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影響下的長安城市生活—以佛教寺院為中心
摘 要：唐代是中國佛教發(fā)展的一個高峰期，長安作為唐代都城，佛教寺院星羅棋布，與佛教有關的活動更是豐富多彩，佛教寺院成為城市生活的舞臺，朝廷在這里舉行佛事活動，百姓僧眾在這里舉行節(jié)日慶典;同時佛教寺院也成為百姓娛樂活動的重要場所，不論是僧人的俗講，還是廟會中的戲場，都對百姓有吸引力，此外風景優(yōu)雅的寺院還是文人游樂、集會的場所。因此與佛教寺院有關的種種活動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唐代長安的城市生活，見證了長安文明，成為不可忽視的唐代佛教文化組成部分。
關鍵詞：唐代長安城、城市生活、佛教節(jié)日慶典、寺院活動 、
唐代佛教興盛，不僅帝王崇信佛教，廣大平民百姓也崇佛、信佛，佛教世俗化的傾向同時影響到城市生活的各個方面，京師長安不僅是當時的政治、經(jīng)濟中心，也成為文化中心，佛教寺院星羅棋布，與這些佛教寺院有關的活動豐富多彩，顯示了佛教影響下長安城獨特的文化面貌，從而引人矚目。因此，對長安城佛教文化及其影響下的城市生活研究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
一、星羅棋布的佛教寺院
唐長安城是在隋大興城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的，最初由宇文愷設計，基本上符合《周禮·考工記》中“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jīng)九緯，經(jīng)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①的都城設計思想，布局規(guī)整合理，在世界都城史上占據(jù)重要地位。由于佛教的興盛，寺院成為城市規(guī)劃必不可少的景觀，長安城寺院林立，數(shù)目眾多。寺院的布局特點也別具一格，總體上可歸納為：
(一)佛寺遍布城坊。這得益于民眾對佛教的熱衷，“外廓城共109坊，其中77坊設有寺觀，共159座”。②同時以宅為寺的現(xiàn)象較為普遍，即以自己的住宅為寺，而且這種情況下多為達官貴人自愿獻宅，因此坊市內(nèi)一些寺院建筑規(guī)模宏大，裝飾上富麗堂皇，成為長安城文明昌盛的標志。城坊是市民的主要居住區(qū)，這種寺院布局便于百姓就近禮佛，為佛教文化的民眾化提供了條件。
(二)名寺居多。佛教十宗在唐代相繼成立，而其中八個宗派的祖庭均設在長安城。除此以外，長安城還云集諸多高僧，玄奘和義凈都是西域歸來的高僧，他們在寺院譯經(jīng)或者宣揚佛法，使長安城成為研究佛教的中心，在帝王的支持下佛事活動更成為一種全民參與的重要形式，給百姓生活帶來新的內(nèi)容。
(三)以佛塔為主要建制，建筑藝術上結合西方，出現(xiàn)密檐式的佛塔建筑結構，長安城著名的佛塔有慈恩寺塔，岑參《與高適薛據(jù)登慈恩寺浮圖》對慈恩寺的描寫：“塔勢如涌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湊似朝東。青槐夾馳道，宮館何玲瓏。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蒙蒙”。③足見佛塔的引人入勝，“四角”、“七層”即是對佛塔外形的描寫，突出了塔的典型結構。其次為薦福寺塔，即今日的大小雁塔，還有香積寺塔、興教寺玄奘塔，都是典型的佛塔建筑，這些佛塔構成了長安城重要的城市景觀，是佛教文化發(fā)達的依據(jù)，也是城市生活的重要表現(xiàn)形式，使佛教文化因素成為顯像。
二、城市生活的舞臺
遍布京城的佛教寺院成為城市生活的舞臺，帝王們支持佛教，常在此舉行重大的佛事活動，佛教節(jié)日也給長安城百姓生活帶來新的內(nèi)容，體現(xiàn)了以寺院為中心的宗教活動對民眾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的影響。
(一)國家佛事活動
唐代帝王大都提倡佛教，朝廷常常利用寺院舉行盛大的儀式活動，這種活動一般都屬于國事行為，高宗詩《謁大慈恩寺》：“日宮開萬仞，月殿聳千尋�；ㄉw飛團影，幡虹曳曲陰。綺霞遙籠帳，叢珠細網(wǎng)林。廖廓煙云表，超然物外心”。④反映了帝王對佛教的崇敬，認為佛教寺院超然物外，陶冶身心。在重大的宗教活動中，如迎佛骨舍利、高僧玄奘入慈恩寺都有著隆重的禮節(jié)。
