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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明末科舉文風的文學效應
【內容提要】明代末年以研討八股文兼及詩文創作的文社大量興起，明末文學家大多經過文社的培養而享譽文壇，社團文人成為文壇的主要文人群體。作為備科舉考試的社團文人，在社團內接受科舉考試訓練和八股文創作的學習，同時又從事詩文創作。社團文人的科舉思維對他們的詩文創作具有深刻影響，形成明末文壇以六經為根柢的儒者古文。社團文人創作往往借鑒時文法入古文，或者借鑒古文法入時文，使明末文學創作與理論批評具有不同以往的鮮明特色。
【關鍵詞】 文社；科舉文風；文學效應?
明代末年，以研討八股文為主要文學活動，兼及詩文創作的文社大量興起，到崇禎二年（1629）形成以復社為核心的全國性社團聯盟，社團文人成為明末文壇的主要文人群體，這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不啻為特殊的文學景象。作為備科舉考試的社團文人，在社團內接受科舉考試訓練和八股文創作的學習，其文學素養多從嚴密的八股文訓練中所得，科舉思維對社團文人的文學創作影響極為深刻。沒有經過科舉八股文訓練的文人在詩文創作上往往會“格格不達”，清初王士禛言：“予嘗見一布衣有詩名者，其詩多有格格不達，以問汪鈍翁（汪琬）編修，云：‘此君坐未嘗解為時文故耳�！瘯r文雖無與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終不分明�！保�1］300可以這樣說，明末社團文人創作多受科舉思維影響，使明末文壇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鮮明特色。
一、 儒者古文：以六經為根本的古文創作?
明萬歷中葉以后，科舉八股文日趨走向模擬的境地，文壇文風日趨腐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科舉士子為學不能根柢經術。作為明末文壇盟主的復社聯盟領袖，張溥提出“尊經復古”思想以救文壇文風腐朽之弊，“返經”成為開創新的文壇風氣的重要方式。錢謙益也說：“今誠欲回挽風氣，甄別流品，孤撐獨樹，定千秋不朽之業，則惟有反經而已矣�！贝鹦炀拊磿�?
社團倡導“返經”思想救文壇科舉之弊，主要源于六經所蘊含的豐富的社會內涵。所謂“六經”，主要指儒家學說的六種經典著作，包括《詩》、《書》、《禮》、《易》、《樂》、《春秋》。這六部儒家經典著作各自為用，又合為整體，內容包括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謂古人不可動搖的“大百科全書”，同時也是古人從事學術研究的主要對象和最高標準23。朱元璋定科舉，以“四書”“五經”為士子為學對象，其目的在于傳承儒家“道統思想”，實現儒家“德治”的社會功能，培養具有治國理政能力的合格官吏。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明建立科舉制度，以八股文取士的良苦用心。
因而，明初科舉方興，士子讀書本于經術，其古文創作亦能以“經術”為根柢。如成化年間著名的時文大家王鏊“以制義名一代”，《四庫全書總目》稱其“古文亦湛深，經術典雅遒潔，有唐宋遺風�！錆捎诠耪咭焉睿蕰r文工而古文亦工也�！薄墩饾杉诽嵋魅f歷中葉以后，隨著明末文社的大量興起，文社成為改變文壇自萬歷以來逐漸形成的腐朽文風的重要力量。文社諸子大多主張時文、古文創作皆須本之“經術”，以此來達到厘正文體目的。如代表明末文壇主流的江西豫章社領袖艾南英與江南復社聯盟雖然在宗法對象上存在較大分歧，而且艾南英始終不肯加入到復社聯盟中來，但在倡導返經救時文之弊思想上，豫章社與復社卻出奇地一致，二社皆把“六經”作為古文創作根柢的不二法則。豫章社領袖艾南英說：“今夫古文辭之為道，其原本經術，與舉子業無以異也。”李元云近藝序復社領袖張溥亦言：“概時文之盛興，慮圣教之將絕，則各取所習之經，列其大義，聚前者之說，求其是以訓乎俗。”詩經應社序文雖有“古”“今”之分，而各自本于“經術”的創作基礎和思維理路是相通的。正如清初學者俞長城所言；“理學透則文章自工，非有二事。”題鄒謙之稿也就是說，士子通過研習經術，能透徹理解經書所蘊含的圣人之道，文章也就自然而至，自然而工。這個道理艾南英非常明白，他說：“文以明道為主，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陳大士合并稿序從這個意義上講，文章本質在于闡發圣人之道，而不僅僅是模擬古文技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沈受祺才把艾南英“以孔孟經學為根基的古文”稱為“儒者古文”，把“以孔孟經學為根基的學問”稱為“儒者古文之學”。由于艾南英“起而大聲疾呼”，“天下瞿然知有儒者古文之學”總論。艾南英成為明末啟、禎之際文壇“儒者古文”代表，在當時文壇也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有人是這樣評價他的：“三十年來，古文一道半歸豫章，豫章之文，必以千子（指艾南英）為領袖。”總論?
