者閱讀時會有親臨現場之感，從中很容易體會到強烈的情感和充沛的 “文氣”。楊福生認為，孟子論辯，服膺于自我精神高度，論辯過程呈現一種向心式回歸過程，其論辯藝術依托于自己強有力的完善的儒家理論體系，將論辯焦點歸結到自設前提上來駁倒對方，既揮灑自如，又能牢牢控制論辯局面，行所當行，止所當止，從而形成了“理懿而辭雅”的論辯風格。

　　三、邏輯性及其文體特征

　　春秋戰國時期也是我國邏輯思辨的發軔時期，《孟子》散文的邏輯性也為人所注目。研究者認識到，孟子論辯之所以所向披靡，無往不勝，嚴密的邏輯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譚家健認為孟子雖然不像墨子那樣有比較完整的形式邏輯，但是“卻能普遍而熟練地使用著形式邏輯的思維和思維形式，其文章都有著嚴格的邏輯”，在論辯過程中，孟子成功地運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從而“無論和誰辯論，孟子都從沒有輸過”。洪波認為，《孟子》“文章的組織與邏輯推理的規則極相吻合”，作者把孟子論辯中所運用的邏輯歸結為：（一）逐層推論法，在具體的論辯中，穿插運用演繹法和歸納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縱，開合自如，引人入勝；（二）破斥兩端法，針對論敵用假言推理與選言推理的綜合方法進行的責難，孟子從容應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予以有力的破解；（三）提出新論點法，即當論敵用假言和選言推理進行論辯時，采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論點，以擊破對方隱含的錯誤觀點；（四）例證法，即把例證作為一個前提，使邏輯推理更加嚴密。文章還認為，與“名辯邏輯學”和“墨辯邏輯學”重在立論不同，“孟辯邏輯”重在駁論，因此作者認為：“辯難體散文，當自孟子始”。

　　顯然研究者已從《孟子》文章的邏輯特征進而到對其文體特性的認識。關于辯難體，50年代中期，羅根澤認為是韓非子所“獨創”[28]。到了80年代有研究者認為其“獨創”者應為《孟子》。張惠仁《孟子——我國古代辯對文的開元者》，從文體的角度考察了孟子的論辯，認為《孟子》的論辯篇什，“把辭章藝術與嚴密的邏輯推理揉而為一”，形成了“以反駁藝術見長的辯對散文”，孟子以他“量多質高的辯對散文馳名一時”，而“辯對散文，是一種反映人們邏輯思維成果的文體，它以證明、反證明、推理的邏輯方法，闡明基本觀點”，主要是“以問對、答辯的方式展開文章，它的針對性較其他‘論’、‘說’體，要求更高，它以駁論為主要的或突出的論證方法�！鞭q對散文的產生有賴于邏輯學的形成和，孟子的“知言”說，提出和解決了“墨辯邏輯學”中所未提出和解決的駁論和方法，“自孟子的‘知言’說出現后，不僅使先秦我國樸素邏輯學體系從概念、判斷到證明、反證明、推理臻于系統化，而且在我國的文章史與邏輯史上，第一次從理論上把文章學與邏輯學合為一體”；在實踐上，“他認真地把我國古代邏輯學的成果運用到自己的辯對中來，使用多種邏輯方法，駁論有力，立論有據，從而使文章既具有嚴密的邏輯性，又具有那種高屋建瓴，勢不可擋，無可辯駁的邏輯力量。”賴志明《從孟子“好辯”看其邏輯觀》一文認為：孟子“給儒家的‘正名’學說中注入實際的邏輯，把‘正名’主張從、倫理領域逐漸地引向思維領域，從而使儒家的‘正名’與論辯這一思維邏輯的領域有了更多的聯系”，論辯中“很講究立論與駁論的論辯藝術，與嚴密的邏輯推理揉而為一”，“他善于抓住論辯的契機和對方難以自圓其說的地方，把反駁的重點放在論敵的‘所蔽’、‘所陷’、‘所離’、‘所窮’之處，在辯論中努力指責論敵的謬誤”。

