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淺談翻譯研究的傳統思路及其思考
論文關鍵詞：研究 傳統思路 規定性 中心性 封閉性
論文摘要：在梳理中西傳統譯論的基礎上，認為傳統翻譯研究思路可概括為規定性、中心性和封閉性。
一、翻譯研究的必要性
翻譯是人類跨的交流活動，是推動人類進步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徑之一。對我國的學者而言，尤其要注意到翻譯對中國文化的重要性，已故的季羨林先生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惝若拿河流來作比，中華文化這一條長河，有水滿的時候，也有水少的時候，但卻從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人的次數大小大大小小是頗多的。最大的有兩次，一次是從印度來的水，一次是從西方來的水。而這兩次的大注入依靠的就是翻譯。”(許鈞《翻譯思考錄》，1998)毫無疑問，人類的進步，離不開譯者進行積極的翻譯實踐。而翻譯研究較之于翻譯實踐，其意義應該是不言而喻的。翻譯理論是研究和探討翻譯固有的內在規律，發現翻譯過程中經常出現的問題，并尋求解決途徑。研究翻譯理論，可為解決翻譯中遇到的各種困難提供某些解決的辦法。換言之，翻譯理論的可貴之處，在于能用來翻譯實踐，提高翻譯質量。翻譯研究的必要性由此可見一斑。I．A．理查茲(IvorArmstrongRichrads)曾說，翻譯很可能是宇宙進化過程中產生的人類最復雜的一類活動。它的復雜性必然對我們的研究構成挑戰，要求我們的研究不斷地向縱深的方向發展并且有所創新。
然而，長期以來，譯論研究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當然，這并不說明翻譯沒有理論研究的必要，劉宓慶就曾在《當代翻譯理論》一書的緒論中闡述了譯論的三個職能：認知職能，也就是翻譯理論的啟蒙作用；執行職能，也就是翻譯的能動性和實踐性；校正職能，也就是翻譯理論的規范性和指導性。”這些，在為翻譯理論正名的同時，也為翻譯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論支撐。
二、翻譯研究的傳統思路
很久以來，對翻譯的研究是伴隨著翻譯活動產生的點滴思考與經驗體會，但事實是，無論中外，自翻譯實踐產生之日起，翻譯研究一直存在，而且源遠流長。“發源于不同文化土壤和社會生態中的西方譯論與中國傳統譯論必然沿著各自的發展軌跡，向前推進”。然而，不同的翻譯傳統卻可以產生出彼此相同或相似的思想和理論。也就是說，中西方翻譯研究的傳統思路有著某些吻合的跡象，如苦苦糾纏于規定性的指令、過分注重主客之間的二元對立以及不懈探討到語言之間的內部轉化等等。概括來講，翻譯研究的傳統思路側重于規定性、中心性和封閉性。
(一)傳統翻譯研究的規定性
傳統翻譯研究苦苦糾纏于規定性的指令，翻譯理論大多是規定翻譯的標準、設立翻譯的規范，而不是對人們實際從事的翻譯活動進行客觀地探討。在這種翻譯觀念的作用和指導下，傳統譯論投入太多的精力，周而復始地進行兩種語言之間的形式對比，以期找出翻譯過程中的雙語轉換技巧與規律，以此規范、指導人們的翻譯實踐，實現譯文對原文的“忠實”。與此相呼應，探討以“忠實”為本的翻譯標準，從而構成了兩者之間互相依存、共生互動的關系，共同造就了傳統譯論以技巧加標準為內容、以實用主義為路向、以規范性態度為價值取向的全幅圖景。
縱觀中外，在2000多年的翻譯史上，為翻譯設章定制似乎成了譯界不可動搖的指導方針。“自西塞羅以來，西方翻譯理論史便圍繞著直譯與意譯，逐詞譯與自由譯，忠實與不忠實，準確與不準確的問題，被一條綿延不絕的線貫穿起來”。西塞羅之后的一大批優秀的西方譯論家也曾在不同時期提出過自己的不同理論和觀點:從巴特的譯文必須不增不改不減的準確翻譯理論以及泰特勒的翻譯三原則，到前蘇聯的邱科夫斯基、卡什金的有關譯論等等，無不是為譯者設定一個翻譯的標準。我國的傳統翻譯研究，也對此情有獨鐘:林“因循本旨，不加文飾”、“依實出華，、“五失本”、“三不易”等，到“信達穢，、“神似”，、“化境”說等等，幾乎都是圍繞著“怎么譯”這三個字展開的。王佐良建議我們換個角度去看翻譯原則，不要總是強調譯者應該遵守什么，還要看讀者關心什么。他在強調現有翻譯研究應關注讀者的同時，也道出了傳統翻譯研究善于規定的一面。馬紅軍對此也有論述:“以往所出的并不算少講述翻譯的書中，雖然書名各異，但內容及體系卻大致相仿:先羅列出一些所謂的翻譯方法或技巧，將其分門別類，再找些現成的例子加以闡述，以供初學者效法。”
這種規范性的研究方法，其顯著特點是定出一個規范，讓所有譯者，不分時代，不分工作對象，不分譯者、讀者的認知環境，在他們的翻譯實踐中一律遵照執行。若有違反便叱之為“不忠”或“結構笨重”、“誤導讀者”等等。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上世紀50年代。人們似乎認為，理論的作用就是規范行為、統一思想，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事實上，傳統翻譯研究對“忠實”、“對等”、“傾暢”等字眼的過分執著;對完美而又恒定的翻譯標準的過分追求;對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翻譯方法的過分追逐，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翻譯研究的原地踏步。換湯不換的術語變換，不僅沒有因為追求“規范”而使得譯界天下一統，反而使得譯者在面對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規范”時顯得無所適從。譯者到底是遵循“翻譯必須表達原文的詞語”的標準，還是應該遵守“翻譯表達原文的思想，”?“譯文應當讀起來像原文”還是‘譯文應當讀起來像譯文，’?面對這些，已叫人莫衷一是，更莫談建立譯學了!