社團文人對經書義理的深刻研究往往使其古文創作氣脈貫通，思想深刻而顯博大精深，表現出儒者古文的顯要特征。如果胸無經術，僅以形式上的“新”“異”為文，反墜時文蹊徑。明末竟陵派詩人鐘惺古文就有此種毛病，黃宗羲就批評他：“其文好為清轉，以糾結見長，而無經術本領，求新求異，反墜時文蹊徑�！本�37可見，古文析理是否本之六經、析理是否深刻、文章是否博大精深，幾乎成為判斷古文創作是否“空疏”的標準。由于明末文社諸子提倡讀書尊經，創作古文以“經術”為根柢，這就使得社團文人古文創作在闡發事理時往往從六經中尋找依據，以六經所蘊含的義理來分析事理。如張溥古文中有很多為他人八股文選集寫的序，這些序言大多從六經的視角言理，如《房稿〈遵業〉序》，房稿《遵業》之選是復社成員周立勛所選時文集，張溥認為周立勛選文有兩個特點：其一，人倫道德皆蘊經中，選家須通經，方能辨時文真偽；其二，被選者須“徑明行修”、“懋義不倦”、“讀經盡倫”之人，“文之可錄者皆出其中”�？傊瑥堜吖盼目偸菄@六經以及六經所蘊含的儒家人倫道德闡發事理，可謂在古文中“行《六經》、《語》、《孟》之理”，以此來實現他所提倡的“質訪實用，不務虛文”后場名山業序的古文風格。
在古文中“行《六經》、《語》、《孟》之理”的古文創作當然可以使古文“質訪實用”，但有時也會出現贅“經語”入古文的弊端，即為了表達思想的需要，隨意對經書語句進行解釋，以符合文中表達主題的需要。張溥古文創作就出現了此種弊端，因此遭到其他社團的批評，批評最為激烈的是豫章社領袖艾南英，他說：?
今必贅經語以就題，復強吾意以就經語，又況夫尊經而不能通其解，業一經而誤用其四。若是而號于人曰尊經，吾恐先圣有知，必以為穢而吐之矣。嗚呼，今日制舉之弊已至于此，一人倡之，人人和之，遂至臭腐而不可讀，而吾以為此皆空疏不學之過也戊辰房刪定序。
應該說艾南英對張溥的批評言詞是比較激烈的，并扣以“空疏不學”之名，這在當時文壇可是一個不小的“罪名”。謝國楨對張溥古文也持懷疑態度，他說： 自從李東陽、王弇州前七子后七子等人主張復古，弄成似子非子，非漢非魏晉，一般似通不通的文章出來，真有改革的必要。所以艾千子主張由歐、曾以取法成、弘，把文章弄得清清楚楚的，不要用支離的文句和瑣碎的典故，他的主張本來是很不錯的。但張天如他卻主張祖述六經來矯正時弊。他這個主張，我們倒很懷疑。所謂尊經復古者，是不是學圣人的品行，要是“祖述堯舜”，那也沒有什么不可以；但是要效法六經的字句，拿他這種主張，與王李七子“文必漢魏，詩必六朝”比較，卻是同樣不識時代性，同一樣的失敗。所以我們一翻開《七錄齋集》里面的標題，像《房稿霜蠶》、《房稿香卻敵》、《房稿文始經》，這種模仿《六經讖緯》，似通不通的文字，比王李七子還要可笑。
謝國楨也同樣指出張溥古文中“贅經語”的毛病。更主要的是，張溥在應社（為復社前身）內分治五經的十一人中專治《易經》，這就容易使其古文創作“無意識”的“夾雜”某種帶有神秘“讖緯”色彩�？偟膩碚f，從當時古文創作的實際來看，此種弊端，張、艾二人文中皆有，但艾南英稱張溥古文“空疏不學”實在是有些片面；相比張溥之作，艾南英古文更顯空疏之弊。二人以“空疏”相擊，不過為明代文人之間的義氣之爭和門戶之爭的結果罷了。