貞觀十九年春于弘福寺迎佛骨舍利，百姓皆欣然前往，自朱雀街至弘福寺寺門數(shù)十里間，都人士子和內(nèi)外官僚列道兩旁，瞻仰而立，無不體現(xiàn)了長安城佛事活動的莊嚴和百姓對之的熱衷，這是在國家主導下的百姓參與，對百姓生活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提升了佛教思想在民眾觀念中的地位。這些都反映了帝王對佛教的重視和舉行佛事活動的盛大場面，從上層到下層普遍參與，場面熱烈，也是長安城市生活的特殊體現(xiàn)。
(二) 節(jié)日活動
節(jié)日發(fā)展到唐代已經(jīng)形成比較完備的體系，中國重要的.傳統(tǒng)節(jié)日到這時已經(jīng)確立并形成固定的節(jié)俗，而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其原有的文化因素必然對傳統(tǒng)的文化有所沖擊，由于中國文化有著自身的吸納性和包容性，佛教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逐漸融合，產(chǎn)生出了新的文化因素。德宗詩《中和節(jié)賜百官燕集因示所懷》：“至化恒在宥，保和茲息人。推誠撫諸夏，與物長為春。仲月風景暖，禁城花柳新。芳時協(xié)金奏，賜宴同群臣。絲竹豈云樂，忠賢惟所親。庶洽朝野意，曠然天地均”。⑤又反映了帝王對順應四時節(jié)氣的節(jié)日活動的熱衷。
《歲華紀麗》中《西域記》記載：“摩揭陀國，正月十五日僧徒、俗眾云集，觀佛舍利放光雨花”。⑥這一佛教文化因素與中國傳統(tǒng)的正月十五相結合，出現(xiàn)了正月十五日放燈習俗，也稱上元節(jié)觀燈，至玄宗時期，這一習俗已成為固定節(jié)日，長安城取消夜禁，百姓于十五日觀燈，一派繁榮景象。上至貴族下至工賈，無不夜游，可見這一佛教節(jié)日已在百姓生活中占據(jù)重要地位。
“中元節(jié)”，俗稱“鬼節(jié)”，是佛教徒追祭祖先的祭日，佛教徒將七月十五日中元節(jié)稱為“盂蘭盆節(jié)”，民眾也普遍參與慶賀。唐代宗時，曾在宮廷設置內(nèi)道場，佛寺一般在節(jié)日中要舉行誦經(jīng)法會、放燈等宗教活動，而民眾也于此日聚集寺院，于是形成了僧人講經(jīng)、雜耍、百戲等表演，還有大大小小的廟會活動，都是因百姓的娛樂所需而產(chǎn)生的。此外，四月八日佛誕節(jié)，是唐朝官方正式承認的節(jié)日。陳希烈奏：“大圣祖以二月十五日降生，請同四月八日佛生之時，休假一日”。⑦唐代官定節(jié)日假中，也明確規(guī)定了四月八日給假一天。這些佛教節(jié)俗豐富了中國傳統(tǒng)的節(jié)日文化，也充實了百姓的娛樂活動，使城市習俗產(chǎn)生了新的名詞。
三、百姓娛樂活動的場所
寺院在佛事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成為百姓娛樂的重要場所。寺院舉行俗講，百姓前往參與，長安城中較為有名的寺院都開設戲場，娛樂化功能較強。
(一)俗講和廟會中的戲場
僧人在寺院中舉行俗講，給百姓提供了聽取佛經(jīng)的機會。“俗講是古代寺院講經(jīng)中的一種通俗講唱，流行于唐代。以佛教經(jīng)義為根據(jù)，并增加故事化的成分，以吸引聽眾”。⑧僧人講經(jīng)，是百姓接受佛教經(jīng)義的重要途徑，僧人講經(jīng)以《華嚴經(jīng)》、《法華經(jīng)》、《金剛經(jīng)》、《涅槃經(jīng)》為主要經(jīng)義，結合故事化的成分成為通俗易懂的言語從而為百姓所接受，姚合詩《聽僧云端講經(jīng)》：“無生深旨誠難解，唯是師言得正真。遠近持齋來諦聽，酒坊魚市盡無人”。⑨足見俗講對民眾的吸引力。廟會，亦稱廟市，中國的市集形式之一。唐代已經(jīng)存在，在寺廟節(jié)日或規(guī)定日期舉行，一般設在寺廟內(nèi)或其附近，故稱“廟會”�！侗逼斤L俗類征市肆》引《妙香室叢話》“京師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貨云集，謂之廟會”。⑩可見廟會就是為百姓生活服務的，在廟會中常有百戲和雜技等各種表演，影響了唐代及以后的娛樂活動。戲場也是供百姓娛樂的方式，長安城中比較有名的寺院如慈恩寺、青龍寺、薦福寺、永壽寺都形成了戲場，錢易《南部新書》記載：“長安戲場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薦福、永壽”。11戲場已成為娛樂休閑的主要場所。由于長安城中的寺院集中于坊市，便于百姓加入到各種活動之中，舉行的活動構成了百姓生活的一部分。
(二)士大夫的娛樂場所和娛樂方式
