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無悔勵志演講稿
我們國家自行研制核潛艇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為了突破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們的包圍、封鎖。為了早日掌握好核潛艇的研制技術，我們國家曾經寄希望于蘇聯老大哥的技術援助。1959年國慶10周年，赫魯曉夫，蘇聯部長會議主席來到中國，我們政府再一次地向他提出研制核潛艇的技術問題。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上有這樣幾句話：中國要研制核潛艇簡直是異想天開。他傲慢地拒絕了中國的要求，說核潛艇技術復雜、要求高、花錢多，你們中國沒有水平，也沒有能力來研制核潛艇。毛主席一聽非常氣憤。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上是這么講，說他，那指的是毛主席啊，憤怒地站了起來，揮動他巨大的手掌，說：“你們不援助算了，我們自己干！”
我們寄希望于蘇聯老大哥援助的夢想完全破滅。這年10月底，毛主席在同周總理、聶榮臻還有羅瑞卿等研究發展尖端武器的時候，毛主席就發出了誓言說：“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就是這句話也堅定了我和我的同志們獻身核潛艇事業的人生走向。
我原來從小的志愿是學醫，想當一名好醫生，繼承我的父母的意愿——治病救人。我小學畢業的時候，正好“七七事變”爆發了，沿海城市的學校大多被迫停辦了，為了求得一個比較能夠安下心來讀書的地方，我和我的同學們不顧交通的困難，徒步走了四天山路，腳都起了血泡。
哪知道日本鬼子轟炸更是頻繁，每一次警報一響，我和我的同學都得被逃難的人潮挾摟著往城外的山洞里面跑。這一天如果是警報不解除，那么這一天就得整整地在山洞里面挨餓一天。一股非常屈辱的怒火在我身上燃燒起來，我想為什么日本鬼子敢這么猖狂，想登陸就登陸，想轟炸就轟炸？為什么我們中國老百姓不能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卻要四處逃難、妻離子散？為什么我們中國這么大的土地，我卻連一塊可以安下心來讀書的地方都沒有？什么道理？這正是因為中國太弱了，弱國就要受人家的'欺凌，受人家的宰割。
怎么辦？我不學醫了，我要學航空，學造船，將來我要制造飛機保衛我們國家的藍天；或者我要制造軍艦，抵御外國從海上進來的侵略。
我是生長在海邊，對海有更深刻的情結，同時為了抵御帝國主義的海上侵略，權衡之下，我進了上海交大造船系。1958年，國防科委剛剛組建，聶榮臻元帥就向中央呈報了關于開展研制導彈核潛艇的請示報告，首批只有29個人，平均年齡不到30歲，挑起了我們國家核潛艇的開拓任務。我有幸是29個人當中的一個，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到現在，我沒有離開過核潛艇的研制領域。
進了研制領域之后，我們面臨的困難不僅僅是國家的科學技術水平和工業生產能力低弱的問題，對于我們來說，更大的困難是我們沒有這方面的人才，一個也沒有。我們缺乏這方面的專業知識，我們手上沒有任何可以參考的技術資料。我們開始很簡單地設想，核潛艇大概就是常規動力潛艇加上一個反應堆就是了，其實完全不然。怎么辦？我們考慮來考慮去，決定從調查研究入手，在浩瀚無邊的報刊雜志里面要去尋找世界保密控制很嚴的核潛艇資料，大海撈針。我們把零零碎碎的資料經過分析、整理，最終匯總成美國核潛艇的總體布局。但是這個東西到底有多少分量可以確信，我們心中無底。
正好在這個時候，我們弄來了兩個美國華盛頓號導彈核潛艇的兒童玩具模型，我們高興極了，把這個模型多次肢解，拆了又裝，裝了又拆。我們發現這兩個模型同我們搜集到的資料基本上一樣，這就大大地增加了我們的信心。沒有條件，或者條件不具備，怎么辦？我們的辦法叫作騎驢找馬。驢沒有馬跑得快，但是沒有馬了，只有驢，那你只能騎驢上馬，邊走邊找，邊走邊創造條件。如果連驢也沒有，那就邁開雙腿也得上路，絕不等待。
就以計算手段來說，那個時候哪像今天啊，一秒鐘多少億次的計算機。我們手上有的只是算盤和計算尺，算盤加計算尺，先打起來。為了計算的結果準確可信，我們只好分兩組同時進行，這兩組計算的結果，如果你得五，我得八，不一樣，那么不是你錯，就是我錯，或者我們兩個都錯。怎么辦？從頭再來，一直要算到兩個組的最后結論一樣，我們才相信你這個計算是準確了。我們的同志硬是咬緊牙關，沒有怨言。