以經學為根柢的古文創作在清代初年表現得更為強烈。明清易代之后，很多由明入清的社團文人一變而為明遺民。在那個天崩地解的時代，很多社團遺民加入了反清復明的洪流之中�？骨迨『�，他們轉而沉潛于學術研究，反思明亡原因，在思想上與清政權作斗爭。他們把明亡的一個原因歸結于明代學人的空談心性和科舉八股文的空疏誤國。因而，他們反過來更加提倡學者為學務必以經學為根基，提倡以經學為基礎的“經世致用”之學，形成清初“為文不言心性，而講經世致用”339為主要特征的“學人之文”，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他們的古文創作特別強調根植于經史之學和當世之務，“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強調“文需有益于天下”卷19。這些“學人之文”思想性比較深刻，明末形成的“贅經語入古文”的弊端也逐漸克服，使得清初古文一歸于正。
二、 時文古：八股文創作對古文法的借鑒?
八股文重法，復社聯盟領袖張溥倡導不遺余力。如張溥在給程楚石《程墨選》所寫的序言中就特別強調士子作八股文如匠人制器，既要“操斤準節”，又要符合“長短尺寸”之數，以“法”規矩之程楚石《程墨選》序。
社團領袖所倡導的“重法”科舉文風，經過社團文人的廣泛宣傳，在明末文壇形成一種重法風氣，對作家的文學創作產生很大影響，不僅古文創作思維受時文嚴密體制的影響，而且時文創作也多借鑒古文法；甚至當時士子為訓練八股文作法，在平常的書信來往中也自覺不自覺地采用時文法。如陳際泰少貧學無師授，“凡寫家信與尋�？妥訒�，皆用八股法”陳氏三世傳略，以此作為他提高八股文創作水平的訓練方式。在古文法與時文法的相互借鑒上達到非常熟練的境界，由此在明末文壇形成“時文古、古文時”的風格特色［14］《嶧桐后集》序。這也是當時社團形成的“重法”科舉文風對文壇影響比較突出的一個特征。
所謂“時文古”，指時文創作借鑒古文創作技法，使時文呈現出古文的某些特征。從淵源上來講，八股文與古文最為接近，以古文法入八股文也在情理之中，同時也是提高八股文創作品位的一種方法。自南宋王安石定以經義取士之后，便出現了專門評點古文作法的專門論著，如呂祖謙的《古文關鍵》、魏天應編選的《論學繩尺》，以及南宋末年謝枋得的《文章軌范》，等等。這些專門評點古文作法的專門論著，成為此后時文創作可資借鑒的“得力助手”。明初以科舉八股文取士，“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為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為明文之極盛”［15］凡例。其后，不管是七子派還是唐宋派、公安派，都把“以古文為時文”作為創作高品位八股文的最高追求，以古文法入時文也是創作“真時文”的不二法則。明代萬歷中葉以后，士子日益把八股文作為仕進榮身的“敲門磚”，以“程墨”、“坊稿”為學，八股文越來越脫離了它的高品位追求而日趨腐朽。艾南英指出，當時士子作八股文的病癥在于“為制藝者不知古文為何物”與友人論文書，“制舉業之道與古文常相表里，故學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為時文”金正希稿序。因而，明代末年，文社便提出了“以經史古文撫養程文”的主張。提出這一主張的是與張溥號稱“婁東二張”的復社聯盟另一領袖張采，他在《論文紀事》中說：“予謂時文之為害，使人一生無文章，經史古文，正以撫養程文。”［16］豫章社陳際泰也持相同的觀點同人年譜社序，并以能“以古文入時文”而自居復劉孝若，他的時文創作明顯地表現出古文創作的某些特色，以致于汪函朗讀陳際泰的時文卻不知為時文，而以為是古文。陳際泰是這樣陳述這件事的：?
