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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產業結構的經濟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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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的的經濟一直都處于高速發展的狀況，無論從民富還是經濟增長都是列入首位的。浙江在尋求發展的過程中走出了一條富有自身特色的改革創新之路、富民強省之路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之路，本文重點分析浙江經濟在形成過程中的產業狀況，制造業的發展路程和今后浙江產業的發展路線。
關鍵詞 ：產業結構 產業演變 影響因素 產業升級
產業結構的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的經濟實力不斷的提高，主要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多年來居于全國前列。工業經濟效益在全國中業保持著一點的優勢。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一組數據，2006年，長三角16城市三次產業結構由上年的4.1∶55.0∶40.9調整為3.7∶55.0∶41.3，其中，浙江三者結構為5.9∶53.9∶40.2。 (西方傳統經濟理論把各類產業分為三類，分別稱為第一、二、三產業，其中第一產業指農業，第二產業指工業和建筑業，第三產業泛指服務業。一般來說，農業的比例越低，服務業的比例越高，說明經濟越發達)，而1978年的浙江產業比例為38.1：43.3：18.6。由數據可以知道，1978～2006年之間，浙江的發展重心傾向于工業的發展和服務業的提升。浙江省產業結構多年來以輕工業為主，重化工產業開始成為浙江工業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具體分析浙江產業結構由一下幾個特點：
從2006年全省生產總值為15649億元，比上年增長13.6%，增幅比上年提高0.8個百分點，高于預期目標3.6個百分點。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923億元，增長3%，第二產業增加值8438億元，增長13.9%，第三產業增加值6288億元，增長15.1%。人均GDP為31684元(按年平均匯率折算為3975美元)，增長11.6%的數據可知：1. 農業生產平穩增長；2. 工業生產較快增長，高技術產業發展迅速；3. 第三產業加快發展。
從工業整體上來看：
中小型企業是浙江工業發展的主體。浙江經濟的一大特色是中小型企業數量眾多，占全部全部企業數的99％以上。2006年全部工業增加值為7538億元，比上年增長14.4%，對GDP的增長貢獻率達到49.8%，拉動GDP增長6.8個百分點。非公有制企業繼續保持增長，其生產增長較快，外商和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增加值分別增長26.6%和20%；私營企業增加值增長17.4%，所占比重從上年的31.8%上升到33.7%。全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稅和利潤分別為2271和1325億元，比上年增長20.4%和23.4%。
勞動密集密集型傳統產業是浙江工業的支柱。浙江勞動密集型工業中輕紡、機電等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有較強的競爭力。紡織、服裝、皮毛羽制品，體育文化用品制造、石油加工、化學纖維、普通機械制造等行業的利潤占中國同行業利潤的1/5以上。涌向出的一批產品覆蓋率較高、競爭力較強在全國同行業中處于領先的優勢企業, 如娃哈哈集團公司、萬向集團公司、浙江納愛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
小商品成為浙江工業產品的核心。近些年支撐浙江經濟高速發展的工業產品都是些平常而簡單的小商品: 服裝皮革、低壓電器、打火機等等。浙江小商品以小取勝、以量取勝、薄利多銷, 由于高回報, 一躍而成為大市場, 成為國內名牌, 乃至世界第一。
浙江的塊狀經濟（產業集群）優勢。浙江省區域塊狀經濟（產業集群）迅猛發展，形成了專業化競爭優勢和特色優勢。以嵊州領帶、永康的小五金、樂清的低壓電器、瑞安的汽摩配件等為代表，浙江省現在已有400多個產值超億元的產業集群區域，大大小小集群的總產值已占浙江省工業總產值的60%以上。
浙江產業結構的演變
產業結構演變在理論上可以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是工業化的初期和中期，結構變化的基本特征是第一產業比重下降，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比重提高。第二階段是工業化后期，結構變化的主要特征是第一產業比重繼續下降，第二產業比重由升轉降，第三產業比重繼續提高；第三階段是后工業化時期，主要特征是第一產業比重趨于穩定，第二產業比重繼續下降，第三產業比重繼續上升。從浙江的情況看，經過改革開放26年的發展，第一階段的任務目前已基本完成，目前正處在從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后期跨越的特殊歷史時期。在第一階段浙江產業結構的演進大致走了四步。
第一步是1978—1984年。這是浙江工業化全面啟動時期。工業增加值及第三產業比重經過幾年的波動出現了穩步上升的趨勢。