　　學者們在肯定孟文邏輯性的同時，對其不足亦時有論及。張惠仁認為，孟子對邏輯推理方法的運用，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不自覺的，因此“在邏輯上必然有牽強附會之弊，有時甚至還使用一些詭辯法”。徐立亦認為，孟文在邏輯方面“沒有墨子、荀子那種‘隆正’、‘察類’、‘明故’的態度，而有時是一種‘無故’、‘亂類’的恣意推論。”根據孟文的特點把邏輯學與文學作品結合起來研究，這類“跨學科”研究對拓展研究領域，深入理解作品內涵和把握作家作品的風格特色，無疑是有意義的探索。但對孟子邏輯思想的評價，意見尚有較大分歧；對于《孟子》散文邏輯性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回顧百年《孟子》散文狀況，有創獲亦有缺憾。僅從以上所撮要列舉的情況看，百年《孟子》散文藝術研究，從起步而蔚為大觀，逐漸擺脫了各種束縛與偏見，走上了獨立的學術道路，其文學價值與地位得到了認識與確立，其散文藝術得到了廣泛的探討。然而相對于思想、主張的研究來說，《孟子》散文藝術研究只能說是尚處于起步階段，無疑尚有不少缺憾。揣度未來的研究趨向，筆者認為當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首先是要對上存在一些失誤作冷靜的符合實際的。百年中對《孟子》散文藝術性的確認，所使用的評判標準和術語基本上是用歐美移植來的，并不完全符合其實際情況，因為《孟子》以及先秦諸子散文有其獨特的內部構成因素，在諸如文體品類、題材、形式構造、表現等方面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因此，先驗的理論模式和僵化的思維方法，將會除掉其豐富性，亦不足以揭示其真正成就。因而，真正從實際出發，不套用某種現成的理論，從中提煉出相關的命題，探索出切合諸子散文自身特點的理論表述，以剖析自己的研究對象，從而做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把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應成為新世紀諸子散文藝術研究者的當務之急；其次，由于《孟子》自身的特殊性，百年中對其散文藝術的研究過多地受到的主流意識形態的介入，重思想輕藝術，既造成了眾多的迷誤，也造成了研究的浮淺和領域的狹隘，甚至有一些“空白”的領域需要去填補。這方面，徐華龍的《孟子對民間文藝的運用和認識》一文或能給人以某種啟發。徐文探討了孟子與民間藝術的關系，指出孟子大量運用了民間故事、神話、寓言、諺語、傳說等“勞動人民創造的豐富的民間文藝的內容和形式”，并聯系孟子的政治哲學思想、美學觀點和文章體式對此作了精到的分析，認為所以如此，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孟子有強烈的‘民’的觀念”和“為了對話的需要”，這表明孟子“在自覺地肯定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其確有的價值�！笔聦嵣希�在先秦諸子各家文章中都不難發現相同或相似的現象。按照流行的觀點，一切文學活動和藝術形式均肇始于民間，因此探討先秦其他諸子與民間文藝的關系，無疑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課題。因此，進一步拓展包括《孟子》在內的先秦諸子散文的研究領域，加強理論建設，開辟新的研究思路，推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實現新的跨越，將是新世紀《孟子》以及先秦諸子散文藝術研究的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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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Prose Art of Meng zi in the 20th Century

　　NIE Yong-hua

　　Abstract: Meng zi, being one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al works, was studied extensively in the 20th century. Literary research, was one of the research fields on Meng Zi, achieved much but failed in some aspects in last century. In this essay the prose art of literary research on Meng Zi is reviewed briefly in three aspects: using art character and skill of language, debating art and imposing style, and logicality and style character. Its achievement and failure is reviewed, and prospected for the research in the 21st century is also mentioned.

　　Key words: Meng Zi; Prose Art; Research;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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