陳子在浮梁舟中晤汪函朗，朗為伯玉（汪道昆）大司馬從子，素不習時義而善古文辭，得予制舉業，大嗟賞。予刻怪卿不習是，何以獨賞是？然以別友文使之讀，則已不解為何語矣。世之習舉子業者以陳子之文不可句，而汪所不解者乃在彼不在此，彼非以時文讀陳子之書，以古文讀陳子之書也羅貞卿詩集序。
再如黃宗羲所作時文，據伍崇曜《重刻南雷文定跋》記載，黃宗羲“年尚少，閣學文文素見先生行卷，曰：‘是當以大著作名世也’，都御使方孩未亦曰：‘是真古文種子也’”，黃宗羲所作行卷呈現古文風格和氣態，明末著名學者文震孟竟贊賞其“以大著作名世”。為何文震孟對黃宗羲的評價如此之高呢？原因就在于黃宗羲“以濂、洛之緒，統會于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濟，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者所未有也”。黃氏為學既能根柢經學，又能融合各家，其時文創作并不模擬古文之法，而在時文中行古文神氣，闡圣賢之意，黃宗羲借古文入時文在技法上達至“化境”。
文社選家一般通過對前人時文的具體評點，指出時文中如何行古文之法，以便士子模仿學習。如艾南英評點歸有光所作八股文《天將以夫子為木鐸》：“看他每股接頭轉折處，純是古文行局，一種空漾渾雅，繁委周匝，無一不古，真國朝第一時文手乎，亦深于古文者方知之�！�367指出在八股文中的每一股轉折處如何行古文法。周介生評茅坤八股文《質勝文則野》：“雅而潔，鹿門為文得《史》、《漢》、歐曾之遺法。”題茅鹿門稿指出茅坤八股文中行以古文風格之法。艾南英評王鏊八股文《許子必種》：“此題散敘差易，而截作四段整齊，又于問答處一字不漏，此非守溪先生不能。昔人模仿史遷敘事，但能見之古文詞耳；今見之時文此開辟來文章一變局也�！鳖}王守溪稿指出時文敘事題材如何借鑒史傳敘事之法，等等。這樣的例子可謂舉不勝舉。文社選家通過對時文的具體評點，在明末文壇形成一股“以古文法入時文”的風尚三與周介生論文書。
晚明文壇對前后七子模擬復古文風批評非常激烈，如公安三袁就提倡“獨抒性靈”的自由創新文風，試圖從根本上徹底改變“七子派”給文壇帶來的沉悶模擬復古文弊。艾南英也對前后七子的復古文風深惡痛絕，批評前后七子“相率取馬遷、班固之言摘其句字”，相襲為“腐剿”之弊重刻羅文素公集序。古文創作如果從字句技法上師法古人，往往會被人譏為“模擬”。為了避免重蹈“模擬”之途，艾南英提出古文“貴傳古人之神”的說法與沈昆銅書應該說，古文中能傳古人之神，為古文師法前人的最高境界。但是，古文中傳古人之神就已顯困難，何況時文在體制上又多所限制，以古人之神入時文就更顯困難。艾南英就曾抱怨說：“況于制舉藝限以題旨，拘以排股，而欲于其中行以史漢之神，可謂難矣。”與沈昆銅書無深厚的經史之學，在八股文中行“古文之神”的確很難，以致一些學無根柢之人往往喜歡在八股文的形式技巧上作文章，“句必精儷，字必纖役”，誤以“東漢末年至于梁隋陋習”為古與沈昆銅書；黃宗羲也以“以古文法入時文”為“剿襲之字句，飾時文之音節”七怪，譏諷時文由于以古文法“裝點門面”而誤入“模擬”之途。因而，時文是否借鑒古文法也不可一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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