第二步是1985—1991年。這是浙江工業化全面推進時期。這一階段， 第一產業增加值比重在20％至30％的區間里繼續以每年1個百分點的速度穩步下降，從1985年的29％下降到1991年的22．7％ ；工業增加值比重穩定在41％左右；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則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上升，并在1987年首次超過第一產業增加值，在1991年躍上30％的平臺。這7年浙江的GDP從322．1億元增長到1081．8億元，按可比價計又翻了一番，年均增長10．9％。
第三步是1992年一2000年。這是浙江工業化全面擴張時期。9年問，第一產業增加值比重在
10％至20％的區間里繼續以每年1個百分點的速度逐年下降，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以及工業增加值比重快速提高，并在1998年達到54．3％和49．0％的歷史最高點。這一階段是浙江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全省GDP從1081．7億元增長到6036．3億元，按可比價計增長了2．42倍，年均增長14．6％ ．其中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8．8％ 。
第四步是2001年以來。這是浙江工業化全面提升時期。第一產業增加值比重從2001年的
9．9％下降到2006年的5.9％ ；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比重小幅上升，2006年分別為53.9％ 和40.2％。對照產業經濟理論，我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產業結構的演變總體上是符合規律的，但也存在著幾個明顯的約束因素。
浙江產業結構的限制
浙江經濟的高速增長, 得益于大量的勞動力從第一產業部門轉移到了第二產業部門, 但是第二產業內部各部門的相對變化較為緩慢。七八十年代, 浙江省的主要工業部門是紡織、機械、食品、化工和建材工業。這種狀況延續至今, 紡織、機械和化工這三大工業部門的地位基本沒有變化。浙江省制造業的產業結構沒有太大變化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其一是需求結構的變化緩慢, 其二是供給結構的變化緩慢。
隨著經濟的發展，浙江的產業結構不協調已日益明顯，影響產業升級的因素主要有：
產業結構調整滯后于經濟增長, 主要產業集中在以低技術含量、低檔次為主要特征的浙江省傳統產業、多數產品處在價值鏈低端, 參與區域和全球產業分工水平較低, 產品附加價值較低, 品牌形象薄弱, 產業鏈較短, 低成本競爭優勢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隨著WTO的加入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浙江省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的優勢將逐漸減弱，而資源缺乏和技術水平較低的劣勢將日益顯露出來。
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壓力比以往任何時期都大, 而當前國際貿易摩擦、爭端日益增多; 浙江人多、地少, 礦產資源貧乏導致基礎性資源約束凸現, 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產值和數量, 轉變傳統增長方式已成必然趨勢。
城市化滯后，第三產業的比重嚴重偏低，制約了浙江省第一、二產業增長方式的轉變和增長效率的提高。產業結構的高級化是判斷現代化進程的一項主要指標。若按"英克爾斯的評價體系"進行測算，在實現現代化的10項指標中，第三產業和農業占GDP比重的標準值應分別大于45%和小于15%。而根據最新數據，浙江2006年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已降至5.9%；而第三產業的相對比重仍僅為40%左右，雖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明顯低于上海、北京、廣東等先進省市。浙江目前產業結構的層次，大致上高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略低于中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加快發展第三產業，已成為浙江省提前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當務之急。
創新動力較弱,一些地方產業結構出現某種程度的被鎖定的路徑依賴的狀況, 廠家主要工藝技術與關鍵設備都依賴國外。企業自主研究開發能力不強，技術創新整體水平不高。從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企業創新能力的發明專利申請總數指標來看，2000年浙江省每百萬人口發明專利授權量2.41件，列全國第8位，僅相當于北京市的5%，上海市的19%。而且，浙江省發明專利在三種專利中的比重偏低，也從一個角度反映出浙江省自主創新能力的不足。
企業規模偏小，缺乏大企業、大集團，單個企業競爭實力不強，缺乏抵御風險的能力。在日益強大的競爭對手面前，浙江省企業機制活、掉頭快的小而靈的先發優勢正在部分喪失。遍布浙江省的眾多富有活力的中小企業集群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浙江省企業普遍規模較小、缺乏競爭力的劣勢，但從長遠發展看，中小企業集群畢竟無法代替大企業，大集團，因而增加浙江省大企業的數量勢在必行。
浙江產業結構調整的思考
