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前……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十四年前，我在東北老家Y市的一個外語培訓機構學過一段許國璋的英語。這是一個韓國人開的私立學校，名字很土，叫“三育”。學校的水準很糟糕，國內教師通常是本地大學或中學教師出來兼職的，外教大都是些口音詭異的菲律賓人和馬來西亞人。經常能看到的場面是，一些學生在“外教口語班”開課后，紛紛趕到前臺表示憤怒，工作人員則慈眉善目地解釋說，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的官方語言確實是英語。有時候，他們還會笨拙地拿出一本臟乎乎的介紹菲律賓的旅游小冊子，“咋還不信呢?自個兒看看吧。”
那時候我剛好失戀，又趕上一個陰冷的冬天，為了緩解負面情緒帶來的壓力，我惡學了二十來天英語，在那個初級班結課考試的時候，考了個班里的第一名。按照事先的約定，我去學校領取數額為幾百元的獎金(我不記得具體數字了，好像是三百元)。一個正方形臉蛋的中年韓國校長告訴我說，這個獎金我們不能給你錢，只能從你學習中級班時的學費里減免，我說那叫“優惠”，或者是“打折”，不叫“獎金”，你們承諾的是給“獎金”。何況，我也沒答應過你們我一定會繼續學習你們的中級班。韓國校長說，我們就是為了讓你們努力學習才設立這個獎學金的，不是為了讓你們得到錢，你們拿了錢去喝酒抽煙什么的就違背了我們設立這個獎學金的目的。我說我對你們的目的不感興趣，我只知道你們說了給獎金就不能在考完了之后改成優惠打折，至于這個錢我拿到了之后是抽煙喝酒還是大魚大肉，都跟你們沒關系。韓國校長把臉拉成長方形，然后說，年輕人，在我們韓國，你要是對長輩這樣沒有禮貌，早就挨打了。
和我無能的前半生的大部分時候一樣，我拿這些西裝革履的流氓完全沒有辦法，我不能抑制地又說了臟話，“我操，你們他媽的怎么這么流氓?”
和那個時代所有受了刺激的“善良市民”一樣，我想到了找報社，我怯生生地生平第一次走進報社，在門口登記的時候，我學著從電視里看到的，對門衛說，我是一個“市民”，我是來“反映情況”的。非常走運的是，接待我的報社記者竟然是我的初中同學，她仔細聽完我“反映情況”，充滿了想來是因對老同學熱心而產生的憤怒;她對我說，我一定徹底揭發他們，下午我就去他們學校采訪一下，核實完情況以后，爭取幾天之內就讓它見報。
出了報社的大門想了想，覺得我還可以再做點什么，干是又去了市教委“反映情況”。一個教委的中年馬臉男斜叼著煙，皺著眉頭，時不時喝口茶，聽了半天后說，好，我們都知道了，你留個聯系方式等我們通知你吧。
就像我從他表情里預感到的那樣，這個人始終沒有跟我聯系。而且后來我試圖再去找他的時候，也被門衛擋在了外面。一周后的壞消息是，《Y市晚報》的同學告訴我說，這個“三育”學校是和市教委合作辦學的一個機構，《Y市晚報》是市委辦的報紙，因此她寫的稿子被總編斃掉了。
我下了很大的決心，才敢走迸Y市法院。在那之前的一個星期里，我每天都對著自己念叨：“傻逼，你總得有第一次吧。”1995年的中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這樣對于第一次嘗試用法律保護自己的權益感到興奮、緊張和好奇，但我想這些躍躍欲試的人里，很多都是受了《秋菊打官司》的影響(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部1993年紅遍全國的電影都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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