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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優勢、競爭優勢與發展的趕超
[內容提要]比較優勢理論的要義是貿易可能性，而不是貿易效益。比較優勢戰略作為比較優勢理論在發展戰略上的具體運用，并不能保證一國獲得持續、較高的貿易效益。追求貿易效益的最大化是理性國家對外貿易長期追求的目標，只有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獲得貿易的競爭優勢，才能實現發展的趕超。中國比較優勢戰略的實施對貿易水平的提高和貿易結構的提升有積極的意義，應在貿易和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形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新優勢。[關鍵詞]比較優勢，貿易效益，經濟理性，競爭優勢
全球經濟一體化條件下，國家競爭力衡量的一個重要指標是貿易競爭力。發展中國家實現發展趕超，通常需要提升貿易競爭力，獲得持續較高的貿易效益。低層次國內產業結構決定的貿易結構，長期來看，并不能獲得持續較高的貿易收益，從而實現發展趕超。比較優勢戰略是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實現發展趕超的國家戰略，但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建立的貿易戰略和發展戰略，并不能自動實現發展的趕超。
比較優勢理論自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提出以來，為了更好地解釋現實，很多經濟學家不斷對其進行修正，不斷吸取各種理論進行完善，增加了比較優勢理論的說服力。比較優勢理論發展的過程也是理論紛爭交織的過程。從實踐來看，里昂惕夫之迷與產業內貿易的興起，以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差距的拉大，也是比較優勢理論倍受爭議的重要原因。競爭優勢是貿易和發展過程處于相對優勢的一種狀態，它可以保證一國在國際分工中的有力地位，可以在貿易中獲得長期的較高貿易效益。本文在討論比較優勢理論及其戰略的基礎上，探討如何在比較優勢基礎上培育競爭優勢，最終實現發展趕超。
發展趕超與對外貿易效益
獲得貿易效益是理性國家進行國家貿易的根本出發點，也是一國對外貿易的長遠戰略目標。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落后國家實現發展的趕超，需要持續地獲得更多的貿易效益。
1.獲取貿易效益是國際貿易交換的核心問題
經濟理性主義是西方經濟學在經濟分析和由此得出的經濟理論關于人類經濟行為的一個基本假定。所謂理性的經濟行為，是指人在經濟活動中總是受個人利益的驅使，在作出經濟決策時，總是深思熟慮地對各種可能的抉擇權衡比較，以便找出一個方案，這個方案能夠使他耗費給定的勞動或金錢，帶來最大限度的利益。商品交換中的經濟人大多數情況下，總是希望花費較小的交換成本獲得較高的貿易效應，無論是采用壟斷的手段，還是利用信息充分的優勢。貿易效益在物物交換中主要體現在交換比率上；在現代貿易體系下，賣出商品獲得貿易效益主要體現在商品的成本價格對比上。
國與國之間的相互貿易，在絕大部分情況下也必然遵循理性原則，即獲得貿易效益。但國家間貿易效益的獲得，相對于個人來說，較為復雜。發生貿易的兩個國家，既會大量賣出商品，也會大量買進商品。國家貿易效益的獲得，不僅看成本價格比，而且要看用于貿易的商品成本價格差額的相對情況，以及貿易商品的數量。
貿易順差并不能完全說明貿易效益。外貿順差只是表明一國一段時間內出口商品的價格總和超出進口商品的價格總和。從價格成本的角度來看，出口商品盡管可以獲得大量外匯，但很可能是虧損的商品交易，也就是說，出口成本高于其銷售價格；而進口商品完全存在用超過成本的價格購入的可能，從而導致失衡的等價交換。這種情況下，國際貿易數量越大，兩國間貿易效益獲得的差距越大。當一國賣出商品獲益，而另一國賣出商品也獲益，國家間的貿易效益大小則取決于貿易商品的數量對比。當然，不同商品單位數量的獲益情況，表明了交換中獲益能力的大小。因此，貿易順差會導致外匯收入的盈余，但卻不能保證總體貿易效益的提高。
從作為國家間貿易活動主體的企業來看，全球經濟一體化條件下，資本逐利的本性，使得跨國企業的生產場所可以位于非資本所有權的國家。一國商品的出口很可能是非本國企業的出口，這進一步說明了外貿順差不能等價于外貿效益的內在本質。因為，跨國企業的貿易收入需要在資本和勞動力之間分配，這種分配在資本相對于勞動力更為稀缺的國家中，往往會導致勞動力收入的偏低，從而導致商品輸出國貿易效益的減少。
2.實現發展趕超需要持續獲取較多貿易效益
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發達和先進，可以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很多方面的指標進行評價。經濟作為社會發展的基礎，對政治和文化等具有較強的影響，加上經濟指標具有較好的可比性，因此，衡量一國發達程度往往用一系列經濟指標，如經濟總量、人均GDP、產業結構水平、貿易競爭力等。落后國家趕超發達國家，首先和主要的任務在于能否快速發展經濟、提升人民水平、增強國家經濟競爭能力。