長安城地理環(huán)境優(yōu)越，水系豐富，具備了宴賞游玩的自然環(huán)境。曲江：“龍華寺之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南即紫云樓、芙蓉苑，西即杏園，慈恩寺，花卉周環(huán)，煙水明媚，都人游賞盛于中和上巳節(jié)，即賜臣僚會于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池備絲舟。惟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焉。傾動皇州，以為盛觀”。12通善坊杏園：“為新進士宴游之所，按貞元四年以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fā)，詩試進士。慈恩寺杏園皆在曲江之西南也”。13
寺院環(huán)境優(yōu)美，慈恩寺“仍選林泉形勝之所;寺南臨黃渠，水竹森邃，為京都之最;寺有南池、牡丹、又有凌霄花;寺西院，浮圖六級，崇三百”。14大慈恩寺“塔院有吳道玄、尹琳、尉遲乙僧、楊廷光、鄭虔、畢宏、王維、李果奴、張孝師、韋鑾畫”。15可見與自然環(huán)境結合的寺院頗得文人士大夫得青睞。
對于詩人來講，他們也青睞于依山水形勢而建的寺院，這些寺院往往能給他們提供創(chuàng)作的靈感，他們更喜歡來這里吟詩作賦，因此出現(xiàn)了雅集和結社這種集會活動，文人與寺僧廣泛參與，出現(xiàn)了新的文化形式，對詩歌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寺院的美景也是重要的自然景觀，為文人雅士們的休閑娛樂提供了素材和場所。由此可見，長安城寺院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如果缺少了此，那么唐代的文化生活就會遜色多了。
四、結語
寺院是長安城的重要景觀，作為佛教活動的中心，對城市生活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正如有的學者所言：中古時代，一個寺廟就是一個信仰的集中點與傳播點。寺院成為城市生活的舞臺同時也是娛樂活動的重要場所，無論是在此舉行的佛教節(jié)日還是國家舉行的佛事活動，都可看出各階層人士普遍參與，表現(xiàn)出極大的熱情，寺院布局對民眾生活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帶來新的內(nèi)容，豐富了人們的娛樂活動，成為宴賞游玩的好去處，使長安城市生活呈現(xiàn)出獨特的面貌，同時這一文化因素也成為唐代佛教文化發(fā)達的依據(jù)，不僅在京師長安城，在其他城市也有一定的體現(xiàn)，因此對此問題的探討值得我們繼續(xù)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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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附圖：《考古》78.6期412頁圖三《中國古都和文化》底頁附圖.
�、� 崔記維校點《周禮》[M]沈陽市：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0，第102頁.
② 曹爾琴《唐長安的寺觀及有關的文化》[J]，《中國古都研究》(第一輯)，1983.
③(清)彭定求等編 《全唐詩》[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第943頁.
④(清)彭定求《全唐詩》[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第10頁.
⑤(清)彭定求《全唐詩》[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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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宋)錢易《南部新書》[M]，北京市：中華書局，2002，第67頁.
12(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第86頁.
13(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第65頁.
14(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第68頁.
15(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補記，第1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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