再者，傳統翻譯研究的規定性，更多的是個人翻譯實踐的經驗之談，是翻譯家對翻譯理論的初步感覺，雖然在翻譯研究中我們無法漠視它的存在，但無法否認的是，其語之過簡極度濃縮，不成系統。正如李林波所言，傳統譯論的基本缺陷在于“理論研究不注重系統性，因而變現為零散性;缺乏統一的范疇和術語體系，因而具有模糊性和流變性;方法上缺乏嚴密的論證和分析，側重于經驗的闡發和直觀推論，因而變現為印象式和感悟式。總的來說就是理論上缺乏系統性，方法上欠缺科學性。”因而，規范性的翻譯理論在翻譯實踐中也必然顯得單薄。
在這種情況下，譯界已開始走出了以“怎么譯”為標記的翻譯技巧研究，更多地從廣闊的文化層面審視翻譯，研究翻譯，從而逐漸融人當代世界翻譯研究以“文化轉向”為主導的描述性翻譯純理論研究的主流。
(二)傳統翻譯研究的中心性
“傳統思維方式是以主體作為基礎和中心的，認為人是客觀世界的解釋者，他可以通過理性認識并把握世界。這種思維方式所追求的是一種抽象的事物觀，認為紛紜復雜的事物下面都有一種一致性的基礎。這種思維方式的特點就是對基礎、中心和統一性的迷戀與追求”。
實際上，在此思維方式作用下，中西方譯論研究者都十分敬畏原文文本和譯者在中的地位，作者中心和原著中心論占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西方的邏各斯中心主義下的翻譯研究和實踐使得原文被看成是整個翻譯活動的中心，文本有確定的中心意義，能完全展現和把握思想的存在，文本的創作者當然也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他被看作是文本意義的唯一創造者。不難發現，西方古代乃至近代的很多譯論，都已證明了傳統譯論對“中心性”的狂熱追求。卡特福德的‘語篇等值”、紐馬克的‘文本中心論’，無不主張以原作為權威，追求譯文和原文的全方位契合。當然也可以從一些翻譯比喻來證明傳統譯論對“中心”的執著:17世紀英國偉大的翻譯理論家德萊頓曾經把譯者比做“奴隸”，認為“奴隸”只能在別人的莊園里勞動，給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釀出來的酒卻是主人的，這否認了譯者應有的地位，認為譯者應以作者或原文為中心來進行翻譯;在論及原文和譯文的關系時，“把不摳字面意義的靈活譯本比作‘美而不忠的女人’”，認為譯者稍有‘靈活”，便是“不忠”。
中國的傳統譯論也沒能跳出“中心性”這一窠臼。羅新璋把中國傳統譯論的發展歷程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案本”與‘求信’實為中國傳統譯論的核心所在，主張原作為權威，譯者必須積極追隨原作者的腳步，不容許在譯文中有白己的印記，強調譯者單方面對原作的適應。傳統譯論視野下的譯者一直沒有脫離“忠實”原則的禁錮。正如謝天振所言:‘古往今來，大凡嚴肅的翻譯家，他們總是把正確理解和表達原文的‘意思’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
“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所有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彈精竭慮，苦苦求索的首先就是原文作者的‘本意”’。和外國傳統譯論相似，中國傳統譯論也一直是‘原文至上”，認為翻譯的實質，不外乎就是對原文的復制，因此，原文與譯文的關系或者說作者與譯者的關系是“主仆”關系。判斷翻譯成敗與否、熟優熟劣，就是“信”字當頭，看譯文是否忠實原文。所以，中國傳統譯論研究重點就是‘原文.—譯文的比較，不涉及翻譯的外部因素，諸如權力、意識形態等因素”。在這個問題上，佛經翻譯就是證明。‘早期的佛經譯論中無論是道安對于‘五失本、三不易’的謹慎，還是僧睿對于‘傷本’、‘乖趣’的規避，都投射出一種強烈的保本意識，即使到后來嚴復的‘信達雅’、傅雷的‘神似’以及錢鐘書的‘化境’都不曾跳出文本轉換的案臼，借用西方文論的說法，即主要還是‘文本中心論范式”。