全球經濟一體化條件下，一個開放型經濟體，其貿易競爭能力的提高在所有經濟發展指標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貿易競爭能力提高是其他經濟指標增強的表現�？蒲心芰Φ脑鰪姟a業結構水平的提升等都會對貿易競爭能力產生積極影響，反過來，貿易競爭能力提高會進一步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增加資源總量，改善國民福利，并通過對國內各經濟部門的傳遞影響，帶動國民經濟發展的全面提升。20世紀30年代經濟學家羅賓遜(D.H. Robertson)提出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engine for growth)命題，從一個側面說明貿易指標的好壞對其他經濟指標具有較強的影響。
貿易競爭能力最直觀地體現是一個國家能否在對外貿易中持續地獲得較高的貿易效益。單純地貿易擴張并不是貿易效益提高的表現，貿易量的擴大可能是貿易條件惡化下的行為，貿易順差也可能是短期的獲利。持續獲得較高的貿易效益，有兩層含義：第一，貿易交換條件是有利的，單位商品交換獲得的貿易盈余相對交換國來說比較有利；第二，較高貿易效益的獲得是長期的，或者說貿易效益低的情況是短期的。
前面已經分析，開放型經濟體系中，由于貿易條件和貿易主體的影響，貿易效益不等于貿易順差。因此，發展中國家趕超發達國家，需要注重貿易效益的提高。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初期，由于科技實力、科技水平等與發達國家存在差距，這就需要發展中國家不斷提高競爭能力，持續獲得更多貿易效益，才能實現發展的趕超。
比較優勢戰略實現發展趕超的理論與現實
實現發展趕超需要獲得相對較多的貿易效益，而比較優勢只是實現上述目標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從理論上看，單純的比較優勢戰略并不足以保證落后國家實現發展趕超；從實踐的角度看，許多國家比較優勢戰略的實施，并沒有取得理想的發展成績，取得成功的國家也存在不同的理論爭論。
1.比較優勢理論的要義不是貿易效益
李嘉圖提出的經典比較優勢理論，從勞動價值論的角度，論述了兩國兩商品交換的基本模型。這兩種商品的國際價值交換比率，必須在兩種商品各國的勞動價值比率區間內，否則交換不是導致一國損失就是導致一國不能獲得受益。在李嘉圖例舉的葡萄牙和英國酒和布的商品交換中，只要酒與布的國際價值比率，其上限和下限處于兩國國內兩種商品價值比率的區間中，那么貿易就可能發生，這種貿易對兩國都會有益。也就是說，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了貿易發生的條件，其要義是貿易可能性。
用機會成本的大小來解釋兩個生產者之間的貿易關系，相比于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來說有了很大進步。它從專業化的角度，說明分工對于所有生產者來說，都能提高生產效率，然后通過貿易都可能提高社會福利。但貿易比率的大小依然是不確定的，貿易雙方獲利的大小也是不確定的。
要素稟賦論實際上從要素的豐裕程度，進一步解釋了國際貿易的發生。對于某個國家來說，如果某種生產要素豐裕，需求相對于供給來說占有優勢，那么大量使用該要素的商品的成本相對便宜。假設貿易雙方生產的商品是同質的(價格相同)，那么該商品大量使用的要素在哪個國家豐裕，哪個國家就占有相對優勢。不同國家交換各自具有優勢的商品，由于商品質的不同和需求的差異，導致價格的存在差別，從而使得某一交換比率下，貿易雙方獲得不同的貿易效益。
由此可見，比較優勢理論主要從成本角度考慮了貿易的可能性，它的要義并不是貿易效益。大多數情況下，貿易雙方共同發揮比較優勢的情況下，貿易獲取量的大小是不相同的。事實上，由于壟斷、差異化產品等因素的存在，導致商品需求的不對等，從而發生較大的價格差異，由此也決定了交換雙方貿易效益的不同。進一步引申，開展國際貿易對每個國家來說可能會導致社會福利的提高，但不必然導致兩個國家獲得同等受益。也就是說，國際貿易使得單個國家縱向比較有所進步，而橫向比較可能會出現差距拉大。因此，發揮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并不能保證通過貿易交換導致資本積累的速度快于發達國家。
如果進一步考慮全球經濟一體化條件下，資本逐利性流動的加強，那么比較優勢理論實現發展趕超的理論解釋更顯不足。因為，發展中國家交換的主體可能是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貿易交換的效益更多程度上由發達國家所獲得，從而進一步削弱了發展中國家資本的積累速度，或者資本積累更加依賴于發達國家。
2.發展中國家比較優勢戰略的實施