你們大概也曉得，船的重量跟重心是確保船建成后的不沉性跟穩定性，為了確保在生產建造當中，它重量重心嚴格地控制在我設計當中，我們的土辦法，就是在船臺的入口處放了一個磅秤，凡是拿進船臺的，不管是什么都一一過秤，登記在案。施工過程當中那些邊角余料，那些多余的管道電纜，凡是拿出船臺的，也都一一登記。幾年來，我們天天這樣子，我們同志稱之為“斤斤計較”。
新型號的潛水艇在研制最后階段，交付海軍使用之前，都必須進行極限深度的深潛試驗。深潛試驗，它是一個風險性很大，考驗性很大的試驗。一張撲克牌大小要承受一噸多海水壓力，任何一條焊縫，任何一條管道，任何一個閥門，承受不起海水壓力，都會造成艇廢人亡的后果。美國有一條王牌核潛艇，叫做“長尾鯊號”，1963年在做一次深潛試驗的時候，還不到兩百米就沉沒海底了，160個官兵沒有一個生還。乘試人員擔心像美國一樣一去不復返，思想波動較大，有個別人給家里寫了信了，說：我們要出去執行任務，萬一回不來，有這樣那樣未了的事情，請家里代為料理。其實就是遺書。
我們的設計留有足夠的安全系數，試驗過程我們規定的程序是一個深度、一個深度慢慢下降。十米、五米、兩米，然后是一米一米地往下探，絕不蠻干，因此安全是有保證的。我是有充分的信心，但我也十分擔心，擔心是不是還有哪一些超出我的知識范圍之外，我還沒有認識到的潛在危險。我們沒有經驗，那么怎么辦？我說我跟你們一道下去！我下去，不僅僅可以穩定人心，可以鼓舞士氣，而更重要的是在整個深潛過程當中，如果出現了一些不正常的現象，我可以協助艇上及時地采取措施，避免惡性事故的擴大。我是總師，不僅僅要為這條艇負責，更重要的是要為艇上170個乘試人員的生命安全負責。
當這個深度儀的指針指向了極限深度的時候，艇長說了，各個崗位嚴格地把你們周邊的情況好好檢查一下，沒有問題情況之下，我們艇開始上浮了，一直上浮到100米這個安全深度，突然間全船騷動起來，跳躍啊、握手啊、擁抱啊，有些同志都哭了，大家神情非常激動。艇上的快報要我提幾個字，我又不是詩人，我又不會寫詩，但是現場的情況激動得我靈感一來，我拿起筆寫了幾個字，叫作“花甲癡翁，志探龍宮。驚濤駭浪，樂在其中。”
我們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無私奉獻、大力協同”四句話十六個字歸納為核潛艇精神，就是這四句話激勵著我們核潛艇陣線廣大員工知難而進、奮勇拼搏。
大家都清楚，世界上高新尖端技術，尤其對于核潛艇技術，都列入為國家最高級別的機密。我們剛剛參加工作的時候，領導再三向我們強調，一定要確保國家的機密，不容許泄露你們的工作單位。要隱姓埋名、默默無聞，當無名英雄。而且進了這個領域，就得準備干一輩子。如果你犯了錯誤怎么辦？犯了錯誤也不能走，可以在里面打掃衛生。1958年，我從上海上調北京，走前領導只告訴我：你出差北京，幫助工作。我行李也沒有帶，一到北京，我就被留住了。我的父母多次地寫信問我：你在北京哪一個單位？你到北京去干什么工作？我一直閉口不答復。慢慢地，我也同他們的關系淡化了。
1987年，上海文匯月刊有一篇題目為《赫赫而無名的人生》長篇的報告文學，比較詳細地介紹了中國核潛艇總設計師的人生經歷。我把這份報告文學寄給我的母親，這篇文章永遠只提黃總設計師，沒有具體的名字。但是他提了一個，他提了黃總設計師的夫人李世英的名字。我母親一看，文學里面所報告的黃總設計師，就是三十年沒有回過老家，而被弟妹們誤解為不要家，忘記了養育他的父母，不孝的三兒子，我是老三。雖然我母親，她一直深信她的兒子大學學生不可能忘了養育他的父母，但是三十年一直沒有回家，她難免也有怨言。我聽我的妹妹講，我母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閱讀這篇文章，是滿臉淚水呀，我母親終于自豪不已了。她在痛心之余也自豪，她把我的弟弟妹妹們，還有她的子孫們召集過來，只說了一句話，“三哥的事情，大家要理解，要諒解。”知兒莫若母，母親這句話傳到我的耳朵，我哭了。有人問我忠孝不能雙全，你是怎么樣理解的？我說對國家的忠，就是對父母最大的孝。
我們核潛艇陣線廣大員工，他們嘔心瀝血、淡薄名利、隱姓埋名，他們奉獻了一生最寶貴的年華，還奉獻了終生。如果你們要問他們這一生有何感想，他們會自豪地說：這一生沒有虛度。再問他們你們對此生有何評述，那他們會說：自己是中華民族的兒女，此生屬于祖國，此生屬于事業，此生屬于核潛艇，此生無怨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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