對“文本中心”和“作者中心”的強調，實際上就是譯者對作者的忠實、譯文對原文的復制和再現，這無疑使得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處于被動地位，而譯者和譯文讀者的主體因素在傳統翻譯研究中也常常被忽視。雖然無法否認傳統譯論中也偶有異樣的見解出現，但那終究寡不敵眾，被淹沒在主流的譯論之中，這不利于翻譯批評走出狹隘的圈子，更客觀地應用翻譯理論及實踐。
(三)傳統翻譯研究的封閉性
限于條件，傳統譯論多數帶有較明顯的經驗主義性質或色彩。這種條件下孕生的翻譯理論程度不高、不系統也不完整，傾向于人文主義而忽視了翻譯研究科學的一面。這種情況到后來有所改變，20世紀初期，以索緒爾為代表的語言學家開始轉向語言內部結構關系的研究。索氏區分出語言和言語，歷時和共時，提出縱向聚合關系和橫向組合關系，他的理論和方法標志著結構主義語言學的開端。受結構主義語言學影響的結構主義翻譯觀最大的優勢表現在研究高度規范化的語言方面，能提供許多范式以及使用標準形式的術語，但該理論有一個嚴重的缺陷，即它從語言學的角度只研究句子層面以下的句子和語言現象，結構語言學和轉換語言學分階段的研究都沒有走出句子層面，而翻譯則很明顯地不是去翻譯一個由一系列句子組成的文本。因而，幾乎所有的語言學派理論都暴露出了一個共同的缺點:它們都不能觸及翻譯的文本層面，僅僅局限于文本之間語言到語言的封閉轉換，這樣狹窄的視野當然會制約翻譯研究的突破性發展。
以語言學派為指導的翻譯研究是以語言分析為基本方法從而對語際間符號的轉換規律進行研究的，它是以尋找意義的對等為目標，把人與時間、空間的關系，即語言外部的東西完全排除在外，形成了語言邏各斯中心主義。在這種翻譯觀下，翻譯被看作是一個可以在真空條件下進行的封閉性的活動，語言就變成了一個封閉、靜止和自足的系統了。許多人理所當然地認為，語言是透明的，意義是通過語言規律設定的，在一種語言中表達的內容一定可以在另一種語言中表達出來。
這種翻譯研究模式太過理想化。翻譯研究，絕非僅從靜態的兩種語言的形式特征及分析對比的單一緯度所決定或解釋得清楚的。‘雖然結構主義語言學介人翻譯學研究曾使翻譯研究一度繁榮，也曾激起人們建立翻譯學的雄心。但是由于結構主義語言學自身的不足，如靜止性、封閉性和自足性，很難適應翻譯中靈活多變、要有具體語境的語言實際應用的情況”。因此，這種自我封閉的模式也必將隨著翻譯研究的不斷發展而被打破，原來被排除在結構主義語言學之外的一些因素應該而且也必然會進人翻譯研究的領域。“可喜的是，近年來隨著比較在我國的復蘇，中國譯學界也開始接受所謂‘翻譯研究派理論’。許多學者開始一反前人關于譯學靜態研究的做法，將焦點慢慢轉移到翻譯過程的多維目的性質及翻譯與目標語的互映互動等等問題上來”。
總之，語言學派的翻譯研究方法和思路不利于作為一門獨立的、具有高度綜合性特征的翻譯學的發展。要想使譯學有本質的發展，就必須拓寬研究的思路，不能把目光僅僅放在語言形式間地轉換和對應，不能僅局限于文本的靜態研究，也不能僅關注翻譯的內部研究。我們應該秉承傳統譯論中的精華部分，把翻譯研究被置于更為廣闊的文化語境之中。
傳統翻譯理論歷史悠久，雖然它們具有多方面的歷史局限性，但它們依然是中國和世界文化的寶貴財富，我們必須視若珍寶，矢志于闡發和開拓性繼承。在對待傳統翻譯研究的‘規定性”的問題上，我們既要尊重翻譯技巧在翻譯研究中的地位，又要反對把翻譯技巧的探索看作翻譯研究的全部;在對待“中心性”問題上，我們既不能忽視作者和原作在翻譯中應有的地位，又要重視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能動性的一面和讀者視野對翻譯的反作用;在對待‘封閉性”問題上，我們不僅要正視語言在翻譯中基礎性的地位，同時又要跳出語言轉換的單一視界。一些有志于譯學建立的學者，正在積極轉變思路，他們秉承傳統譯論中的精華部分，在此基礎上一直都在努力地探索，致力于傳統譯學的現代闡釋，從而為翻譯研究開啟了一個新的篇章。
【淺談翻譯研究的傳統思路及其思考】相關文章：
大學英語翻譯教學現狀及其發展思路03-03
淺談翻譯理論視域中的文化研究01-07
淺談個體知識的特性及其開發管理研究03-01
古代體育文學的描寫內容及其研究的幾個思考11-26
淺談新建本科院校大學英語翻譯教學的新思考12-03
中國法文化傳統的形成基礎及其思考03-21
淺談藥師立法的思考03-24
淺談我國管理會計應用的問題及其思考03-17
淺談角色教育及其啟示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