上世紀50年代以來，很多經濟學家對初級產品與工業制成品的貿易條件或非石油出口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得出的結論差不多是一致的，即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在長期是趨向于下降的。例如，一項研究表明，從1900年到1991年，初級產品的相對價格雖然短期波動很大，但長期是下降的，每年大約下降0.6%。另據一些研究表明，在1977—1992年間，非石油初級商品的出口價格相對于出口的制成品價格下降了將近60%，致使1992年下降到90年來的最低點。由于它們的實際出口價格的急劇下降，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出口更大量的初級產品才能換回一個既定數量的進口制成品。一項估計表明，在過去10年中，發展中國家因貿易條件的惡化而支付的額外成本每年達25億美元，結果，第三世界貿易余額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持續地下降，從1981年的558億美元下降到1994年的429億美元。
在1970—1993年的二十多年間，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發生了變化，大多數國家(36個國家中有34個)初級產品出口比重下降了，相應地，制成品出口比重上升了。盡管如此，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出口在全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大，并且很多國家仍然是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與20世紀5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格局基本上相同。
亞洲很多國家被認為是比較優勢戰略成功實施的經濟體，但事實上大多數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并不令人滿意。從國家自身縱向發展的角度來看，東南亞國家通過發揮勞動力廉價的比較優勢的確獲得了較為迅速的發展，但和發達國家的橫向比較，這些國家大多數仍然處于全球產業鏈發展的低端，產業能級還位于較低的水平，產業躍遷的能力仍然缺乏。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成功，是否是比較優勢戰略實施的效果，還存在很大的爭議。有學者認為，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之所以取得成功是遵循比較優勢的結果；而另外有些學者則認為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成功得益于政府的干預，是逆比較優勢戰略的成功。
一般觀點認為，發生東亞奇跡的國家和地區，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經常伴隨著一個強有力甚至是專制的政府。
第二，出口導向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
第三，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方式。如在韓國和臺灣的經濟發展中，一些大企業通過政府干預形成的銀行貸款，在很短的時間里形成了迅速擴張，并在一定的時期內，對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作出了貢獻。
第四，以儒家傳統文化為特征的企業和社會文化。
第五，發揮后發優勢，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實現高速經濟增長。
實際上，就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來看，比較優勢戰略實施的效果，并沒有使得它們的經濟發展和外貿結構得到大幅度提升，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作為少數后進國家和地區成功實現趕超的特例，在外貿戰略和發展戰略上還存在很多爭議。因此，比較優勢戰略的實施，能否使發展中國家實現產業升級，在經濟上趕上和接近發達國家，在現實中很難得到足夠和可信的例證。
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的發展趕超
只要有比較，就會有比較優勢的存在。但建立在低層次基礎上的比較優勢，并不能保證發展中國家趕上發達國家。只有獲得競爭優勢，取得持續而較多的貿易效益，才能實現發展的趕超。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獲得競爭優勢，需要金融體系、技術創新、人力資本投資等戰略措施的保證。
1.獲得競爭優勢是實現發展趕超的必要路徑