浙江先人一步的農村工業化以及中小企業為主的傳統路徑很難在未來16年時間里實現。其原因在于先發性的體制優勢很難在短期內轉化為產業結構快速調整所必需的技術優勢；先人一步的農村工業化也很難在短期內轉化為第三產業快速發展所依賴的高度城市化； 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構架更很難在短期內轉化為高技術產業快速發展所需要的產業基礎。因此，推進產業升級，必須突破傳統的路徑依賴，以新的理念和新的思路選擇并構建新的路徑。這一新的路徑從宏觀上看主要是四大戰略：
近幾年來, 浙江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大中城市規模迅速擴大, 一批縣域中心鎮迅速崛起, 省內四小時交通圈初步形成, 通信普及率達較高水平, 環杭州灣、溫臺沿海地帶和浙中一些地區, 非農化程度已相當高。2003 年, 全省城市化率達到53%。杭寧溫等大城市強化了集聚和輻射功能, 制造業開始向周邊及欠發達地區轉移, 總部經濟逐步興起。大中城市及其附近地區, 正在日益成為浙江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領頭羊、加速器和結構調整升級、產業空間集聚的重要平臺。
國際化帶動戰略。面向2020年的結構調整，其中最為艱巨的任務是加快發展高技術產業。浙江的實踐證明，在以傳統產業為主、中小企業為主的結構框架和發展格局中，以自然演進方式發展高技術產業是相當困難或相當緩慢的。反觀廣東、江蘇等省份，通過大規模引進外資，高技術產業迅速發展，高技術產業增加值超過科技綜合實力居全國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北京、上海。外商投資高技術產業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可能數倍于其投資本身：一是外商投資型高技術產業創造的高薪崗位對人才的吸引力。二是外商投資型高技術產業在與本土經濟融合過程中其配套效應、溢出效應和示范效應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拉動力。三是外商投資型高技術產業其生產經營中的大量信息對本土企業走向國際市場和實現國際化的推動力。通過國際帶動以優化資源配置，彌補國內要素供給特別是技術供給不足對產業升級的制約以及國內市場需要層次較低對產業升級的制約。因此，在今后一個時期，浙江必須堅定不移地實施國際化帶動戰略。
創新帶動戰略。技術創新是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動力。從浙江的實際看，技術創新主要體現為成果獲取和成果轉化兩個方面。
大企業帶動戰略。以中小企業為主是浙江經濟發展中的一大特色，但從產業升級的角度看有許多不利因素。一是不利于集聚人才、增加投入。二是不利于實施對產業升級有重大推進作用的大項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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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悅,李平．產業經濟學[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90．
劉亞玲.《浙江產業升級的路徑選擇》.浙江.財經論從.2005,5(3):12-21
拓展
"十三五“浙江經濟結構變化分析：民營經濟占GDP比重提高至66.3%
“十三五”時期，浙江奮力打造“重要窗口”，圍繞高質量發展主線，加快理念轉換、動能轉換、結構轉換、效率轉換和環境轉換，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動擁抱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成功實現從傳統的工業化經濟向現代服務型、創新型、數字經濟的轉變，經濟發展持續向高質量邁進。
一、經濟總量躍上新臺階，綜合實力顯著增強
“十三五”時期，全省經濟實力連續邁上新臺階，經濟總量不斷擴大，綜合實力顯著增強。從總量看，2020年全省生產總值達6.46萬億元，是2015年的1.5倍，超2019年居世界第17位的荷蘭，占全國份額為6.4%，列廣東、江蘇、山東之后，穩居全國第四位。從增量看，“十三五”全省生產總值年均增加4221億元，是“十二五”時期的1.3倍。從增速看，全省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5%，高于全國平均增速0.8個百分點，位居滬蘇皖魯閩粵等東部沿海經濟發達省份前三。從效率看，全省平均全員勞動生產率達14.9萬元/人，比“十二五”時期提高47%。
2020年受新冠疫情沖擊和大國博弈影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和省委省政府的精準部署下，浙江上半年生產總值增速（0.5%）由負轉正，全年增速（3.6%）高于全國1.3個百分點，領先優勢比“十三五”前四年平均水平提高0.7個百分點，走出一條漂亮的“V”型曲線，實現了二季紅、半年正、三季進、全年贏的決定性勝利，在重壓下凸顯了扎實的經濟底盤和超強的經濟韌性。
二、經濟結構持續優化，提質增效態勢良好
“十三五”時期，全省經濟結構調整呈現積極變化：一是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三產比重上升，一、二產比重下降，形成“三、二、一”的現代化產業格局。三次產業增加值比例從2015年的4.1：47.4：48.6調整為2020年的3.3：40.9：55.8。第三產業增加值于2016年首次突破50%的比重，2016-2020年保持7.9%的年均增長，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1.4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占據主導地位。