只要兩國的要素稟賦不完全一致，就必然存在比較優勢，比較優勢始終相比較而存在。按照比較優勢建立一國的產業結構，并在國際貿易中交換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是貿易得以長期進行的前提。但比較優勢具有層次性，低級層次的比較優勢和高級層次的比較優勢，在國家貿易中獲得貿易效益的能力是不同的。低層次的比較優勢容易被替代，存在周期短，高層次的比較優勢能獲得較多的貿易利益，難以被替代，持續時間長。
邁克爾.波特(1990)認為，一國興衰的根本在于是否能贏得國家競爭優勢，而國家競爭優勢是由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與支持性產業和企業戰略結構與同業競爭四個關鍵因素決定的，即著名的“鉆石理論”。其實，從本質上說，該理論強調的四個要素，核心是要保證生產出來的商品能夠在銷售中實現“驚險的一跳”，以較低的成本或較高的價格實現商品資本到貨幣資本的轉換。更為重要的是，他同時認為，要素是動態的，可以被升級、創造及被特定化，一國真正的競爭優勢主要來源于經過不斷地、大量地投資、創新和升級所取得的高級生產要素和專業性生產要素。
對經濟發展比較落后的國家來說，低層次的比較優勢在發展的初期是必然選擇，但并不能獲得競爭優勢。競爭優勢在貿易中應體現出更多貿易效益、更持續能力的特點，或者說競爭優勢是高層次的比較優勢。從一定角度來看，比較優勢是競爭優勢的基礎，但要形成競爭優勢，則需要比較優勢不斷轉換，要素稟賦逐步升級。
落后國家按照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由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無法成為帶動產業升級的龍頭產業容易導致進口漏出和儲蓄漏出，從而不能帶動本國經濟的發展(高鴻業，1982)。長期處于低層次的比較優勢基礎之上，容易陷入“比較優勢陷阱”。因此，發展中國家能否實現趕超，關鍵是能否在比較優勢戰略基礎上，動態升級，培育和形成競爭優勢，從而不斷獲得較多的貿易效益，實現發展的趕超。
2.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的戰略保證
在比較優勢戰略基礎上，改善要素稟賦，提升產業結構，獲得競爭優勢，需要一些具體戰略的保證。
首先，應建立健全良好的金融體系。發展中國家通過發揮比較優勢，換回外匯資本，獲得更多資本積累。隨著人均儲蓄和外匯儲備的增加，一國內部的金融體系，應能保證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資本。一個良好而發達的金融市場可以為資金的需求者和供給者提供溝通的平臺，從而使得資金順利地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貨幣市場是提供間接融資的場所，資本市場是提供直接融資的渠道。資本市場不發達，單純依賴銀行的間接融資會削弱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資本的渠道。因此，比較優勢戰略的成功實施，需要充滿活力、多元化的金融市場。
其次，應注重商品技術水平含量的提高，增加商品的附加值。任何生產方式都是一攬子要素的組合，技術要素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沒有技術要素作為支撐，除非從發達國家購買技術含量較高的資本品，否則再多資本也不能保證生產效率的提高和成本的下降，只能導致原有產業結構、貿易結構的剛性循環以及原有比較優勢的固化。2006年人均國際收入排行榜中，科威特排在全球23位，但由于技術水平的差異，其貿易效益主要來源于石油的出口，其貿易競爭能力和人均收入與排在31位的韓國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而且這種貿易效益依賴于資源性產品的方式是不可持續的。因此，隨著國內資本稀缺程度的下降，發展中國家應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研發投入水平。
最后，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提高技術水平除了購買技術外，更關鍵的還是在于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人員素質，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強化“干中學”的效果。而提高人員素質離不開教育投資。很多經濟學家認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主要是人力資本積累水平的差距。德日二戰后仍然能夠迅速崛起，原因是他們的人力資本仍然存在。在物力資本投資與人力資本的投資上，2000年，中國二者之比為12倍，韓國是8倍，美國是3倍。正是這種投資比例上的差距，造成了人力資本擁有量的不同，進而造成了生產率的差異以及貿易產品競爭力的差異。因此，發展中國家應隨著國內資本要素豐裕度的提高，增加人力資本投資，加大教育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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