二是工業內部結構不斷升級。工業仍是GDP占比最大的行業，比重超35%。浙江以發展先進制造業為抓手，不斷推進轉型升級，工業經濟實現從“速度領跑”向“質量領先”的蝶變。2020年，規模以上工業中，高技術、裝備制造產業增加值占比分別提升至15.6%和44.2%，比2016年分別提高4.1、5.4個百分點；八大高耗能產業占比降至33.2%，比2016年下降0.8個百分點。
三是現代服務業發展加快。金融業、房地產業和信息傳輸等其他服務業增加值年均增速達9.6%，高于傳統服務業年均增速4.9個百分點，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由2015年的63.6%上升到2020年的70.6%。四是新動能保持高速增長。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蓬勃發展，2016-2020年，全省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分別為4157、4906、5452、6229和7020億元，年均增長15.8%，高于GDP現價增速6.3個百分點，占GDP比重提升至10.9%。“三新”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15年的21.6%提升至2020年的27.0%，年均增速13.2%，高于GDP現價增速6.7個百分點。發揮數字經濟發展優勢，推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雙向深度融合，培育兩業融合新業態新模式，日益成為推動全省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推手。
三、需求結構深刻變化，內生動力不斷增強
“十三五”時期，最終消費逐漸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首。2015-2019年，最終消費、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凈流出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率分別為55.1%、36.7%和8.2%，比“十二五”時期分別提高9.5、-14.1和4.6個百分點。最終消費率從48.1%提高到50.4%，消費超越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2019年，最終消費支出31509億元，比上年增長8.2%，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率59.5%。其中，居民消費23572億元，是政府消費的3.0倍，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率42.3%，比2015年提高13.5個百分點。教育文化娛樂、醫療保健、銀行中介、保險服務等高品質消費占居民消費比重不斷提升，消費市場由政策刺激的發展模式轉為內生增長模式，經濟發展后勁充足。資本形成總額26841億元，增長5.7%，占GDP的比重（43.0%）比2015年下降1.8個百分點。貨物和服務凈流出4112億元，增長3.6%，占GDP的比重（6.6%）比2015年下降0.5個百分點。
四、所有制結構調整完善，體制機制優勢凸顯
浙江是中國改革開放先行地，率先推進市場取向改革。以體制機制創新為引領，我省在充分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基礎上，以民營經濟的發展帶動經濟的騰飛，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揮作用，形成鮮明特色的“浙江經濟”。
國有經濟進一步做大做強，在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主導地位，整體實力居于全國第一方陣。2019年，全省國有經濟創造增加值14054億元，占GDP比重22.5%，比2015年提高2.1個百分點；營業收入2.1萬億元，利潤總額1559.4億元，分別比2015年增長1.0倍和1.6倍。截至2019年年底，全省國有企業資產總額16.9萬億元，凈資產4.6萬億元,分別比2015年增長2.0倍和1.3倍。
民營經濟仍是浙江經濟最靚麗的金名片。面對新冠疫情等各種不利因素，民營企業秉承浙商精神，適應市場“化危為機”。民營經濟份額不斷擴大。2020年，民營經濟創造增加值42800億元（初步預計數），占GDP比重66.3%，比2015年提高1.3個百分點。其中個體私營經濟發展尤為迅速，2015-2019年個私經濟增加值年均增長10.3%，比GDP現價增速高0.8個百分點，占GDP比重從59.5%提高到62.1%。發展質量不斷趨好。2020年公布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96家浙江企業上榜，連續22年居全國第一，涌現出吉利集團、阿里巴巴集團等一批世界500強企業。“十三五”時期，規模以上工業中的民營企業增加值年均增長7.4%，利潤總額年均增長13.2%，分別高于規上工業年均增速0.6和1.7個百分點；規模以上服務業中的民營企業營業收入年均增長20.2%，利潤總額年均增長18.1%，分別高于規上服務業年均增速1.4和4.6個百分點。社會擔當不斷提升。2020年，三分之二經濟體量的民營企業貢獻了60%的固定資產投資、65%的研發投入（2019年數據）、74%的稅收收入、82%的外貿出口和88%的就業崗位，對我省經濟社會各個領域作出了越來越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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